史啸虎:粮食大减产下再谈土地集体所有制形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61 次 更新时间:2018-08-05 17: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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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今年我国的夏粮收成一下子减产了约35%,而安徽和河南等传统小麦产区的夏粮则更是减产一大半。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即这样下去中国很可能会发生粮食危机。这是何故?这是因为我们的土地制度改革始终未能挣脱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羁绊而步入了一个土地产权的怪圈导致的。

  

   时下中国农业成本高企,但因完整地权未能回归,农民贫穷和遭受产权及身份歧视的现状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而拥有20多亿亩耕地的中国粮食进口量一直在增加,去年甚至进口了至少1.3亿吨粮食。这表明我们这些年的土地制度改革显然是存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的。

  

   最近几年,学界和理论界在谈及与农民权益有关的理论时总是能出现 “三权分置”这样的词语,并将其认作是农村土地改革的正确方向,还用了中国粮食每年大丰收的数据加以证明。但人们会问:既然如此,为何这几年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却越来越大了呢?显然不能自圆其说。应该说,今年夏粮如此大幅度减产显然不是突发的,而是有一个过程的,或者说,这些年中国真实的粮食产量很可能没有什么多年连增而是逐年减少的。实行所谓“三权分置”改革以来的这几年,中国每年进口粮食总量逐年增加就是明证。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显然,倘追根溯源,问题还是出在我们现行的土地制度上。

  

   为此不久前我曾发表文章专谈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如何形成的,因为我觉得评论或改革一种制度,首先就得了解这种制度的历史,即它是如何形成的?现在我想在中国夏粮大减产态势下再谈一下这个问题,以加深读者对问题实质的认识。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经过土地改革,按照1950年6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的“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将没收和征收来的土地分配给了我国的广大农民(包括土地被没收的地主在内)都分到了按人口面积基本均等的土地。不仅如此,《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还规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1]

  

   七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土地改革虽然在推行的方式方法上存有不少问题,如采取留下极大后遗症的暴力剥夺而不是和平赎买等,但它确实实现了中国农民企盼已久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让广大缺地、少地和无地的农民拥有了一块足以让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体面生活的土地资产,成为了土地的主人。拥有了土地资产的所有权也让农民拥有了与其相应的不受歧视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从经济上说,土地改革使得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获得了解放,从而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比如,粮食产量1952年比1949年增长40%,超过了抗战前最高产量年份的18%。这一成就源于土地所有者与劳动者关系的改变,使农业劳动者焕出空前的劳动激情。[2]

  

   从政治上说,土地改革运动的推行,分得了土地的广大农民拥护并帮助中共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建立和巩固了当时初创的百废待兴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说,没有土地改革(包括1947年颁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实行的土地改革),中共就难以夺取和建立政权。

  

   可是这种情况没过多久就发生变化了。中央于1953年3月公布了其于1951年9月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开始“稳步推进”农村合作化运动。这时的互助合作只是在农用设施、工具和农业生产劳动方面进行合作,土地仍然属于农民个人所有。接着又于当年12月16日,也就是在公布了有关互助合作决议后9个月不到,中共又公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在土地问题上,农业生产合作社还只是实行所谓“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但这个决议已经明确提出今后要实行到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集体农庄)。”[3] 从这个决议也反映出当时的决策者在推行土地集体所有制问题上的急于求成和贪多图大的思想。此后,农业合作社从试办进入发展时期。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当年7月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做的、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等人的“右倾”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政策作了系统阐述,并对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的要求。要求对一年前宪法刚刚约定的并加以保护的土地农民个人所有制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

  

   这个决议将农业合作化运动看成是一次“新的革命阶段的斗争”,并认为“这个斗争的内容,就是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或发展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要解决的问题是新的农民问题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在这种两条道路斗争的视野里,仍然保留农民的土地个人所有权就等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将农民的土地归合作社集体所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4]在这种思想指导和各级政府的强力推动下,经过一场轰轰烈烈但为时仅3个月的短暂的合作化运动,受到刚刚颁行没有多久的1954年宪法保护的的农民对土地的个人所有权便自然地遵循所谓“自愿互利原则”被转变为所谓集体所有制了。[5]

  

   从理论上说,土地的所有权制度必然会影响土地的产出。因为土地的所有权制度必然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土地的投入和管理,也影响到耕种土地的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那么,在农民的土地被强行并入合作社实行所谓土地集体所有制后,是否真的促进了当时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了呢?

  

   前些年,山东大学几位学者(黄少安、孙圣民、宫明波)通过实证分析专门对土地的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们在题为《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中将文革前的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分为1949-1952,1953-1958,1959-1962,1963-1978等四个阶段,用比较详尽的数据作为依据对这些阶段分别加以分析,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1949-1952年阶段,农业总产值出现迅猛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3.81%.土地投入、化肥施用量和农业动力投入有较大幅度提高,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工4.94%、183.33%和27.46%.但劳动投入却下降了2173万人,年均下降4.06%。

  

   1953-1958年阶段,农业总产值和各生产要素投入均稳定增长,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1.36%.劳动、土地、化肥年均增长2.03%、1.11%、89.20%。

  

   1959-1962年阶段,农业总产值锐减,分别比上年下降12.19%和5.80%,1961年虽有好转,但只是比1958年稍有提高(另外一种说法是农业总产值在1959、1960年和1961年分别下降了14%、12%和2.5%)。劳动力平均比1958年减少2%,农业产出年均下降5.6%。

  

   1963-1978年阶段,农业总产值和要素投入增长相对平稳。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03%,化肥、农业动力和财政支持的年增长率分别为49.84%、17.1%和16.45%。[6]

  

   综观这四个阶段可以发现,在实行土地农民个人所有制时期,农业处于一个迅猛发展阶段。而当推行合作化、将农民土地所有权剥夺并开始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时期,尽管劳动力和化肥投入剧增,农业经济发展也仍然出现了停滞,甚至负增长。

  

   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运动意味着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全面战胜了农民的土地个人所有制,当时中共甚至还准备向土地的全民所有制,即土地国有制过渡。这时,农业经济也开始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与上述数据并行的居然是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的非正常饥饿性死亡。

  

   至于1963年到1978年,国家在土地所有制上虽然还没有向农民让步,而且某些时期或某些地区也出现了较大的反复,但也普遍在很大程度上允许农民保留自留地、自留山和自留畜。这是该阶段能够维持较低农业经济水平,农民极度贫穷但还不至于饿死人状况的主要原因。另外,有一点很明确:农业机械和化肥投入数倍的增长,远远没有换取农业产值应有的增长,至少可以说,这些投入在当时的产权制度下利用率其实是很低的。

  

   从法理上说,一国宪法规定的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和亵渎的。但是我们在农村土地所有制问题上的做法则从根本上违背了宪法的精神。比如,1954年宪法第八条明文规定要保护,“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7] 但是几乎从第二年起政府的政策就不再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了。不仅如此,政府还通过强制的政策措施强力推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违宪。

  

   另外,随着土地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1954年宪法所规定的四种所有制形式(即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中的后两种也不复存在了。[8]而且,即便是该宪法规定的第二种所有制形式——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也由于1958年推行了具有“一大二公”更高所有制形式的人民公社导致了合作社的消亡而消失于无踪了。

  

   该宪法的有效期一直延续到1975年1月17日重新改写后取消了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并改写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提法的第二部宪法颁行为止。这样便使得这部宪法所规定的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长期处于法律空置或虚置的状态。这在国际宪法史上估计也是空前绝后的,而且这一法律上如此长时期的尴尬在我们国家整整存在了20年。

  

   根据1978年改写后的宪法,虽然它在第五条说到了实行所谓“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但在其第七条则仍然明确规定了“农村人民公社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这里是自1958年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将所谓人民公社作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最重要载体加以规定以来最后一次的法律规定。

  

   这就是说,这个所谓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从1958年到1978年这么一个漫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将人民公社作为其唯一的载体而存在的。因为就像前苏联正是所谓集体农庄才让它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成为现实一样,也正是人民公社的成立才最终固化了我国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据此我们可以说,没有人民公社就不可能有土地的集体所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是谁都明白的。

  

然而,我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推行的大包干运动最终彻底瓦解了人民公社这个一直载荷着土地集体所有制命运的政社合一的组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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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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