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日本宪法保障制度设计的不同思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 次 更新时间:2018-08-03 13: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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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让普通法院进行司法审查、让宪法法院进行宪法审判, 使得非集中型和集中型能够根据国情进行适当的组合。这种趋势也反映到日本宪法学界的有关讨论之中。[28]

   (三) 政治博弈将决定混合模式的前景和组合方式

   在日本围绕改宪与护宪的讨论中, 违宪审查制的制度设计如何兼顾现行制度和实践、适当处理普通法院与宪法法院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一个焦点议题。在2004年11月发表的自民党宪法调查会的改宪大纲初稿拟定在关于主要统治机构的第5章里对司法审查制进行如下修改:

   “司法法院在认为存在违宪问题时请求宪法法院进行审判。”

   后来发表的众议院宪法调查会最终报告虽然指出对设置宪法法院仍存在不同意见, 但强调多数人持赞同态度。[29]由此可见, 日本宪法秩序今后的变迁似乎基本上倾向于采取混合模式:另行设置宪法法院对违宪法律、命令等进行审查和纠正, 而普通的司法法院仅有权移送或提起宪法诉讼, 而不能直接进行判断。

   但是, 在这里仍然存在许多变数会影响最终决策。例如自民党新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要纲就一反过去的方针, 明言“不设宪法法院”;而参议院宪法调查会最终报告也仍然停留在指出关于违宪审查制存在意见分歧的中立姿态上。

  

   注释:

   [1]详见牧英正·藤原明久編『日本法制史』 (东京:青林書院、1993年) 345-351頁、稲田正次編『明治国家形成过程的研究』 (东京:御茶の水书房、1966年) 、稲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的研究』 (东京:有斐閣、1979年) 、安田浩·源川真希編『明治憲法体制』 (东京:东京堂、2002年) 。

   [2]1891年5月11日, 沙俄帝国皇太子尼古拉·亚力克山德洛维奇在访问日本滋贺县大津市时, 遭遇担任卫戍工作的警察津田三藏行刺, 头部负重伤。日本政府出于外交考虑, 拟根据刑法关于针对皇室犯罪的第116条严惩, 判处被告死刑。但是, 在事件发生三日之前刚就任的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认为刑法中的皇室概念仅限日本国内, 因此对外国皇室的犯罪只能按普通的谋杀罪论罚。政府坚持既定方针, 命令大津地方法院中止预审, 并向大审院的法官施加压力, 而儿岛院长以维护“司法权的威信”为由, 坚决不让步。最后, 审判庭根据刑法第292条而不是116条断定被告犯谋杀罪, 应判处无期徒刑。参阅古川純「大津事件児島惟謙と『司法権の独立』」『法学教室』第121号 (1991年) 28-29頁。

   [3]1910年5月24日, 长野县某厂保安听到有职工制造炸弹破坏稳定的消息立即报告警察署, 并通过长野地方法院检察厅拘留了嫌疑人。经过审讯, 嫌疑人供认有暗杀明治天皇的计划, 于是大审院检察厅扩大侦查范围, 确定被告26人, 经过秘密审理, 尽管证据不足、大多数被告只有批判性言论而已, 仍在1911年1月18日判处24人死刑 (其中12人近期内执行, 12人以特赦改判无期徒刑) 、2人有期徒刑 (分别为8年和11年) 。担任大审院检察官的著名法律人平沼麒一郎后来在回忆录中认为对参加谋议的三个嫌疑人的定罪是可以质疑的。许多人甚至认为这是一起冤假错案或者“原心定罪”。参阅多田辰也「大逆事件---司法による思想統制」『法学教室』第121号 (1991年) 32-33頁。

   [4]小林直樹『閱讀憲法』 (小開本叢书, 東京:巖波書店、1966年) 187頁。

   [5]宮澤俊義「日本國憲法誕生の法理」『憲法の原理』 (東京:巖波書店、1967年) 375頁。

   [6]据田中英夫『憲法制定過程覚え書』 (東京:有斐閣、1979年) 3頁。

   [7]参见前注[6], 田中英夫书, 第4~5页。

   [8]据戶松秀典『司法審查制』 (东京:劲草書房、1989年) 23頁。

   [9]参见前注[6], 田中英夫书, 第9~14页。

   [10]关于佐佐木教授提倡设置宪法法院的学说内容以及佐佐木宪法草案的来龙去脉, 佐藤幸治『現代国家と司法権』 (有斐閣、1988年) 227頁、231-232頁进行了精当的概括和分析。

   [11]详见奧平康弘『憲法裁判の可能性』 (东京:岩波書店、1995年) 100頁以下。

   [12]同上, 第101~102页转引。

   [13]详见奧平康弘『憲法裁判の可能性』 (东京:岩波書店、1995年) , 第103~104页。

   [14]参见前注[6], 田中英夫书, 第39页以下。

   [15]前注[6], 田中英夫书, 第22页。根据上述史实, 有学者把日本国宪法的成立过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1945年8月-1946年1月, 由日本独自进行制宪的准备;后期是1946年2月-10月, 以制定麦克阿瑟草案为转折点, 美国占领军当局的意图起主导作用。见大石真『憲法史と憲法解釋』 (东京:信山社、2000年) 103頁。

   [16]摘自前注[11], 奥平康弘书, 第107页。

   [17]同上, 第108页。

   [18]详见前注[6], 田中英夫书, 第159~163页。

   [19]这一理解不仅是法学界的通说, 也为最高法院的判决所确认。在1950年做出的关于违反粮食管理法案件的终审判决中, 最高法院明确指出:法官在使用法律和法令审理具体诉讼案件之际对该法律、法令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判断, 是宪法赋予所有法官的职责和职权。见最大判昭和25.2.1刑事案件判例集第4卷2号73頁。上述立场的宪法根据是第98条, 即“本宪法是国家最高规范, 违反宪法条文规定的法律、命令、诏敕以及关于国务的其他行为的全部或部分均不具有效力”。由此可以推论各级法院的法官均享有违宪审查权。

   [20]见最判平4.4.28『判例时报』第1429号91頁。

   [21]见最大判昭和60.11.21民事案件判例集第39卷7号1517頁。

   [22]例如最大判昭和34.12.16刑事案件判例集第13卷13号3225頁关于驻扎美军是否违宪的砂川案件的判决、最大判昭和35.6.8民事案件判例集第14卷7号1206頁关于解散众议院的阁议决定是否违宪的苫米地案件的判决。

   [23]参阅大久保史郎「憲法裁判と憲法訴訟論 (上) 」『法律时报』第70卷第1期 (1998年) 45-46頁。

   [24]A.C.欧普勒『日本佔領と法制改革』 (内藤濑博等譯, 日本评论社、1990年) 75-76頁。

   [25]即: (1) 关于杀害尊亲属加重处罚的刑法条款违宪的判决 (最大判昭和48.4.4) 、 (2) 关于药物法限制配置距离条款违宪的判决 (最大判昭和50.4.30) 、 (3) 关于众议院议员定数不均衡违宪的判决之一 (最大判昭和51.4.14) 、 (4) 关于众议院议员定数不均衡违宪的判决之二 (最大判昭和60.7.17) 、 (5) 关于森林法的共有林分割限制规定违宪的判决 (最大判昭和62.4.22) 、 (6) 关于邮政法的赔偿责任限制规定违宪的判决 (最大判平成14.9.11) 。

   [26]参阅伊藤正己『裁判官と学者の間』 (东京:有斐閣、1993年) 。

   [27]有关学说的内容, 参阅野中俊彦等『憲法II (第三版) 』 (东京:有斐閣、2001年) 256頁。

   [28]例如永田秀树「歐洲の憲法裁判所と日本の憲法裁判所構想」『法律时报』第70卷第1期 (1998年) 36-41頁。

   [29]见『朝日新聞』2005年5月1日第10版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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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交大法学》2017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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