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升:它已经成为融入我们血液中的文化基因

——学生负担成因的社会规范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4 次 更新时间:2018-08-03 18:07:57

李红升  

  

   摘要:中国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和儒家思想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历史遗产,而有关教育和学习行为的社会规范则是这一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对教育和学习的极度重视,其倡导的精神和功利兼而有之的学习激励机制、平民教育理念以及因此而衍生出来的社会流动理念,对学习习惯培养,尤其是儿童学习习惯培养的重视,以及高扬“头悬梁、锥刺股”的苦学精神等,在在都演化成一种社会规范,并如同融入在我们血液中的文化基因一样,被一代代人所遵从和传承。因此,今天的学习负担问题,其源头就是上述的社会规范,换言之今日的学习负担也是一种历史负担。如同学习负担可以解读成学习成本或者人力资本投资一样,历史留给我们的是文化负担、文化遗产还是文化精华,也端赖我们每个人的解读视角。

  

   在之前的一篇评论中[①],我指出了中国现行的中、高考规则与田径比赛一样,二者都遵从按竞赛名次给予奖励的锦标赛规则,在这种规则下,学校、学生和家长如同田径场上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必然会不遗余力地追逐比赛名次。所谓的学习负担,说白了就是学生和家长为了参与竞赛而做出的努力。如果借用经济学概念,学习负担也可以看成是学生和家长共同付出的学习成本,这一成本既可能是金钱,也可能是时间,甚至也可能是由于焦虑等因素而产生的心理成本。由于学习负担或学习成本是为了增进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知识,是未来安身立命的本钱,因而它实际上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相对于更加负面的学习负担和中性的学习成本而言,人力资本则完全是正面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家长一面怨气冲天,抱怨学生作业太重(学习负担的角度),一面又极其大方,不吝投入(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当我们看惯了激烈的田径比赛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这种锦标赛式教育机制的竞争是何等残酷!借用马克思精妙而略显夸张的比喻,这一竞争撕去了任何温情脉脉的面纱,使得所有的学生、家长和学校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竞技场上的对手和竞争关系。

  

   当然,将负担问题归之于锦标赛规则可能过于偏颇,也与广泛的国际经验相背离。纵观世界各国大学的招生,无一例外都遵从锦标赛规则(具体的规则远比中国灵活多样),但除了我们的东亚近邻外,没有哪个国家会像我们这样围绕学习负担问题展开全民性的大讨论,也没有哪个国家如此郑重其事、屡次三番地出台学生减负政策。事实上,大多数国家压根就不存在学习负担过重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学习负担”不够,即如何千方百计地让中小学生更努力的学习(加大“学习负担”),以提升教育质量的问题。在美国,朝野人士更是一致认为,美国中小学生在数学成绩和能力上相对糟糕的表现,可能会影响美国未来的竞争力。显然,锦标赛规则并不必然导致学生负担过重,也不是学生负担过重的唯一原因。除了锦标赛规则外,一定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这些原因或许更本质、更关键。

  

   那么,还有那些因素造成了,以及如何造成了今日异常突出的学习负担问题呢?如果不能对其成因给出可信的解释,就不可能在制定减负政策时对症下药、药到病除。相反,只会如教育主政者接二连三的减负政策那样,要么没什么大用,要么“好心办坏事”,使得教育的扭曲状况更加扭曲。在我看来,学习负担问题有着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更深层次的原因。从历史方面看,学习负担的成因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其中,两个因素最为关键:一个是世代相传的关于教育和学习行为的社会规范,另一个是与之形影不离的科举制。下面的分析主要关注社会规范,科举制以及当前的现实因素留待以后讨论。

  

   社会规范往往与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规范相联系。风俗习惯源自人们在长期和反复的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自发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潜移默化于人们的内心,并被历代的人们所沿袭和遵从。陈规陋俗也是风俗习惯的一部分,但风俗习惯更多的是我们日程生活的行为指引,它让我们不必随时随地面对烦人的选择问题。伦理道德规范则涉及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判断,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如何处理复杂的长幼尊卑之类的社会关系,以及如何辨别是非﹑善恶﹑好坏、褒贬等﹐并据此指引自己的行为方式。与口号只是停留在嘴上不同,伦理道德规范必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否则就成为心口不一的伪道学。社会规范与法律一起构成社会秩序的两大支柱,但与成文的法律制度相比,二者也有着重大的不同:前者虽然有国家暴力机器的加持而凛然不可冒犯,但其实却极其脆弱,不论是废止一部旧法律还是颁布一部新法律,长则数年,短则几个月就可以完成;后者虽然依赖于人们的自觉和道德良心而看起来极其柔软,但却极其耐久,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内都难有大的变化。正是这种不同,中国历史上的圣君贤相才会推崇“以德治国”而非“以律治国”,因为后者不仅容易导致暴政,而且也远远没有社会规范来得牢靠和经济(法律需要耗费皇家库银来供养一个庞大的第三方执行机构,社会规范则无此项支出)。

  

   可以说,社会规范体系[②]在传统的君主制时代处于国家治理的核心地位;在社会规范体系中,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则处于整个社会规范体系的核心;在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中,有关教育和学习行为的社会规范则处于核心地位。儒家关于教育和学习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体系极其庞大,在此难以展开,故而只能撮其大要而言之:

  

   一是儒家对教育和学习的重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无论是先秦经典还是之后两千年的儒学经典,与学习有关的箴言和名文华章可谓数不胜数。以《论语》为例,该书可谓关于学习和教育思想的百科全书。从“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再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数十条学习箴言贯穿于通篇。其他如《大学》、《中庸》、《孟子》、《荀子》以及之后儒家著作中,也都有不计其数的关于教育和学习的箴言和名文华章。随着历代士子对这些箴言和名文华章倒背如流、口口相传,它们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规范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使如草莽出身的朱元璋,也只是将嗜杀成性作为权宜之计,而将教育与学习作为治理天下和培养接班人的正途。

  

   二是儒家在学习方面推崇精神和功利的兼而有之的激励机制。儒家思想认为,学习是精神享受和世俗功利主义的一种调和,也是工具和目的一种调和。一方面,儒家认为获取知识和道德体验的学习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愉悦和享受,这种愉悦和享受也是学习目的之所在。 因此,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另一方面,儒家也赋予学习以极强的功利主义和工具性色彩,如同“学而优则仕”所揭示的那样,学习的目的就是为官,学习则成为为官的阶梯和工具。儒家这种将精神和功利、目的和工具相调和的理念,实际上也是针对学习的一种精神和功利兼而有之的激励机制,并演化成一种学习的社会规范。

  

   三是儒家高度重视平民教育和社会阶层流动。与欧洲过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教育往往与贵族、僧侣特权相联系不同,中国自孔子起就倡导平民教育的理念,孔子有“有教无类”之说,孟子有“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之乐。在平民教育理念下,无论是各级公立学校(上到朝廷的国子监,下到府州县学以及官办书院),还是由乡绅、宗族开设的私塾蒙馆,无一例外都向平民阶层开放。平民教育理念还衍生了社会各阶层竞争和流动的理念,士大夫家庭为了保持其社会地位而崇奉“诗书传家”,中产家庭则崇奉“耕读传家”,商人阶层为了赢得与其经济地位相当的社会地位,往往会让子弟“弃贾从儒”,在社会底层,则广泛崇奉“寒门出学子”,期望通过“苦学”跻身社会上层。可以说,无论贵贱、无分世家寒门都认识到,教育是决定一个人或家庭未来社会经济地位的决定性因素,让孩子接受教育以参与社会地位的竞争,就成为一种被历代所传承的社会规范。

  

   四是儒家高度重视学习习惯的培养,尤其是儿童学习习惯的培养。“自小看大”是一个惯用语,反映了儿童阶段教育对一个人一生的重要性,因为一个人能否培养良好的习惯,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个年龄段。对此,我们的祖辈们心知肚明。以蒙学为例,蒙学的对象是如今幼儿园和小学年龄段的学生,开蒙的流行教材是《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幼学琼林》等类的读物。蒙学教育的目的与其说是读书识字,更不如说是学习习惯的培养。试想一下,一个七八岁的学童每天诵读“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 [③]这样的励志故事,他能不被感染并以此为学习榜样吗?当然,学习习惯的培养不止有励志故事,先生手中的戒尺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学童不能按先生的要求端坐听讲、温书写字,那么像戒尺敲打之类的体罚就不可避免。正是励志故事和戒尺的双管齐下,一个淘气包也可能变成苦学、力学和意志顽强的好学生。事实上,上述培养方式也被一代代传承。在今天,《三字经》之类的开蒙读物依然是幼儿和小学生最重要的课外读物,所不同者,戒尺和暴力性体罚被更加柔软的口头批评和罚站等所代替。

  

   上述社会规范在现代影响如何呢?有一个重要的比较教育学证据,即海外华裔子女在学习上的总体表现往往比本地同龄学生要好,这一差别在中小学更为明显。其原因当然不像有些国人炫耀的那样是华人的先天聪明,这种解释与以优劣人群的种族主义没什么两样。真正的原因与华裔学生与当地学生在学习上的付出和努力程度有关:华人学生更加刻苦用功,也会上更多的课外补习班,而且华人父母对学生的督导更加严厉和尽责。由于海外华裔面对的教育和学习环境与母国迥然不同,但却与母国在教育和学习行为上保持高度的一致性,那就只有一个解释,即我们都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与教育和学习行为有关的社会规范,这些社会规范如同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文化基因一样,被我们所继承,即使漂洋过海,也不会有橘生淮南淮北之异同。

  

小   结

  

   中国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和儒家思想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历史遗产,而有关教育和学习行为的社会规范则是这一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对教育和学习的极度重视,其倡导的精神和功利兼而有之的学习激励机制、平民教育理念以及因此而衍生出来的社会流动理念,对学习习惯培养,尤其是儿童学习习惯培养的重视,以及高扬“头悬梁、锥刺股”的苦学精神等,在在都演化成一种社会规范,并如同融入在我们血液中的文化基因一样,被一代代人所遵从和传承。因此,今天的学习负担问题,其源头就是上述的社会规范,换言之今日的学习负担也是一种历史负担。如同学习负担可以解读成学习成本或者人力资本投资一样,历史留给我们的是文化负担、文化遗产还是文化精华,也端赖我们每个人的解读视角。

  

   [①] 李红升:“一种扭曲代替另一种扭曲:评中学减负政策”,爱思想网。

   [②]由于不能像法律条款那样形成正式确定的文字,因而社会规范的确切内涵容易引发歧义和争议,但这不妨碍人们在一些核心问题上达成共识。

   [③]紧接着是“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每一段都是一个精彩绝伦的叙述与说理相结合的励志故事。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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