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读书与治学

——2012年在人大历史系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0 次 更新时间:2018-08-01 11: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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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 (进入专栏)  

  

   我个人的学习和工作经历非常特别,我常常说是不足为训,因为很少人有我这样类似的情况,所以我今天所讲的内容可能与你们学的有点不太一样。我讲课有个习惯,就是欢迎你们随时和我讲话,如果我讲得不对或者你觉得没有兴趣,你们可以跟我说。

   我今天打算讲四个问题,每个问题都会提我的一个看法与大家商榷,我讲的也不一定对,供大家参考。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经历。我原籍在江南,不是北方人,可是我生在北京,我是在北京读的书。我们那时候读书的环境、各方面的条件都和现在在座的各位不太一样。

   我从中学时代开始说吧。我是北京汇文中学的。汇文中学是北京早期的近代中学之一,到今年为止已有152年的历史,不过它不是北京最早的中学。当初成立时它不是单纯的中学,其实是一个书院。它是非常著名的,包括了小学、中学乃至现在的大学。汇文中学的大学部就是后来的燕京大学。我父亲就是汇文中学的学生,所以我也就读汇文中学。我是1945年入学,1951年毕业的。

   毕业后我就考到了清华大学,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希望学数理逻辑,所以我就找了北京最好,也是全国最好的数理逻辑大师金岳霖先生。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湖南长沙人,包括有些文献都这么说。他确实在湖南长大,可他实际上不是湖南人,他应该是浙江绍兴人。1951年我入学,想跟着金岳霖先生学数理逻辑。我入学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52年,全国有一个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运动。院系调整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清华就开始变成了一个多学科的工科大学,所以清华不但没有了文学院,连理学院也没有了。清华当时有六个学院,其中有一个后来变成了航空学院,那就是现在的北航,它就是清华的航空学院分出去的。所以说按照当时的调整,我应该到北大。可是我没有去北大,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学了甲骨文,学甲骨文后我自己做了一些工作。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将一个特殊工作交给了中国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就是做殷墟甲骨的缀合。原来,上海的郭若愚先生编了一部殷墟甲骨缀合的书,把稿子送给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而郭沫若又将稿子交给了考古研究所。那时的考古研究所刚成立不久(是1950年成立的),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先生问陈梦家先生:“你看看这稿子。”陈梦家先生一看完稿子,就向郑所长报告,说:“这个工作还可以继续做一做,里面有些还不全面,也有的需要纠正,我知道有一老一少,可以做这个工作。”郑所长就对陈梦家先生说:“好啊,那你就帮我把这两个人请来吧!”老的这位就是曾毅公先生,少的就是我。所以他们就把我调到了考古研究所,这就是我参加学术研究的开始,那时我是19岁,也就是1952年开始工作。

   我在考古研究所工作了两年,到1953年完成了《殷虚文字缀合》。正好那时科学院决定成立历史研究所,我就转到了历史研究所。我在历史研究所一直工作到2003年,然后调回我的母校清华大学。我从1952年开始工作,今年是2012年,我一共工作了60年。清华校长蒋南翔先生提出“要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这个我完成了,而且现在我还健康地活着。

  

   一、夯实基础,视野开阔

   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我希望你们在学术道路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既坚实又广阔的基础。

   说实话,我对当前的教育有一个看法,就是我不赞成在中学进行文理分科。此外我特别不赞成一件事,就是把数理化合编成一个“科学”课程。当时有人征求我意见,我就认为这个特别的不好。因为任何现代的科学,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它们的最基本的特点,其实就是两条,一条是它逻辑的严密性,一条是它的实验性。这两条就是现代科学的基础。如果你学了物理、化学,却没有了解它原本的逻辑结构,那你就不能体会到科学的真理。

   我觉得现在如果说强调文理分科,缩小你基础教育的知识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不利于学术发展的。这恰好与现在国际化教育的方向相反。国际教育的学科越分越细,所谓细化。那么越细化的话,就越需要一个坚实而广阔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形成的最好时间,在我看来,应该是高中时期。如果高中这个基础还没开始形成,那么至少也应该在大一开始,就是你的知识面不能那么窄。

   以我自己为例吧,汇文中学本来是一个美国的教会学校,但是在1945年后它已经很少有外国人了。可是这个学校的英语还是很好的,这所学校的老师包括中国老师都是一流的。其中有一个教过我父亲的老师叫陈福田,他在中国的历史上应该大书特书,因为他居然发现了英文字母E在标准英文中的一个音,这个音在韦氏音标系统里居然没有,他因此一举成名。他把这个告诉了韦伯斯特大词典,后来在英国出版了一个小册子说这个事,所以他的英语是很好的。在那个反饥饿、成天搞学生运动的年代,虽然我没有太多时间研究英语,但我的英语还是过关的。后来我在入清华考试的时候考了98分,因此英语免修。后来我到了哲学系,我要求读德语,因为学哲学需要读德文的,可是我学德文没几天又被改学俄文。所以英语要学好,要有个比较好的基础。我曾经有一个机会出国,到英国参加青年汉学家会议,当时已经准备好了,可是这个计划后来撤销了,没有出去。我的第一次出国是在1979年,那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是跟着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当时我说我自己不会英语。到了澳洲之后,我虽然一时说不上来,但我听是没问题的。按我的经历说,好像在中学时期学英语没什么用,可是实际上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底子好,发音比较准确,听力也比较好。

   其实学其他东西也是如此。汇文中学的物理、生物等理科都很不错,都是由著名老师来教的,虽然当时我认为自己学得马马虎虎,可是基本常识我还是知道的,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科学普及刊物。看起来科学知识好像对学历史没什么用,但实际上很有用。1996年国家办了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因为涉及10个左右的学科,有200多位专家参加,而我是专家组的组长,我依靠中学所学的科学知识来做,如数学、函数等等,虽然我不是全部方面的专家,但我都懂一点,要不然工作无法开展。

   所以结合我的经历,我给你们提的建议是一开始在走你的学习道路的时候,不管你将来要做什么工作,那些基本的常识你都应该懂点,而不是说我想学什么就只学那么一点东西,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一生中你不知道要碰到什么,人的一生是很复杂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学术道路一开始时有一个比较坚实而广阔的知识基础。不能只知道一点点,要不然不足以应付。

  

   二、专业学习:读必要的书与泛读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这里引申出第二点来。因为大家都是学历史的,这个讲座也标明是学史入门,那么我从广义的历史学科来谈。大家知道,历史学本来在国务院的学科分类表里面是一个门类,也是一个一级学科。过去一个一级学科下面有八个二级学科,现在呢,经过我们多年的呼吁,一级学科变成三个了,中国史算一个,世界史算一个,考古学算一个。三个一级学科,可是门类还是历史学。所以,在座的所有同学们都是在历史学的门类里面,在这里开始你的学术生涯。

   我们上大学了,我想这个至少应该算我们读书的开始,你就应该读书了,要不然怎么念大学呢。不管你走不走这样的道路,你的学术道路、读书的生活已经开始了。所以我劝大家,读书的时候,一定要在专业阅读方面让自己有一个坚实、广阔的基础,这是我说的第二点。第一点是从整个的生活来说,下面的话专门从史学角度来说。

   我不知道我跟大家谈了这么几分钟,大家对我印象如何,我必须告诉大家,我在小时候是非常狂妄无知的,真是非常自信,非常狂妄,这是说真心话。但是这也可能有一个好处,好处就是有闯劲,就是什么都不在乎,初生牛犊什么都不在乎。比如说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我说我要把我能见到的书都读了。当时觉得什么书都可以读,所以就不选择,碰到什么书就看什么。可能我有一点经历是跟大家不同的,我除了买书还卖书。经常卖书,为什么呢?那个时候虽然家里有饭吃,家境还是很困难。那个时候要买一本书是很不容易的,没有能力随便买书,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是买旧书,到旧书摊上去。那时的北京不像现在,现在几乎就没有什么旧书店。现在旧书店都变成珍本书店了,那个中国书店也不像过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写我跟中国书店的关系。

   我从八、九岁以后就经常买书了,就是到旧书摊上去买,买几本回来看。看完后或者我不要看了,就再卖给他,卖回去,他给我点钱,所以我对他们常常有一点内心的仇恨。我跟那些书摊关系都很好,可是内心就是有点仇恨,因为他给我钱给太少了,没有一次给我的钱使我满意的。有一次我真是发了大火了,我买一本书,这本书我现在记得很清楚,是世界上有名的一本名著,日本的学者、经济学家河上肇的《资本论解说》,这本书在那个时期是非常有名的。我买了一本,是三面开金的,就是书缝上都是金色的,假皮革的面,非常漂亮。他跟我要的价格非常高,我就非常生气,说“我还不知道,你这书都是论斤称来的,你卖我这么多钱!”真急了,结果他就对半价卖我了。所以,那时候买书看书是很难的。

   可是我有一个野心——想把什么书都看了。当然我怎么能把什么书都看了呢?那时候又小,所以我就给自己又立一标准——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全部都看了。这就是一个小孩子的想法。我有个发现,所有的那个时期的商务印书馆的书,从清朝末年它建馆开始,书的版权页边上都有一个很神秘的编号,这编号很复杂的。我就想,我可以经常买商务印书馆的书来破译这个符号。这个符号到底怎么编的?怎么回事?我没有弄明白,但是可以想见一个小孩子对读书有怎样的幻想。

   我说的这些事情差不多都是七十年前的事了,从小时候就有这个想法,都六七十年了。六七十年以后的我跟大家说,一个人呐,到我这个年龄了可以如实跟大家说了,即使最爱读书的人,你一生能读的也很有限,读不了多少。特别是在你离开了学校踏入社会,工作之后,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去读书啊。你社会上的生活,社会上的、家庭内的,有多少多少事,即使你是最勤勉的人,你也读不了多少书。

   其实,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希望每个星期能读一本书,常常做不到,完不成。每当这个星期开始,有时在星期天的时候我心里就想着我这个星期读本什么书,常常读不了。我选的书有时候是那些很薄的很小的,可是还是读不了,没有时间,根本没有时间来做这个事。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好多很需要的东西没读过,想读你没读过,再想去读没时间了,真做不到了。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压在你的身上,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读那个书了。特别是真正去读书,很细致地去读书,做不到了。所以啊,趁着我们风华正茂,大学时最好的时候,我们读书啊。

   我劝大家一定要有所选择地读,不能像我小时候那么狂妄。那个时候什么书我都读,很奇怪的。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诗人叫邵燕祥,他是非常有名的诗人了,曾经当过《诗刊》的副主编,跟我在小学是同桌,至少有一个学期我俩是坐一个课桌。他的父亲是一位留德的医生,我父亲的工作也跟医学有关,两家有点相似。小时候我们就一起到市场去买书,有件事我早就忘了,是他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的,他买的书跟他后来的学习工作非常对口。你猜我买的是什么呢,我买了一本养兔子的书。不知道那时候我为什么要买这样一本书,那时候就觉得什么都看。实际上这样做是很无意义的,还是应该按部就班的,要读一些最必要的书。

我们学中国历史的人,学世界史也是一样,最糟糕的是我们需要读的书太多。过去有一个很流行的传说,说清华的张荫麟通读过二十四史,说实话我到今天也不相信这个,因为张荫麟死的时候才37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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