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乡村振兴战略与中国扶贫开发的战略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 次 更新时间:2018-08-01 23: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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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扶贫开发在近年来获得了巨大的反贫困成就, 但同时也面临着深刻的机制创新与战略转型。论文基于对习近平同志扶贫开发思想的学习和研究体会, 从赋权和社会公平正义、城乡和区域统筹、多元化社会力量动员等方面, 对内生式扶贫和精准扶贫的深刻内涵与推进模式进行了深入论述。论文的结论是, 要立足长远, 进行系统、深刻的制度创新与机制创新, 实现脱贫的机制化和可持续化, 要防止形式主义扶贫, 注重内生力量的培植。

  

包容式 (普惠式) 增长、机会均等与赋权

  

   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其中扶贫攻坚是其核心内容之一。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向全世界宣布:“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 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确实, 中国在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实现了高速的增长, 人均收入与国民福利有了极大的提升, 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历史性成就。但同时, 习近平同志在历次讲话中也强调:“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 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由于我国国家大、各地发展条件不同, 我国还有为数不少的困难群众”。对贫困人口大规模存在这样一个事实, 我们要保持高度清醒的认识, 要在制订发展战略与发展目标、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时刻想到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人群与族群不平衡、贫困人口集中等严峻状况, 使我们的政策不偏离这个基本事实。

   (一) 反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特征

   近年来, 扶贫工作成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得到了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国情极其复杂、发展不均衡的社会主义大国, 反贫困是一项艰苦的使命。我国扶贫问题不是一个局部的、枝节的、锦上添花的工作, 也不仅仅是贫困地区的工作, 而是一个事关全局的、核心的、与全国所有地区都有关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贫困成就巨大,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更是进入反贫困的快车道, 为世界反贫困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扶贫工作已经完成, 扶贫工作不仅是我国现阶段的重要工作, 且消除贫困也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习近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 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 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 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那也不是社会主义”。“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把扶贫开发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来认识, 把“共同富裕”和“消除贫困”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二) 好增长与坏增长

   我国在近几十年中实现了快速的、甚至是超高速的增长, 直到今天, 中国仍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发展”是新中国的主旋律, 实现经济的赶超式发展, 从而以最快的速度赶上并超过西方发达国家, 成为中国几代人的梦想。而实际上, 我们也正在成为全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且有望在不远的将来实现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目标。但同时, 我们要对单纯追求发展速度与经济规模的“唯发展主义”观点给以足够的警惕与批判, 正是由于片面强调“发展”速度与规模, 不重视或忽视了“发展”所引发的社会公正问题与经济结构问题, 忽视了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和代际公平问题, 才使得我们在近几年的经济发展中遭遇到诸多挑战与困难。

   什么是好的增长?好的增长是平衡的增长, 要实现人群之间的均衡、族群之间的均衡、职群 (不同领域不同职业群体) 之间的均衡、区域发展之间的均衡。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实行了整个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区域的不均衡和人群的不均衡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整个经济提供了活力, 促进了资源和要素的流动, 从而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同时, 社会的不均衡发展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从而给整个社会带来更高的运行成本, 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局部的危机逐渐显现, 这就给我们执行多年的非均衡战略提出了警示。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虽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但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别太大, 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反过来阻碍了经济的更好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增大了发展的阻力和成本。

   (三) 实现包容式 (普惠式) 增长

   好的增长一定是包容式、普惠式的增长, 也就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 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群众也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 (福利) , 从而使所有民众都能在经济增长中获得福利的帕累托改进。反之则是“排斥性增长”, 即经济增长只有益于那些拥有一定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个别人群, 而无益于中下层人群, 尤其没有改善底层人民的境况, 甚至使低收入人群的福利状况恶化。这种排斥性增长, 不仅是坏的增长, 而且是一种社会成本极其高昂的增长, 有可能引起巨大的社会摩擦与社会震荡。因此, 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 “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 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 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 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和懈怠, 必须再接再厉,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迈进”。

   (四) 赋权、改善民生与提升可行能力

   阿玛蒂亚·森认为, 贫困的发生, 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可行能力”的丧失与剥夺, 使得贫困者因不具备基本的能力而陷入贫困不能自拔。可行能力包含着一个人改变自己境况、适应周遭社会的最基本的能力, 如认知能力、判断能力、应对挑战的能力、创新的能力等等。但“可行能力”的获得, 需要以一个人获得基本的权利保障为前提, 需要比较系统的制度支撑。如果一个人的受教育权、医疗和社会保障权、创业权和信贷权、迁徙和其他自由选择权受到损害、不能得到保障或被剥夺, 他的可行能力就是残缺的, 就不能应对来自外界的挑战, 有可能陷入贫困。所以, 要有效减贫, 首先要加大“赋权”的力度, 要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不被侵犯和剥夺。对于这一点, 习近平曾多次强调:“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 回应人民期待, 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居住等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了保障, 反贫困就具备了坚实的基础, 人民尤其是底层人民的可行能力就会逐步得到提高, 这是反贫困的基础工作, 也是核心工作。

   (五) 机会均等与社会公平正义

   “赋权”的基本含义是赋予每一个人以平等的权利, 其隐含的前提是机会均等, 一个公平的制度, 其标准不是结果的公平, 而是机会的公平, 规则的公平。因此, “赋权”的核心是实现机会均等, 这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因而机会均等必然是扶贫工作的核心要义之一, 也是进行任何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的核心目标。笔者曾经提出过“制度供给型扶贫”这个概念, 实际上, “制度供给”的核心就是“赋权”, “制度供给”的目的也是实现“机会均等”, 即每个人都通过制度供给而获得了平等的参与权、发展权。因此, 我们在扶贫工作中, 首先要考虑通过制度供给与制度变革来实现贫困人群获得平等机会, 为此, 要深刻变革和创新农村教育制度、农村医疗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村信贷制度等, 革除现有制度中的一些弊端, 使农村的这些制度得以创新, 从而给贫困人群实现自我的机会, 这才是最根本的扶贫, 最到位、最深刻、最有效的扶贫。现在很多地方在扶贫方面做表面文章, 而不考虑在制度供给层面进行深刻的、系统的、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变革, 这样的扶贫是无效的, 即使暂时脱贫也不具有可持续性, 往往很容易返贫。

  

  

统筹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 推动内生式扶贫, 实现全面小康


   (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准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我们国家既定的伟大发展目标。但是如何来衡量小康社会呢?这要全面地看中国的发展情况, 要看到广大农村是不是得到发展, 特别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是否得到发展, 而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中, 不能忽视边疆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是否得到发展。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提到:“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 没有贫困人口的脱贫, 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扶贫标准线以下。如果是那样, 就既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 也影响国际社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同时, 中央近年来也特别重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扶贫, 认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一环。可以说, 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进程中, 少数民族的脱贫是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没有少数民族的脱贫和实现小康, 就没有全国的小康, 因此, 要全面实现小康, 必须加大对广大农村社会的扶持力度, 保证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得到发展。

   (二) 实施差别化、倾斜性政策, 外生力量与内生力量相结合

   老少边穷地区历史欠账多, 基础条件差, 要进行有效的扶贫开发, 就必须因地制宜, 采取政策组合拳的方式, 综合性地解决贫困人群脱贫问题。首先, 要对老少边穷地区实施差别化政策。差别化的区域政策, 意味着要对老少边穷地区实施特殊的财政税收政策、产业推动政策、农村发展政策, 要通过区域之间和各微观主体之间的对口支援政策以及资源配置的优化, 把有限的财力和资源向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生态保护区倾斜。第二, 要把外生力量和内生力量结合起来, 即习近平所说的“把政策动力和内生潜力有机结合起来”。政策动力指来自外部的政策推动力, 包括各种优惠政策、激励政策、补贴政策、转移支付政策等, 这些政策构建了有利于贫困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外部条件;同时, 还要激发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发展的内在动力, 实现贫困地区的自我脱贫, 这就是“内生式扶贫”的最核心的内涵。以前我们在扶贫中着重于外力的推动, 重视吸引外部的资金、外来的干部驻村, 利用对口扶贫引入各种外来资源, 但光有外部的因素是很难实现扶贫效果的可持续的。内生式扶贫就是要激发和动员贫困地区自己的信心和动力, 要激发贫困人群内在的力量, 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 扶贫要内外发力。

而要实现内生式扶贫, 重要的还是要找准贫困地区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 通过发展优势特色产业, 依托产业基础进行具有可持续性的自我脱贫。产业的发展要基于一个地方的实际情况, 要深刻分析和认识本地区的禀赋和优势, “一个地方的发展, 关键在于找准路子、突出特色。欠发达地区抓发展, 更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做好特色文章, 实现差异竞争、错位发展。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一样, 都要努力转变发展方式, 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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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农村金融研究》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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