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飞:新时期鲁迅研究范式转型的开启

——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论争之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 次 更新时间:2018-07-30 20: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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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飞  

   大约王富仁自己也没有料到,发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3-4期上的博士论文摘要《〈呐喊〉〈彷徨〉综论》会引发长达数年的论争。①之后,《文艺理论与批评》1986年创刊号上即发表陈安湖的批评文章《鲁迅小说“研究系统”商讨》,王富仁刚开始并没有回应,一年之后才发表长篇文章《关于鲁迅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几个问题》,分上下两期在《鲁迅研究动态》上登载。此后《鲁迅研究动态》两年之内组织了数篇讨论文章,加上其他刊物上的文章②形成一场不小的学术论争,“在我国鲁迅研究界乃至整个文化界都引起了很大反响”③“引起震动”④。这场论争持续了三年时间,当时鲁迅研究界、现代文学研究界不同代际的学者很多都卷入其中,如陈安湖、陈尚哲、王富仁、袁良骏、林志浩、魏绍馨、刘川鄂等都参与论争,陈涌虽未发表文章,却也牵涉其中⑤。从后来的学术史来看,这次论争可以说开启了新时期鲁迅研究范式的转型。“无论多么好的阐释视角都不可能是永恒的,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都会出现阐释饱和与意义超载。如果不进行视角转换或移位,学术就无法发展。正是在这个时候,王富仁站了出来,勇敢地指出现有研究系统的‘偏离角’,提出了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新的研究系统。”⑥这显然具有重大的学术史意义。然而,过去的研究集中于对王富仁影响的评议,而对于论争本身则较少关注。这一论争的焦点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焦点?学术论争与大的政治背景有什么关系?30年后,我们再度梳理这场学术论争的意义与启示何在?本文尝试从以上几个方面作一些探讨。

  

一、从“政治革命”到“思想革命”

  

   王富仁在论文中开宗明义,表明自己的鲜明主张,指出“从五十年代开始,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客观政治意义的阐释为主体的粗具脉络的研究系统”⑦。这个研究系统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30年间实际规定着《呐喊》《彷徨》研究的方向。但王富仁发现,这个研究系统与鲁迅原作存在着“偏差角”,它所描绘出来的《呐喊》《彷徨》的思想图示是变了形的,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导致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的二元分离而非统一,创作方法的研究也变得孤立而非综合考虑,甚至可能会对深入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史、思想史和鲁迅小说产生障碍。王富仁认为有必要调整这个研究系统,“以一个更完备的系统来代替现有的研究系统。这个研究系统不应当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具体规律的理论结论为纲,而应当以鲁迅在当时实际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为纲”。接下来王富仁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即“《呐喊》和《彷徨》不是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而是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反映现实和表现现实的,它们首先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问题在其中不是被直接反映出来的,而是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中被折射出来的。”⑧

   陈安湖与其后的批评文章首先关注的也正是这一点。陈安湖直接从根本上质疑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新研究系统’,在理论上是否真正站得住脚,是否有利于挖掘鲁迅小说的价值和意义”。陈安湖引用列宁的话来作为论据,认为还是要参照列宁评论托尔斯泰的话——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认为列宁这里所说的“革命”恰恰就是指的政治革命,“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他不但关心思想革命,而且以更大的热情关心政治革命。在他们心目中,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是不能分开的,而且思想革命必须服从于政治革命。”陈安湖强调“不能抛弃列宁的原则”。他又继续援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述,说“鲁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的小说是适应中国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要求的产物。”认为鲁迅的小说“主要就是揭露辛亥革命的弱点及其失败的必然性,揭露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揭露他们对农民力量的漠视。他的这些描写客观证明了中国人民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他认为“鲁迅小说反映了人民要求首先进行一场深刻而彻底的民主革命的愿望和要求,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向。”⑨在陈安湖看来,鲁迅小说的思想生命力和艺术生命力、它们的价值和意义首先而且主要表现在这个方面。

   陈安湖最后所得出的关于鲁迅小说的观点,实际是沿用了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主导鲁迅研究界的陈涌的观点,出处则是影响深远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彷徨〉研究之一》。这篇经典长文,在一开始即将鲁迅定位为“一个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作家”,引用毛泽东对于旧民主主义时代的界定,指出“鲁迅的《呐喊》和《彷徨》正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全文分析了《呐喊》《彷徨》小说中的农民、资产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证明了鲁迅的小说是证实了毛泽东或列宁对于这些阶级的科学分析,最后得出结论:“鲁迅在‘五四’和以后一个时期便以其深刻的艺术的现实主义的力量真实地表现了: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农民的被压迫的地位是必然走向革命化的,他们是中国革命在农村里的真正的动力,但农民本身却具有他们的弱点,而知识分子呢?……当他们把自己‘孤独’起来的时候,他们是软弱无力,毫无作为的……无产阶级这种力量……鲁迅在整个写作《呐喊》和《彷徨》的时期,还是没有找到,没有认识到的。”⑩无论从20世纪80年代,还是今天回头来看陈涌的这篇论文,都会发现一种模式,正如魏绍馨批评陈安湖、陈尚哲,“他们常常不是从鲁迅的小说出发,经过具体的分析,论证得出应有的结论,而是先摆出某种社会学、政治学或历史学的一般原理,然后再从鲁迅小说中去寻找证据。”(11)在这种研究方法指导下,鲁迅的作品被最大程度地从政治革命的角度去解读,突出鲁迅的“伟大的革命家”的身份,很多时候往往陷入为论证而论证,从而扭曲作品,走上了过度阐释的歧路,这集中体现在对于阿Q的解读上。陈涌在文中将阿Q作为鲁迅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的有力证据,“正是在反映中国农民的最可悲的落后性的阿Q身上,鲁迅证实了他的这个看法”。这正是王富仁所指出的“偏差角”。

   从陈涌以下主导前30年的鲁迅研究模式的理论根基在于“文学自觉地服从于政治,服从于中国的革命斗争”(12),这实质上是发源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文学从属于政治的观念,“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13),在文艺批评标准上,也是“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14)。这种文学观念与批评标准在文学“一体化”的过程中,日益激进、公式化与窄化。

   陈安湖等所维护的正是王富仁所要破除和反对的,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争执的关键也正在此。王富仁将鲁迅研究从“政治革命的一面镜子”转换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高呼“回到鲁迅那里去”,要破除和反对的正是将文学从属于政治,过分突出鲁迅“革命家”的身份,而忽略了他原本更主要是“文学家”“思想家”的做法。

   应该看到,王富仁的这种反思也只有在新时期才能出现,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对于前30年总的反思与思想解放思潮背景下展开的。“在王富仁的命题提出之前,文学界出现了三场大讨论、大论争:1979年初开始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大讨论,1980年开始的‘关于马列、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讨论,1980年出现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这些讨论和论争,对包括王富仁在内的年青学者们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他们面对着社会的冲击和文学的反思,开始反思自己的逻辑起点和研究方式,以此作为对已有成果超越的契机。”(15)而从学术史的脉络来看,王富仁的许多观点也并非横空出世,是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例如,对于建国以后的研究中过分强调阿Q革命的一面,淡化其消极意义,王富仁指出这与鲁迅原作的艺术构成在整体面貌上有很大的不同。这个观点应是受到了支克坚文章(16)的影响,但与支克坚不同的地方在于王富仁并不满足于在局部中谈论问题,不是以鲁迅否定阿Q的革命而与鲁迅赞成革命这样的观点对立,而是跳出简单的肯定与否定的评价,要求更换整个研究系统。由此可见,对于原有研究系统的突破从“文革”结束后即已开始,但都是局部的,王富仁则是第一次喊出要重新调整整个研究系统,“以一个更完备的系统”来代替“现有的研究系统”。且不论“代替”的提法是否恰当(这成为此后批评的焦点之一),这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也是意义非凡的。

  

二、“反资产阶级”还是“反封建”

  

   陈安湖在质疑完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孰轻孰重之后,又提出了一个争议的主题,即“反资产阶级”还是“反封建”?“鲁迅在反映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对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批判,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这样一些对中国革命来说非常重大、非常深刻,并且影响非常深远的内容,并不属于反对封建思想的范围,而是属于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范围。”(17)陈安湖认为鲁迅《呐喊》《彷徨》中对于知识分子的描写也是属于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范围,与鲁迅对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批判是相通的;王富仁将鲁迅小说说成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并不反映它们的实际情况,不是提高,而是贬低了它们的价值和意义。这里实际上包含了价值高低的判断,反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比反封建思想革命更有政治意义的,价值更高。在这里,“反资产阶级”和“反封建”是相对立的概念,林志浩的文章中也能找到呼应处。林文中批评王富仁:“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指导思想,使他对鲁迅小说的分析,在某些地方也成了‘一个变了形的思想图式’。”(18)林将反封建思想革命指认为“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这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是很能使论争对手处于不利地位的。相对应的,魏绍馨则批评陈安湖“为了批驳王富仁的‘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说”,“夸大了这两本小说集的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容”。(19)

王富仁之所以关注到“反封建”,首先是与其观察到鲁迅的前期小说没有直接涉及“反帝”的内容有关。“中国的鲁迅研究者,自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就主要着眼于中国的政治革命,鲁迅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是从其与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紧密联系得到高度的肯定和热情的赞扬的。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归纳为‘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这在1949年之后的大陆鲁迅研究界,更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指导纲领。”(20)另一重要的原因在于“文革”结束后国内的“反封建”思潮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提倡。“当时的中国社会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中走出来,连当时的政治领袖人物也大力倡导反对封建思想,这无疑也是支持我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的重要原因。”(21)根据已有的研究,最早提出从“反封建”角度反思“文革”的是史学界,著名历史学家黎澍较早地提出了反封建的问题。黎澍1978年底写就的《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发表在1979年第1期《历史研究》上。他提出“人们多年来警惕地注视着资本主义复辟还不是主要的、大量的,真正复了辟的倒是从五四运动以来革命者前赴后继反了几辈子的封建主义。”“不重视对有两千年历史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不坚决清除旧制度的残余,片面强调批判‘资产阶级’,特别是批判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其结果必然是封建势力乘机在各个方面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死灰复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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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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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鲁迅研究月刊》 , 2017 (7) :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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