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华:社会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对天津、长沙、西安、兰州四城市居民的调查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 次 更新时间:2018-08-03 11: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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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少华  

   摘要: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以天津、长沙、西安、兰州四城市居民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城市居民中,网络政治参与已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网络行为,但参与程度偏低,而且参与方式以政治信息获取为主,网络政治行动的参与度不高。研究还发现,除政治信任外,社会信任、社团参与、在线关系网络规模和网络互动强度等社会资本变量,均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说明从社会资本理论视野分析和解释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是一种较为有效的理论路径。但是,在线弱关系网络规模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是负向的,这意味着,在分析在线关系网络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时,仅仅考虑关系网络规模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关系网络的性质和结构。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互联网强大的突破边界、信息交流和社会互动潜能,拓展了政治参与的实践空间。乐观者认为,互联网为政治生活引人了新的活力,改进了政治参与的方式和手段(Bannister&Remenyi,2003), 提升了政治信息传播的速度与数量,降低 了网民获得政治信息的成本,方便了网民的人际接触 、政治信息交流和讨论,因而有助于提升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水平(Bimber,2000)。Skoric等人认为 ,网络互动的便捷、低成本、容易获得更多信息、跨时空限制、方便在线交流等特点,都有利于促进在线政治参与(Skorie,Ying&Ng,2009)。Weber等学者发现,在网络空间中与他人互动频繁的用户,更容易介入到请愿、给政府写信等政治活动中( Weber,Loumakis&Bergman,2003)。而Mossberger等人发现 ,经常收发电子邮件与参与投票之间呈正相关(Mossberger,Tolbert&McNeal, 2008)。

   政治参与“要求个体参加活动并与他人互动”(凯茨、莱斯,2007:15),因此在网络政治参与研究中,社会资本被许多学者视为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林南认为,对社会资本的理解虽然存在着不同的理论趋向,但这些不同理论趋向对社会资本的理解,有共同的基本含义,即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林南,2005:18),而“因特网和电子网络的兴起标志着社会资本的革命性增长”(林南,2005:227)。Resnick认为,互联网特别适用于培植社会资本、扩张社会网络、发展集体认同、增进群组成员之间的信任(Resnick,2001)。Willia ms发现,网络互动不仅有助于维持线下社会资本,而且有助于发展出新型的在线社会资本(Williams,2006)。虽然互联网在促进强关系上作用有限, 但有助于发展弱关系,拓展和加强桥接型社会资本(Williams,2007)。不少学者发现,网络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增长,对政治参与有促进作用。例如Polat认为,互联网有助于地理上分离的社会团体,如兴趣小组、宗教团体、单身母亲团体等开展有效的社会沟通,从而促进他们的政治参与(Polat,2005)。Kobayashi等学者的研究发现,网络社会资本不仅会显著地影响在线政治参与,而且能够加强线下政治参与(Kobayashi,Ikeda&Miyata,2006)。沈菲(Fei Shen)等人基于2003年、 2005年和2007年“世界互联网项目”中国区的数据,发现在中国大陆,网民的网络互动规模与网络意见表达之间存在着正相关,虽然政府的网络管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公开表达的意愿,但网络互动建构的松散网络,仍对政治参与有正向影响(Shen,2009)。李亚好基于对天津、上海、广州三个沿海发达城市网民的调查,发现网民的网络互动规模与网络意见表达、在线交流政治意见等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通过网络互动建构的关系网络,对政治参与有着正向影响(李亚好,2011)。不过也有研究者担心,互联网使用会侵蚀社会资本(Kraut,Patterson,Lundmark&Kiesler,eta1.,1998)和社区联系( Zamir&Etzioni,1999),减少公民论辩和对话(Sunstein,2001),从而减少网络使用者的政治参与活动。Quan—Haase等调查 了北美政治网站访问者,发现网络互动虽然增加了网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渠道,但并没有提升他们的实际政治参与水平(Quan—Haase&Wellman,2004)。而Schen~le和Nisbet则发现,网络互动阻碍了在线社会资本的扩展和政治知识的获取,降低了网民的投票参与度( Scheu~le&Nisbet,2002)。

   依据社会网络、互惠规则及信任的性质,帕特南把社会资本区分为黏结型社会资本和桥接型社会资本。有学者尝试基于上述视角,研究不同类型的在线社会资本是否会对政治参与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Skoric等人研究了新加坡网民的在线社会资本和政治参与,发现在线桥接型资本与在线政治参与呈正相关,但与线下政治参与不相关,在线黏结型社会资本与线下政治参与呈正相关。他们认为,互联网使人们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容易,而且参与在线活动不需要太多成本;互联网上多种多样的观点,会促发信息接触者重新思考并检验传统媒介信息;网络使得人际互动超越物理空间限制,有共同兴趣和想法的人,能够方便地在网上形成在线社区。所有这些原因,都在客观上提升了人们的在线桥接型资本,从而促进了网络政治参与(Skoric,Ying&Ng,2009)。

   在重视社会资本的学者眼里,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对政治参与有着积极影响。其中以林南 、科尔曼(James S.Coleman)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个体层面的社会网络和资源的重要性,从这一视角分析网络政治参与,其理论逻辑是强调社会关系网络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强调互联网能够促进人们的社会交往,扩大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从而增加政治参与活动,提升政治参与程度。而以帕特南(Robert D.Putnam)、福山为代表的集体社会资本理论,则强调公民参与网络、信任和互惠规范的重要性,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从这一视角分析网络政治参与,其理论逻辑是强调信任、规范、网络及社团参与等对社会合作、社会行动及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帕特南,2001)。基于这种集体社会资本的理论逻辑,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会信任与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呈正相关关系。社会信任程度越高,网络政治参与度也越高。

   假设2:社团参与与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呈正相关关系。社团参与程度越高,网络政治参与度也越高。

   纽顿(Kenneth Newton)认为,虽然对政治机构和政治领导人的政治信任对公民的政治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之间完全不存在密切的相关性(纽顿,2012),因此本研究把政治信任作为影响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一个独立变量,尝试提出假设3。

   假设3:政治信任与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呈正相关关系。政治信任程度越高,网络政治参与度也越高。

   同时,按照个体社会资本理论的逻辑,社会个体的关系网络规模和强度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行动者的在线关系网络规模,与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在线关系网络规模越大,网络政治参与度也越高。

   假设5:行动者的在线互动强度,与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在线互动强度越高,网络政治参与度也越高。

  

数据与变量

  

   本文的分析数据,来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公民网络行为规范及引导抽样调查研究”课题组在天津、长沙、西安、兰州四城市进行的多阶段分层抽样调查。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案,每个城市的抽样分区、街道、社区(居委会)三层进行,每个抽中的社区随机调查25户,在抽中的户中以年龄在18—60周岁之 间且生日最接近调查日期并使用互联网的家庭成员作为调查对象。实地调查工作在2011年11月一20l2年1月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1466份,回收有效问卷11 9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1.2%。其中天津273份,占22.9%;长沙292份,占24.5%;西安298份,占25.0%;兰州327份,占27.5%。男性562人,占48%;女性608人,占52%。年龄均值为32.5岁,标准差9.5岁。受教育程度均值为13.01年,标准差2.581年。

   (一)因变量

   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是本研究的因变量。我们将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定义为网民在 网络空间中通过各种方式了解政治信息,讨论政治议题,表达政治意见,开展政治行动以影响政治运作与结果的行为。依据Bimber(1998)和Delli Carpili( 2000)等学者的讨论,网络政治参与的核心内容包括搜寻政治政策信息、与他人讨论政治议题、表达政治意见等。而Polat则从作为信息资源库的互联网、 作为互动空间的互联网、作为虚拟行动领域的互联网三个方面,梳理了学界有关互联网对政治参与影响的讨论(Polat,2005)。基于这些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把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划分为政治信息获取、政治意见交流表达、政治行动三个维度,并通过深度访谈搜集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测量指标,最终发展出包括“访问政治新闻网站”“阅读谈论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博客/微博”“和网友讨论政治话题”“参加网上投票”“在网上表达自己对政治议题的看法”“在网上对政府工作进行评价”“参与和政府官员的在线交流”“参与在线抗议活动”等8个指标的量表,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进行具体测量(黄少华、姜波、袁梦遥,2016)。

   (二)自变量

   1.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

   帕特南等学者强调信任是社会资本 的重要内涵和维度。帕克斯通在研究美国的社会资本时,更是直接用信任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包括对同事的信任、对宗教组织的信任、对教育体制的信任以及对政府的信任。怀特利在研究社会资本时,着重考虑了两种类型的信任:对个人(包括家人和一般意义上的他人)的信任以及对国家的信任(赵延东、罗家德,2005)。本研究对信任进行测量,也包含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两个层面。学界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对社会信任的实际测量 ,大多从行为意向角度询问被访者对他人的信任程度,本研究也采用这一策略,询问网民对“家人”“同事”和“陌生网友”等交往对象的信任程度。政治信任的测量,则通过询问被访者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公检法司法机关等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来展开。

   2.社团参与

   帕特南强调,“对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而言,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有名无实的会员 ,而是积极投入的会员”(帕特南,2011:53)。因此本研究对社团参与的测量, 注重实际的社团参与活动,通过询问是否经常参加由各类社团(如俱乐部、志愿 团体等)组织的相关活动来进行。具体测量指标包括:体育/健身活动、文艺娱乐活动、旅游/休闲活动、宗教信仰活动、公益/义务活动、专业学会/行业协会活动、同学/同乡/战友联谊活动等 。

   3.在线关系网络规模

社会网络理论将社会关系区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与弱关系提供的主要资源是信息不同,强关系提供的资源则主要是人际信任与人情偏好(边燕杰等,2012)。本研究以是否经常通过互联网进行互动来测量关系网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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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六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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