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睿壮:一代巨擘褒与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8 次 更新时间:2018-07-30 21:19:38

进入专题: 结构现实主义   沃尔兹  

张睿壮  

   摘要:作为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和领军人物,肯尼思·沃尔兹的学术思想影响既深且远,却不像表面上那么容易理解。他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科学改造,单枪匹马地改变了国际关系学科的面貌,却又坚决反对科学实证主义。他的理论因其高度简约、针对性强以及拒绝具体预测而备受诟病,沃尔兹却不为所动,绝不放松对科学理论的严苛要求。在“明智的利益”和“谨慎的权力”等原则指引下,一位貌似崇尚实力的现实主义者却成了现实国际政治中的“温和派”。

  

一 50年后的必读书

  

   几年前,一个有中美两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参加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在钓鱼台宾馆举行闭幕式暨欢送晚宴。在宴会前的休息厅里,与会学者们各端着半杯葡萄酒,三三两两地围成一个一个的小圈子站着聊天。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驻足我所在的那个圈子周围并加入了讨论,显然是受到我们话题的吸引。原来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从今往后 50 年,当今声名卓著的国关学者中有谁的著作还能名列美国大学国关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目? 由于在场的多为美国大学的国关教授,所以大家对这一话题兴趣盎然,七嘴八舌地报出自己的提名。一时间,吉尔平、基欧汉、奈、鲁杰、米尔斯海默等国关方家的大名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有意思的是,每有一个提名,必定能听到一两个反对的声音,跟着是一两句反对的理由。数轮提名过后,大家发现了一位唯一没有反对票的人选———他,就是本书的作者,我的导师,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和主帅肯尼思·沃尔兹。

   当然,这个调查的样本既不科学,规模也不够大,不足为凭; 但是考虑到这里面包括从格里科、马斯坦杜诺和伊肯伯里直到库普乾、勒格罗这些广泛分散在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光谱上的名家,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代表性和启示意义。颇有些出乎我意料的是,在许多正式的调查或统计数据中,影响力领先沃尔兹的基欧汉和当时凭着“建构主义”正红得发紫的温特,在这批身为国关学界中坚力量的中年学者中并无太高的威望可言,倒是被不少人认为已经“过气”的老沃仍然风骚独领,英名不减当年。事实上,近 30 年来,沃尔兹作为被引用频率数一数二的国关学者而在各种影响力排名榜上名列前茅,其代表作《国际政治理论》更是保持了最常引用的国关著作的桂冠。该书自 1979 年出版以来,便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圣经”。对它无论是爱还是恨,无论是支持还是批判,只要是讨论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多得从它开始,很少能绕过这一基准。鉴于他对国际政治理论及国际关系学科的卓越贡献,沃尔兹于 1987 - 1988 年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会长。

  

二 单枪匹马改变了学科面貌

  

   一本不过 200 多页的薄薄小书,如何竟有此般神通,何以产生如此之巨的影响?这还得从政治学的“科学革命”说起。

   自苏格拉底 - 柏拉图以降直至 20 世纪初叶的两千多年里,政治学像其他各门人文社会学科一样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就是说,人类有关自身行为和社会的知识没有取得本质上的进步。正如哲学家怀特海所说的,对欧洲哲学传统最保险的概括就是说它由一系列对柏拉图的脚注构成。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很保险地将中国哲学传统概括为对孔孟所作的一系列注释。这种令人沮丧的呆滞状态与人类知识的另一分支———自然科学所取得的质的突飞猛进绝成对照。在人文社会领域,根本见不到类似物理学领域内托勒密 - 哥白尼 - 伽利略 - 牛顿—爱因斯坦那样阶梯式的知识积累和攀升,有的只是在同一水平面上量的扩增,就好比诸子百家两千年来扩展到了诸子万家,却没有一家超越前人的水平。两种知识领域的强烈反差促使人文社会学者深刻反思本学科的问题,试图向自然科学学习借鉴,把它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本学科,即社会学科的“科学化”,这就导致了滥觞于 20 世纪 20 年代而勃发于 50 年代的“行为主义革命”( 又称“实证主义革命”) 。

   人类追求知识( 即科学) 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对规律性和因果性的揭示和利用。而实现知识积累和进步的关键在于检验知识的统一标准。在自然科学中,正因为采用了共通的客观标准———经验证据———对知识的真伪进行“实证”,才有可能对各种理论和学说进行比较、鉴别,才能去伪存真从而实现知识的积累和进步。为了把社会学科也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实证科学,改革者们提出了若干原则旨在摈除传统社会研究中的“非客观”因素: 首先,要把规范研究从实证的社会研究中剔除出去。简单地说,规范研究就是价值选择和排序,而这本来就是主观判断的事,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客观标准。其次,要把传统研究中无条件接受为真并作为推理起点的“先验知识”剔除出去,像“人性善”、“人性恶”这种既无法操作又无法观察因而也无法检验的命题等,并不在实证研究范围之内。最后,可以观察的经验证据是一切知识的唯一源泉,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也是科学研究的起点———这就意味着,归纳推理是科学发现的主要逻辑模式,而演绎推理只是理论检验与应用的一种辅助手段,它不能带来任何新的发现,只是一种次要的逻辑模式。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者把人类行为当做客观现象去观察,试图发现它与行为者其他属性之间的联系,从而发现人类行为的某些规律( 而不是像传统研究那样去揣摩行为者的动机和心理过程) ,这就是行为主义的由来。从 20世纪 60 年代起,政治学领域就出现了传统路径和实证路径两大营垒对阵的局面。

   作为一个极富批判精神的开创者,沃尔兹也与传统路径实行决裂并对之进行了透彻的批判。然而,沃尔兹对传统路径的批判采用了一个与实证主义迴然不同的角度———用体系方法对传统路径的还原方法进行批判。在沃尔兹看来,传统路径的最大问题不是别的,恰恰是用行为体的属性以及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去解释行为及其结果的还原主义路线。这是一种“见木不见林”的认识谬误: 森林已经不是树木数量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对这个体系中的每个个体的生长和行为发挥着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法逃避的制约。沃尔兹还用物理学中的“场”来比喻这种隐性的作用:处于磁场或电场中的粒子无时无刻不处于无形的“场力”的作用之下,不知道场的存在,就不可能正确理解粒子的行为。他认为传统路径在行体层次上寻找行为和结果的原因有两大问题: 一是找不到规律,二是把最重要的、有规律可循的体系层次的影响给忽略掉了。沃尔兹凭着一双慧眼识破了凡人肉眼视而不见的体系,通过可以明确定义并操作观察的结构,解释了国际政治中少量却重大的规律性结果( 如均势的形成) ,提出了自己的极富科学色彩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就这样,在摒弃行为主义的前提

   下,沃尔兹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另辟蹊径对传统研究的路径发起攻击,独树一帜地建立起国际政治乃至整个政治学领域中唯一的“科学”、“宏大”理论。这就是沃尔兹的贡献,也正是他的非凡之处。

  

三 拒绝行为主义的科学理论


   鉴于沃尔兹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明确而系统的批判,而他的理论构建又带有明显的科学色彩( 借鉴于微观经济学和社会学,而两者又借鉴于自然科学) ,中国有些学者就想当然地把他归入传统主义的对立面———行为主义阵营中去。然而这却是一个大谬不然的误会。沃尔兹在许多不同场合都明确表示过对行为主义的摒弃和批判。事实上,沃尔兹认为传统主义的弊病之一就在于其“行为主义”路径———用行为( 国际间的交往和互动) 去解释行为与结果。在沃尔兹看来,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所循的都是与结构主义相对立的还原主义研究路径,因此都是不可取的。有趣的是,在对政治学者进行方法论分类时,沃尔兹有着与众不同的独家秘诀。一般而言,人们会依方法论倾向把学者分成传统主义和实证主义( 包括行为主义) 两大阵营。沃尔兹却另有主张: “政治学家一般而言分属两个不同的范式: 一个是行为主义的,另一个是体系的。”正因为如此,有一次我当面向他提问“您在一般的两分法所划定的传统路径和实证路径两者之中选择哪个?”时,他不为所动地回答“体系路径”。

   沃尔兹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不像他对传统主义的批判那么集中,却也散见于他的多篇论文之中。在沃尔兹看来,实证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哲学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实证主义对经验证据即“客观事实”的强调,把它当成一切知识的源泉、一切理论建构的起点以及一切理论检验的终极标准。沃尔兹从根本上挑战所谓“价值中立”的“客观事实”这个概念,认为所有的“事实”都是“理论导向”的: 学者眼里的“事实”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筛选的结果。没有理论的帮助,人们甚至无法理解事实。沃尔兹甚至引用歌德的一句名言来强调事实对理论的依赖关系: “每一事实都已经是一个理论了。”

   第二,既然检验理论的标准“事实”本身是成问题的,沃尔兹拒绝实证主义在理论检验上的典型立场———证伪主义,哪怕是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首先,沃尔兹认为,把证伪当做科学理论发展的常规模式本身就是有悖常理的,也与科学发展的实情不符: 科学家和理论家提出一个理论不是用来“证伪”的,而都是为了“证真”的目的。其次,由于“证伪”的证据———“事实”本身是成问题的,“证伪”当然就成问题了。因此,沃尔兹主张“解释而不是预测才是判断好理论的最终标准”。沃尔兹的这一立场与他 20 年前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有关理论检验的看法相比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第三,沃尔兹摒弃了实证主义所倚重的归纳推理而偏好其对立面演绎推理。在科学哲学史上,归纳与演绎之争自培根大战笛卡尔以来便一直是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论焦点。归纳推理有助于发现新知识、构建新理论,但其致命弱点是不严密( 即休谟所说的“归纳问题”) ; 演绎推理的特点是逻辑严密,但问题在于它没有新的知识增长点———单靠逻辑推理是推不出新鲜知识来的。沃尔兹解决这对矛盾的良方就是他的天才“发明”论。与信赖人类“先验知识”的唯理论不同,沃尔兹认为人类知识的增长靠的是天才人物的创造性思维( 理论只能被发明而不能被发现) ,他常爱举的例子是:一个天才人物边洗澡边唱歌,忽然一道灵光闪过,“刷”的一下便蹦出一个新概念( 又叫思构 < construct > ,如“国际体系”或“国际结构”) ,接着是以新概念为核心的新命题,于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就此诞生,一次认识上的飞跃或曰质变也因此完成。随后通过演绎可以推出许多既新颖又可靠( 严密) 的推论来,成为一个理论范式的组成部分。这些大抵就是沃尔兹的科学哲学观。

  

四 莫须有

  

冷战结束后,作为国际关系领域中最成熟、最规范的理论,结构现实主义遭遇到来自学科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学派的狂轰滥炸、全面攻击。最初的攻击来自美国一位专门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大概是唯恐承担失职的责任,他把未能预见苏联垮台的“罪责一股脑儿全推给了政治学者、尤其是国际关系学者,就好像这事跟他们这些长期以来一直以“苏联问题专家”自居的历史学家毫无关系似的。接着,那些毕生以研究苏联为业、号称“苏维埃学家( sovietologists) ”的比较政治学者和国际关系学科内部素以“打开国家黑箱”、关注国内政治为标榜的一切非现实主义学派的国关学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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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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