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海外华人移民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3 次 更新时间:2018-08-03 14: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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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  

  

   自1840年到1940年,大约有2千多万中国人告别家园,去往他国,或短期居住,或长期定居,他们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其规模之大,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19世纪、20世纪全球大移民的背景下,也相当引人注目,仅次于同一时期5千6百万的欧洲移民和3千万的印度移民。这群华人背井离乡,跨越国界,足迹遍及拉美、澳洲、东南亚,北美等地,在五大洲的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华人社区。对于这个庞大的海外华人移民群体,学术界一直不乏关注。不过,大部分研究都考察的是华人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很少有研究思考华人海外移民如何影响了中国。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陈珮珊(Shelly Chan)教授的新作《离散祖国:全球大移民时代的现代中国》则从一个新的角度,阐释了海外华人移民与近现代中国的关系,并通过海外华人与中国的联系,将近代中国的历史放置在了全球史的背景下重新加以审视。

海外华人移民史:从国家叙述到“离散”研究

  

   海外华人,虽然足迹遍及全球,其生活轨迹也往往跨越几个国家或社会,但对他们的研究,过去主要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进行的,他们或被视为暂时居住在他国的中国社会中的一员,或被视为美国、加拿大的某个少数族裔,抑或是东南亚各国的华裔居民,他们的故事往往被割裂在不同国家各自的历史叙述中。对于他们的研究,过去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史、海外华人华侨史、以及美洲华人史这三个亚领域中。陈珮珊的新作也是在试图与这三个亚领域进行对话。

   中国近代史论著虽间或提及海外华人,但对他们的关注非常有限,海外华人只是短暂地出现在其叙述的某些重要时刻,比如他们支持辛亥革命,为抗日战争捐款等。在这些有限的叙述中,海外华人并没有被视为历史发展的主体,他们的作用仅仅是为中国提供需要的资源。陈对此批评说,这种研究其实是复制了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曾经用于研究中外关系的“挑战—冲击模式”,也即中国发出号召,某些海外华人响应。这一模式在中外关系研究中已经遭到了批评,但在中国近代史涉及海外华人的研究中却还没有引起应有的反思。

   传统的华人华侨研究领域(the field of overseas Chinese),主要关注的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移民。东南亚地区有着最多的海外华人人口,自10世纪以来,就陆续有中国居民去到东南亚,或朝圣,或从商,或出使,或务工,其移民活动被认为比近代全球移民浪潮早了好几个世纪。由于这些早期移民主要依靠家庭、乡里和宗族而非政府的支持,并且中国政府自明代以来,一直到19世纪末都一直对出海移民持反对态度,所以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尤其是在关于早期东南亚海洋贸易的论述中,很少会涉及华人与作为政治单位的中国的关系,学者们关注的是华人是如何参与了印度洋的海洋贸易。到了冷战时期,在东南亚地区排华反共政治环境的影响下,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强调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只会招致政治上的风险,所以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考察华人对当地社会的认同和影响。

   海外华人移民另一个主要移入的地区是美洲,尤其是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关于美国华人的研究开始于1980年代,受民权运动和族裔研究的影响,美国学界的一群移民学者们最先开始关于美国华人的专业历史研究。由于种族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一直视在美华人为无法融入美国社会的“外国人”,所以为了谴责这一说法,扭转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形象,研究美国华人历史的学者,往往会刻意否认华人只是暂时居住在美国的“旅居者”(sojouner)。他们强调,华人虽然遭遇了种族歧视和排外,但最终仍然成功地融入了美国社会,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员,并对美国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民族国家叙述下的海外华人移民研究,虽然不乏重要的学术意义,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强烈的目的论色彩。按照陈的说法,在这些民族国家叙述中,海外华人与其移出地的联系被视为一种“包袱”和“过去”,当华人移民“卸除”了这一“包袱”,克服了他们的“过去”,他们终将被吸收和融入进当地社会,变成华裔。这样的一种研究路径显然简化了移民的生活经历,忽视了移民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近年来,随着跨国史和全球史的影响,对于海外华人移民的研究,也经历了跨国转向。一些学者开始从“离散”(diaspora)这个视角研究海外华人群体。“离散”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原意指在世界各地散播种子,它最早被用来描述离开故土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社群和他们的经历,后来又有学者将其用于研究被强制带到世界各地的非洲黑人,以及亚美尼亚人的移民。在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影响下,“离散”这一概念逐渐泛化,它不再与某些固定的族群相联系,而是被用来挑战对于民族国家、文化和身份认同等问题过于单一和僵化的认知,强调跨文化背景下身份和文化的多重性和流动性。由于“离散”这个概念与“中心”相对,暗含有从中心向各地发散,但始终与中心相关联的含义,比如迁居各地的犹太人对“应许之地”耶路撒冷的想象和向往,所以这个概念用在移民研究中,往往用来强调移民虽然迁居他处,但仍然与其故土或者移出地维持着各种各样的联系。

   近年来“离散”这个概念也被应用在了海外华人移民研究中,学者们考察了华人与其故乡或者故国的联系,并注意到了华人在经历和身份认同上的多元性。他们发现,很多海外华人及其家庭往往在不同社会间流动和游走,他们的认同和文化也往往是多元而混杂的。还有学者强调了华人移民的社会网络,分析了华人是如何借助家族、乡里的力量来实现移民,以及什么样的跨国社会组织帮助不同地区的华人之间维持了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但是,对于海外华人移民群体的“离散”研究很快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王赓武和史书梅等学者认为,这种强调了华人与故国联系的“离散”研究,某种程度上是将华人的身份本质化和固定化了,它错误地建构了一个同质的华人群体,并想象这个群体一直与中国维持着某种程度的联系。学者们担心,这样的叙述会为种族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提供新的口实,让他们借此指责华人对当地社会的不忠诚和不融入。对此, 陈珮珊认为, 虽然种族主义需要批评,但是对种族主义的批评不能以牺牲历史的想象力,忽视了人类过去的多元性和矛盾性为代价。因为,漠视海外华人与中国的联系并不符合历史事实。陈注意到,在过去的历史上,确实存在某些时刻,海外华人移民与中国建立了联系,他们视中国为其祖国,或者中国视他们为“华侨”,也即居住在海外,但却与中国保持着联系的“离散华人”,尽管这种联系有时候仅仅停留在话语层面。那么,如何理解海外华人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呢?

  

海外华人与中国:从“离散社群”到“离散时刻”(diaspora moment)

  

   陈认为,将海外华人视为一个固定的群体,当然过于僵化,不仅政治上有风险,并且也未必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并非所有族裔上属于华人的人都认同中国,也不是所有的时候,人们都会产生这种认同。但是,陈并不认为海外华人移民研究应该完全放弃“离散”这个概念,她认为这个概念依然有其解释力,只是需要将对“离散”的理解从一个固定“族群”转换为一些“历史时刻”,因为她发现,在过去的历史上,确实存在某些历史时刻,海外华人与中国建立了某种程度上的关联,中国变成了海外华人的祖国,而有了祖国的海外华人则变成了“离散华人”。为了理解这一历史现象,陈引入了“离散时刻(diaspora moment)”这一概念。所谓“离散时刻”, 指的是在某些历史节点上,海外华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上升到了一定的讨论层面,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个人或者是政策上的回应,她称这些历史时间点为“离散时刻”。在这本书中,陈指出了五个重要的“离散时刻”:(一),19世纪中期拉美等地爆发华人契约劳工危机;(二)20世纪20、30年代暨南大学筹划组织南洋研究;(三)20世纪前30年南洋知识精英林文庆复兴儒学;(四)20世纪50年代广东侨乡进行土地改革和实施新婚姻法;(五)20世纪50年代广东地区安置归侨。她在书中分别用五章详细分析了这五个“离散时刻”。她特别指出,这五个时刻并非就是所有的“离散时刻”,只是它们代表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重要的转折,由于过去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讨论,较少涉及到海外华人问题,所以陈希望从“离散时刻”这一视角,重新审视海外华人如何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在陈看来,离散华人与作为祖国的中国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共生对照的关系。陈注意到,中国历史上往往用”华侨”来指称散居世界各地,但又与中国保持关联的“离散华人”,而“华侨”这个概念能够很好得体现出“离散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在对“华侨”一词作语义上的考证时,她注意到,“华侨”一词由两个部分组成。“华”指的是民族和种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19世纪末才产生,而“侨”在过去往往指旅居, 也即短时间居住和访问的意思,比如“侨居”。到19世纪末,华和侨这两个字组合在了一起,用来形容居住在中国以外,但又和中国保持关联的人。在陈看来,这个概念的出现,不仅表明中国政府正式接受了移民海外的正当性,更重要的是,它与“祖国”的概念一起,意味着民族国家与其海外移民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共生对照的关系。 因为只有有了祖国这个“华”,才会有散居各地的“华侨”,而“华侨”的“侨”所蕴含的短期侨居的含义,又意味着,祖国是散居各地的华人的一个永恒的中心。虽然在过去的历史上,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这两者发生关联的时候,当身处不同时空中的海外华人变成了祖国的“华侨”或者说“离散华人”时,这种关联不仅反映了对于中国的各种不同的想象和重构,同时也体现了海外华人对中国发展的影响。陈对拉美华工危机的讨论对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第一章中,陈讨论了19世纪拉丁美洲的华工问题。关于美洲的华工,学术界已经有了不少讨论,早年有学者强调华工对北美铁路建设的贡献,近年来又有学者开始挖掘华工在拉丁美洲的古巴、秘鲁等国的历史,这些既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重新发现一直以来被西方学术界所忽视的华工对美洲资本主义发展做出的贡献。在陈的书中,她并没有否认华工做出的贡献,不过她更关心的问题是,美洲的华工问题如何影响了现代中国,她认为,19世纪中期出现的曾经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拉美华工危机,迫使当时的清朝政府进入到了以西方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现代国际社会之中,并认识到了“主权”的意义。19世纪中期,英美等国先后结束了非洲黑奴贸易,并陆续终止了奴隶制,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大发展所需的大量廉价劳动力, 拉美的古巴、巴西和秘鲁等地的种植园希望引进大批华工作为契约劳工,1847年,古巴招募的第一批华工抵达哈瓦那,秘鲁也于1849年开始输入华工。此后不到30年时间,拉美地区的华工总数超过了20万 。但是由于传统上华人已经形成了以家庭和乡里为单位的移民模式,并且当时华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地理位置上距离华南地区较近的东南亚,或者是收入更高的北美西部地区,很少有人愿意主动去往遥远而又陌生的拉美,所以当时不少华人是通过诱骗和绑架等手段被强行带到拉美的,并且,不论是在去往拉美的运输途中,还是到达种植园之后,华工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华工在拉美的死亡率非常高。

对此,华工自身进行了各种反抗,他们不仅策划了多起暴力起义,还持续不断地向清政府写信寻求救援。同时,国际社会也注意到了华工的非人待遇,国际媒体对华工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讨论。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改变了以往对移居海外和出洋务工不闻不问的消极政策,第一次派出使团前往秘鲁和拉美调查华工情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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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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