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睿壮:一代巨擘褒与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88 次 更新时间:2018-07-30 21: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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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睿壮  
也都争先恐后地把“预测失败”这盆脏水泼向结构现实主义。到最后,出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场景: 所有那些与“预测失败”或多或少有点干系、难逃责任的学人,全都在用手指着那个与此毫无关系、完全无辜的结构现实主义,大声斥责它的“失败”。真是荒唐到了极点。”

   说结构现实主义与“预测失败”毫无关系绝非为其开脱,道理是明摆着的: 苏联解体是发端于国内政治( 改革) 的一个事件链,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国内政治事件( 当然其后果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而结构现实主义是所有国际关系理论中唯一拒绝打开国家“黑匣子”去研究行为体的单元属性的理论。对于结构现实主义而言,国际体系中的大国( 数量) 是一个给定,国内因素如何影响大国的崛起和衰落,这些都不是该理论的关注点。每个学科、每个理论都有自己专门研究的对象,用不属于其研究范围的问题去诘难理论甚至学科的效用就像是指控一味专治癌症的特效药治不好牛皮癣一样,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学界对于结构现实主义的另一诘难,是它( 其实这不光是结构现实主义,也是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 所预言的“均势自动生成”的趋势并未实现。对于这个问题,沃尔兹本人曾多次做出回应。刘丰在他新近出版的学术专著《制衡的逻辑》一书中对沃尔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做了全面而系统的总结,①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阅。这里我在沃尔兹辩护的基础上加入我本人的三点看法: 首先,社会科学的性质( 主要是原因变量太多且衡量不精确) 决定了它的预测只能是大致的方向和趋势,或者如沃尔兹所说,是诸种可能性的范围而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做出精准的预言。甚至连社会科学中量化程度最高、方法上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经济学,对经济周期的预测也只能是趋势性的,更不用说对市场的具体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只能预言国际政治中存在均势自动生成的趋势,却从未预言过其生成所需的时间。其次,冷战结束到现在只有短短的 20 年,在历史长河中真的只是“弹指一挥”的瞬间,如果国际均势用了比这更长的时间来形成,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怎么能算做“反常”呢?

   再次,均势理论预言的是一种“国际结果”,这一结果与国家的制衡努力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均势形成可能是国家制衡行为所致,也可能不是国家制衡所致,而是争霸的行为或霸权国过度扩张( 而导致衰落) 的行为所致。因此,国家有没有制衡行为并非检验这一理论的关键。另外,沃尔兹认为,制衡行为可分为外部制衡( 结盟) 和内部制衡( 加强国力) 两种,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明显的针对霸权的结盟迹象,但内部自强的努力却在中、俄等国大行其道。而随着这些国家国力的迅速增长( 也就是它们与霸权国之间的实力差距缩小) ,外部制衡的出现也不会太远了。如此看来,学界对现实主义特别是结构现实主义有关均势生成预言的诘难,只能算做无效攻击。

   结构现实主义最广为学界诟病的“弱点”,莫过于其解释力有限,对国际政治中特别是外交政策中的许多现象缺乏解释力; 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以后,不少人认为结构现实主义乃至整个现实主义范式 “已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中的许多新现象”,因此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应当被某种新的理论所取代。这种批判实际上建立在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误解之上。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国际政治的宏理论( grand theory) ,它为自己设定的目的和功用是解释国际政治中具有普遍性的规律。遗憾的是,国际政治中这样的规律并不多见。这就是沃尔兹何以将自己的理论定位为对国际政治中“少量”、“反复出现”而且“意义重大”的现象的解释。显然,结构现实主义的这一局限并非由其本身的理论缺陷而是由它所研究的对象的性质造成的。事实上,这个问题并非国际政治独有的,其他政治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学科都有同样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很少看到有阐明或解释社会科学或政治学“普遍规律”的宏理论,即便有,其解释力也十分有限的原因。

   缺乏对各国外交政策的解释力,是结构现实主义被指为“贫瘠”的主要罪名。对此,沃尔兹也无数次地做出回应,只是他所有的辩白都落入了聋人的耳朵。沃尔兹认为,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由结构和单元两个层次的因素决定的,而单元层次上又包括国外和国内两方面的因素。很多人指责结构现实主义忽略了国内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沃尔兹对此嗤之以鼻: 我当然知道国内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甚至还可能是很关键的影响,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个? 我甚至都就此题目写过一本书。 问题在于,从单元层次解释外交政策不是国际政治理论的任务,而是外交政策研究的任务。问题还在于,这也是在沃尔兹看来迄今为止一个普适的外交政策理论仍然阙如的原因,即从单元层次出发构建外交政策理论正是沃尔兹批判过的还原主义路径,是不可能成功的。而这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在单元层次上找不到普遍的因果规律。在这方面可以举出两个典型的失败案例。其一是探究( 发动) 战争的原因,有人( 如霍布森、列宁等) 提出帝国主义导致战争,但纵观人类历史,具有形形色色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曾发动过战争,甚至包括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例子沃尔兹在他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有详尽的叙述。另一个例子就是近年来在西方喧嚣一时的“民主和平论”,这是想寻找和平根源的努力。当人们用历史上的“异例( anomaly) ”,特别是最近美国和北约对南斯拉夫发动战争的例子去质疑这一命题后,这一理论的支持者就以不断修正“民主”和“战争”的定义去构筑“特设”假定,形成了典型的拉卡托斯所批判的“退行性”“问题转移”。对于那些在事实面前仍不肯服输的人,沃尔兹会揶揄地望着对方说,那你就做一个( 外交政策理论) 出来让大家看看!

   最后,结构现实主义乃至整个现实主义的理论范式还被加上了“过时”的“莫须有”罪名。据说,面对国际上在冷战结束以来出现的许多新现象,现实主义的解释力显得贫乏无力,甚至显出束手无策的无奈。对于这种诘难,我早在七年前就有过如下的回应: “在现实主义看来,当今世界与过去相比,除了体系结构由两极变为一极外,本质上并无新意可言。从自由主义鼓吹的相互依存、非国家行为体和国际制度到建构主义宣扬的‘观念共同体’以至‘全球公民社会’等等,或者根本就不是什么新现象,或者是离谱的夸大,甚至是纯粹的炒作,根本就构不成对现实主义的实质挑战。”①其实,不要说冷战结束迄今才短短二十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而已,就是从修昔底德算起至今的 2 500 年间,现实主义对人性、人际间关系乃至国家和国家间关系的深刻认识经历了漫长时间和无数变故的磨砺和考验,非但没有颓废、湮没反而发展、壮大,获得了历久弥新的持久生命力。

   现在,“创新”成了学界的最新时髦。本来,创新是好事,是学术的生命线,但那必须是真正的创新,如果新意全无却刻意伪造,那就成了学术不端、学风不正的又一表现。我近年来参加学术会议,每每见到一些“创新家”的表演: 他们先要列举一些在他们看来是“划时代”的新鲜玩意儿,然后慷慨激昂地发问: 国际关系理论的各个流派乃至整个国关学科,有没有新的理论来应对?没有? 足见这些理论乃至整个学科的没落和颓败。于是便轮到他们来“创新”了: 他们信口编造出各种“模式”、“经验”、“格局”,仿佛一个全新的世界从此开始于他们的创作———其实只是维持不了几个月的“热点”。这些人把学术界和娱乐圈搞混了: 在学术界,思想的发酵酿造需要充足的时光,十年八年的沉寂是很正常的事; 不像娱乐圈三天不出新星、两天不出绯闻就会玩儿完。拿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来说,从修昔底德到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经历了两千年;现代以来发展提速,但从卡尔和摩根索到沃尔兹也花了 30 年时间。自由主义的发展也大抵如此,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到基欧汉,再到温特,平均也是 30 年的时间。我们的“创新派”自己耐不得寂寞,天天在想“一鸣惊人”,还不许别人面壁沉思,口出狂言、惑乱人心、毒害后进,把个学界搞得乌烟瘴气。

   其实,学术批评原本是很正常的,现实主义者包括沃尔兹对正常的批评从来都是欢迎的。问题是,现在对现实主义及沃尔兹的批评,特别是来自中国国内学界的批评,有很多是不正常的: 有人对沃尔兹的理论连读都没读懂,居然就敢信口雌黄、大批特批; 有人则是连一些基本常识都没搞清楚,就在那里大发议论、破绽百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就拿沃尔兹对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质和国内的等级社会所做的区分来说,这本是常识性的客观存在,却在国内学界招来不少质疑和批评。大约十年前,一位青年学者在国内一份主要国关理论刊物发文批判结构主义方法论,文中声称等级制社会是“封建时代的产物”而不是“现代社会”的性质,并指其为“一个致命的逻辑错误”。前不久还见到一篇文章,说沃尔兹将国际社会定性为无等级的无政府状态是错误的,因为国家按它们的实力其实是分成三六九等云云。这位作者显然无视或不理解在沃尔兹理论中起关键作用的“实力分布”概念。这也是我常常不愿意参与辩论或出面纠正一些错误观念的原因:这样的讨论起点太低,好像扫盲班,譬如像关于社会等级的讨论,恐怕已经不止是回到大学本科一年级的政治学原理而是要回到中学的社会发展简史去了。还有人用貌似深奥、旁征博引的长篇大论去证明国际社会中的“安全两难”是可以通过“善意”和“互信机制”来解决的,这其实反映出作者对国际社会的“无政府”和“自助”性质的理解错误: 这里根本不需要什么复杂高深的论证,全部的奥秘都在于“自助”、“互信”和“求生存”的前提假设之间的逻辑不相容之中。真理往往就是这么简单。

  

五 道德的悖论

  

   作为现实主义的最新变种,结构现实主义不仅在方法路径和理论含义上受到更多的误解,而且也同传统现实主义一样在政策含义和价值判断上横遭非议。一般认为,现实主义只讲权力和利益,不讲原则和道德,所以从价值观的角度衡量要比其他思想流派等而下之。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别处做过反驳,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读一下。这里我再换一个新的角度做些评论。

   现实主义主张,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应当按照权力( 实力) 分配利益。这一主张听上去很生硬、很强权,但仔细想想还有比这更好的替代方案吗? “按劳分配”、“按需分配”都需要一个中央权威( 国际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有) ,而且从国内社会的经验来看,这些分配方式第一不一定可行,第二即使人为硬性推行也未必能更公正。其实,“按权力分配利益”并不如乍看上去那么粗暴无理的,因为它至少提出了一个有据可依的分配原则: 第一,它比大国随心所欲独断独行地攫取利益更合理; 第二,它至少承认其他国家无论大小也都有一份正当的利益。从字面看,一般会认为这种分配原则过于“弱肉强食”,但在现实世界中它却是大多数人最能接受的方案。设想,如果美、中、俄这样的大国与海地、瑙鲁这样的小国享有同样的权益,岂不是很荒唐? 相反,如果按照实力分配利益,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会接受。事实上,这也正是我们每日生活于其中的现实。

现实主义承认“利己”是国家行为的正当动机,它比有些人提倡的“利他”或“道义”更为真实可靠。然而,“利己”怎么才不会过度而变成“损人利己”? 现实主义为强权在握的大国提出两条自律的处方———仍然出于利己的动机。第一条叫做“明智的利益( enlightened self -interest) ”,说的是大国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也要承认其他国家与其实力相应的正当利益。这么做不是为了利他,而是为了让别国反过来也承认大国利益的正当性。遵循这一原则的现实主义者比起那些号称以道义原则为国际关系准则的意识形态狂来更可理喻。例如,对于当年中国派兵入朝作战,沃尔兹就认为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权( 像美国一样) 在自己周边设立“安全缓冲区”的正当之举,比起那些主张将美军推进到鸭绿江边的“自由世界解放者”来显然要讲理得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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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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