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洪子诚:文学阅读的社会空间与当代精神发展的可能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0 次 更新时间:2018-08-04 23: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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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代替不了。

   这个“何以为人,人将何为”的问题,在我看来,对在座的年轻朋友也是有意义的。你们作为大学生,研究生,读书的爱好者,也面临着要以什么标准来要求自己,要在哪里下工夫的问题。比如,在研究生培养上,我们一直强调,学术研究要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这一点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基本要求;但是问题在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机器人是可以代替的,这样,史料工作的重点就必然转向对史料的创造性分析上,这就要求在创造性思维培养上下功夫。此外,还有一个情感、意志、精神全面发展问题。这两个方面的工夫下足了,才能应对在人工智能发达时代的文学、学术、教育发展的要求。

   这个问题对我也很有意义。我之所以为此而浮想联翩,就是因为它也关系着我作为一个老年学者应如何要求自己的问题。我希望自己晚年的学术研究,能够真正成为“人”的学术,具有创造性,甚至某种开创性,我真的把“胡思乱想,胡说八道”作为理想的人生境界与学术境界,追求不止,死而后已。

   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有了第三个问题,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为了达到这样的“创造人的文学、学术、教育,而不是机器人的文学、学术、教育”的目标,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创作环境,学术环境,教育环境?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前面所讲的一切,都是空话。但今天不准备在这里讨论,希望大家严肃、认真的好好想想。

   以上所说,年轻朋友们听起来,可能有些抽象;那么,下面我就来谈谈我所熟悉、大家也多少有些了解的鲁迅。机器人能够代替鲁迅吗?我想不能。鲁迅为什么是不可替代的?我们读鲁迅到底要学什么东西?我今年出了两本书,一本是《鲁迅与当代中国》,讨论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强调鲁迅是中国整个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另一种思想、另一种声音、另一种存在,也就是另一种可能性”,我们需要鲁迅,就是因为当今的中国,需要像鲁迅那样的具有创造性的异端思维的人。我们今天讨论的这本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新书《鲁迅作品细读》讨论的是文学家的鲁迅。我还是要强调,我们读鲁迅小说,散文,杂文,不是要去学具体的写作技巧,而是要注意他更为独特的,最具有创造性,非他莫属,同样是不可复制,不可模仿,不可代替的,至有点异端的艺术思维、美学观念以及文学语言。这里简单举几个例子。鲁迅有一篇杂文,前面写的都是描述马路上耍把戏的场景,我一边读一边想,这个场景确实描写得好,但这是鲁迅作品吗?别的作家也可以写呀,用我们今天的话题说,机器人也可以写得这么细致、生动。但在文章结尾处,鲁迅突然来了一句:对不起,我把文章题目写错了。我这才赶紧去看文题,赫然写着“现代史”三个字!我这才明白:鲁迅写的是一篇现代寓言:整个中国现代史不过是一场“变戏法”。本来骗人的变戏法和庄严的现代史风马牛不相及,经过鲁迅的妙笔相连,就成了一篇奇文:这样的“在最不相似处发现神似”的荒谬联想是机器人绝对做不到、写不出来的。再比如鲁迅有一个名篇叫《铸剑》,小说前半部都写复仇的故事,最高峰是三个头相搏,写得妙极了,有声有色。但我读到这里也产生疑问:这样的描写别的作家也做得到,这是不是鲁迅呢?果然,小说后半部突然陡转:复仇胜利了,三头相搏变成三头并葬,复仇者和被复仇者放在一个棺材里招摇过市。这样的“复仇之后的命运”的追问,绝对是鲁迅式的,别的作家写不出来,机器人更不要说。

   再看鲁迅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大家都觉得,鲁迅作品最好的是《阿Q正传》、《狂人日记》:这几乎成了“公论,定论”。但鲁迅却说,这几篇(还有《药》)锋芒毕露,不够从容;自己最好的小说是《孔乙己》。这里就有一个鲁迅独特的美学观念,可以称之为“从容美学”,这同时也是他对文学的理解:感情太激烈的时候是不能搞文学的,文学是很宽裕的条件下的一种产物。这样的文学观、美学观恐怕至今也还没有被读者、甚至鲁迅研究专家所理解,是出乎大家意外的。

   还有鲁迅的语言。鲁迅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人的内心深处一些真正深刻的东西,是语言难以表达的,这正是文学创作一个根本困境。鲁迅恰恰要挑战这个困境,用他的独特的语言创造来表达一般语言所不能表达的东西。因此,鲁迅的很多语言是反语法、反修辞的,看起来“不通”,恰恰是鲁迅语言的创造性的表现,这样的“不通”的语言机器人写不出来。比如大家熟悉的“百草园似乎确凿是我的乐园”这一句,把“似乎”和“确凿”这两个矛盾的词语并置,语文老师会说这是一个病句,但鲁迅恰恰是要借此来表达童年的自己和百草园之间的复杂感情、缠绕关系,也是非鲁迅写不出来的。

   举这些例子,就是要回答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读书,比如读鲁迅作品,要“学什么”?就是要用心体味他的特殊的,不可替代,不可模仿,非他莫属的创造性思维,创造性艺术构思,创造性语言表达方式。这样,对我们自己也成为机器人不能替代的创造性的人,就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就是“学以成人”。

  

五、我说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是精致的个人主义者的

  

   高远东:如果说钱老师更像堂吉诃德的话,洪老师是有点像哈姆雷特的。

   洪子诚:把我和这个形象联系在一起好像不大合适。不管莎士比亚原著这个人物是什么样子,在后来的解读中已经赋予他哲学的内涵。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很大原因是“天生”的。我60年代初第一次上课的一个学生,南通大学教授陈学勇,他很了解我,说我这个样子“不是处世,不是修养,不是道德,乃性格”。“性格”后面可能还得加上“弱点”。我其实很想坚强,当机立断,就是力不从心。

   但是我同意钱老师说的,理想的人格,人的精神状态,还是要丰富些。这包括宽容,对人性弱点的理解,对人的经验的重视。前面说的《一九三三》这本书,里面很有趣地比较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他说,“意大利人从经验中认识自己,德国人则事先给自己准备一个‘世界观’”;还说,意大利人对个人自由和人性弱点有不可磨灭的了解和透彻体会,而这些却是德国人想要除去的。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分析是否得当,不过,如洛维特说的纳粹时期的德国,满是“僵硬,死咬着嘴唇,紧绷得像面具”的图片,确实是个不正常的年代……

   钱理群:我经常对自己很不满意。我觉得我有三大弱点:第一个我说我是“无文化的学者”,我对古代文化、外国文化修养不足,这方面我觉得洪老师比我强;第二我是“没趣味的文人,琴棋书画一概不感兴趣,洪老师懂音乐,我就不懂。我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我关心的只有精神问题,世俗的事情我一窃不通。这反过来影响我的学术,我不可能真正进入鲁迅、周作人世界,因为鲁迅、周作人是有文化的学者,又是有情趣的文人;第三,大家看我们的学术著作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学术个性很不一样,但是也有一些共同的追求,比如我们都希望把文学史写得更复杂一点,显示文学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我觉得这方面洪老师比我做得好,因为我这种性格实际上把所有问题都单纯化、理想化了,我这个人喜欢讨论、思考大问题,但同时也有一个大毛病就是太喜欢用大词,这个其实是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影响,有革命的影响在里面,赵园、黄子平他们批评我就是这个,他们更欣赏洪老师。

   读者:钱老师有一句很热的话,就是现在体制培养的学生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我现在还是很困惑,因为在体制中如果想获得一些东西,就不可避免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钱理群:这个话实在传得太厉害了,我把我的本意讲一点。大家注意,我说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是精致的个人主义者,有意识地把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区别开来。在我看来,个人主义是需要的,维护个人的权利,满足个人的物质、精神要求,是有充分合理性的。这正是在座诸位比我们要强的地方,我们这一代太强调集体主义,无条件的牺牲自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这个方面,我们有很惨痛的教训,所以我对今天的青年追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是持支持同情态度的,我不反对个人主义。精致利己主义者的问题是他把个人利益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我批评的是两个现象,一个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失去了信仰,唯一支持的东西就是个人利益,另外我更重要的批评是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是最懂得依附和利用权力达到个人利益,他最能够和这个体制适应,因此也得到体制的重用,它实际上成为腐败的基础。

   当然这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有一个前提——必须有一点的社会条件,社会条件不具备,我讲那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完全没有妥协,但我强调的是即使妥协也要有底线,我觉得精致的利己主义就超出了这个底线。

   再把话题扯开一点,其实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过。我当年曾经收到一个大学生的信说,我现在遇到一个最大的困难,毕业的时候学校规定每个人必须对某件事表态,不表态就不能毕业,但是表态,我就说假话,我该怎么说?我经常收到这样的信,很为难,我当然可以简单回答:你绝对不能说违心的话。但这个学生如果真的这么做了,就毕业不了,饭都吃不上,而我还当我的教授,这是违背我做人原则的。经过反复思考,就作了这样的回答:第一要说真话,这本来就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说真话就是很高的境界;说不了真话,第二个选择沉默不说话;但是有的时候沉默也不允许,你必须说话,必须说假话,不说假话影响你基本生存,这个怎么办,我说你可以说假话,但是你必须有三个底线不能过——第一,你必须清楚,分清是非,说假话是不对的;第二,必须是被迫的,而不能为了自己的私利,主动说谎,那就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没有区别;第三,绝对不能伤害他人。生活在现实中有许多妥协,但是要把握底线,有些底线是不能过的。

  

六、孔夫子是当下最不幸的人,鲁迅反而是最幸的人

  

   读者:不管从文学角度,还是从思想角度,怎么能够让中国人意识到有很多的文化是要进步的,而不是一说爱国就要回到封建社会?还有,广东有个女德班,在我们学校就是《二十四孝》和《弟子规》让学生不断背诵,这个不知道您认同还是不认同?

   钱理群:读《二十四孝》我是反对的,明确反对。现在要提倡国学,我是赞成的,因为时代不一样了,鲁迅那一代是古书读得太多,束缚了思想,所以必须不读古书,而我们是古书读得太少。但是我觉得可惜的是,在中国所有这些都变成演戏,玩游戏。今天的国学热中,真读真学的当然有,但在许多人那里,却成了演戏,成了时髦的游戏。我始终想不通,《论语》篇幅并不长,文字也不深,许多人就是不肯下功夫读原著,偏要去读于丹的东西,这真不可理解,不可思议。老老实实读《论语》,我是赞成的,而且是鼓励的。

   我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孔夫子是当下最不幸的人,鲁迅反而是最幸的人。因为当年鲁迅被捧得很高,这是鲁迅的大不幸,而今天鲁迅的接受进入了正常状态:愿意读就读,不愿意读就不读,鲁迅的价值在那里,用不着宣传,总有人读,而且因为是自己要读,就会真读,认真读。孔夫子不一样,今天的孔夫子变成赚钱的工具,政治的工具,大家都嚷嚷要继承孔夫子的传统,嚷嚷而已,其实还是鲁迅当年说的,不过把孔夫子当作“敲门砖”。自己要读、真读的并不多。我常想,孔夫子如果知道他在当今中国的命运,一定极其难过。

我觉得你作为老师,应该好好引导孩子读中国古典的东西,要读经典原著,而且是一字一句地认真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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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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