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宪瑜:论张爱玲后期创作的“改写”现象

——以“惘然小说”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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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宪瑜  

   ②张爱玲:《惘然记》,台北皇冠文化1983年版。另,此序初刊于1983年4月《皇冠》杂志第五十九卷第二期(总第350期),题名《〈惘然记〉二三事》,收入小说集即改题名为“惘然记”,以为序。稍后张爱玲又为此序补写了一段说明,刊于1983年5月26日《联合报》副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散文集《重访边城》中收录了这段说明,并添加标题为“惘然记前记”;而台湾皇冠版则将此说明与原序合为一文,收入“张爱玲典藏12”《惘然记》(散文集二1950—80年代)中。

   ③张爱玲的“改写”行为始终存在,1940年代就不乏改写,如《封锁》《桂花蒸 阿小悲秋》收入《传奇》(增订版)时就有改写,不少散文作品如《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等也是由英文作品改写而来。但整体而言,她去美国后的改写更为常态化。

   ④张爱玲曾谈及她写了小说后会“搁下来让它多marinate(按:浸泡)些时”,然后再做添改。见1974年6月9日致夏志清信,《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夏志清编注,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80页。

   ⑤《色,戒》最早的英文稿Mesh即始作于1954年或1955年左右,也应是三篇“惘然小说”中最早的一篇,因张爱玲提及这是自《赤地之恋》后开始转写短篇小说。参见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皇冠出版社(香港)2010年版,第53页。

   ⑥《色,戒》有英文版The Spy Ring,张爱玲生前未刊,2008年4月刊载于香港《瞄》(Muse)月刊,题名为THE SPYRING or CH’ING K’E! CH’ING K’E!;《相见欢》有英文稿Visiting(未刊),存宋以朗处;《浮花浪蕊》有英文稿The Shanghai Loafer(未见)。参见宋以朗《〈上海懒汉〉是〈浮花浪蕊〉的初稿?》,收入《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

   ⑦根据张爱玲致夏志清的信件,可知至少直到1966年10月,“除《五四遗事》外别的短篇都没译出”(1966年10月2日),故中文版的改写尚未正式进行;1977年至1978年间,张爱玲多次提及“正忙着写短篇小说”(1977年9月8日)、“《小团圆》搁下了,先写短篇小说”(1977年11月11日)、“这一向想写小说,可以钻在里面什么都不去管它”(1978年4月8日)等,也可见出张爱玲这一时期对短篇小说的创作兴致浓厚;到了1979年,张爱玲致信夏志清,说因为又忙于改写长篇《小团圆》,“写短篇小说又告一段落了”(1979年2月10日)。结合发表情况,可以判断上述“短篇小说”即“惘然小说”。参见《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⑧因皇冠公司此后结集出版的所有张爱玲作品集中,此三篇作品均采用1983年《惘然记》版,故现今包括大陆坊间流行的各种版本虽间或有个别字眼差异,也都是“集本”而非“刊本”。

   ⑨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第49页。

   ⑩张爱玲:《致夏志清信》,1978年11月26日,《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245页。

   (11)张爱玲:《忆胡适之》,收入《重访边城》(止痷主编“张爱玲全集07”),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12)(13)(20)张爱玲:《谈看书》,《重访边城》,第57、56、59页。

   (14)在《谈看书》中,张爱玲多次使用“社会小说”一词,但这个概念不能算是严格的文学史概念,而是重在她本人的阅读体验,所以她常常举例说明,且针对内容有不同的细分。比如,“以北伐结束,也是三〇年代社会小说的公式”;还有“正宗社会小说”与“社会言情小说”之分,“社会言情小说格调较低”,因为容易“三底门答尔”;她将张恨水列入“社会言情小说”,但其《春明外史》则是“社会小说”等。张爱玲也说她对“社会小说”的“口味”与爱读“记录体”是一致的,“都是看点真人真事,不是文艺”。——这些大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张爱玲式的“社会小说”。

   (15)宋以朗:《〈上海懒汉〉是〈浮花浪蕊〉的初稿?》,收入《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

   (16)张爱玲:《致夏志清信》,1967年3月24日,《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73页。

   (17)张爱玲显然认为《海上花》为“社会小说”的经典之作,胡适以《海上花》中名士美人大会一笠园的段落为病,而张爱玲则正由此处指示“好的社会小说家”不免要“有点势利”。

   (18)张爱玲这里的说法显然来自胡适的《〈海上花列传〉序》,而胡适的这一判断则直接引述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观点。

   (19)胡适:《〈海上花列传〉序》,《胡适文集》(4),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页。

   (21)张爱玲:《重访边城》,《重访边城》,止痷主编,第278页。

   (22)夏志清曾主张英译《海上花》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因为这类大学出版社宜于出版“比较冷门的外国文艺名著”;但张爱玲考虑很久后还是拒绝了,决定交由代理商寻找更畅销的出版渠道,最终无果。参见《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中两人1981年底至1982年初的往来书信。

   (23)域外人:《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中国时报·人间》1978年10月1日。

   (24)林佩芬:《看张——〈相见欢〉的探讨》,《书评书目》1979年第2期,部分收入《华丽影沉》,金宏达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

   (25)张爱玲:《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重访边城》,原载《中国时报·人间》1978年11月27日。

   (26)张爱玲:《表姨细姨及其他》,原载《联合报》副刊1979年5月11日。

   (27)宋以朗据宋淇1977年的信件考证,将女主角改为非职业间谍,是宋淇坚持的,因为否则当时台湾方面“审批肯定不通过”,一定要把女主角写成“一个普通人受特务安排,而去执行一件特别的任务,甚至可以说连外围都不是”。见宋以朗《有关〈色,戒〉的误会》,《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第253页。但这一身份的改动最终成为了小说关键的改写。

   (28)张爱玲:《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原载《中国时报·人间》1978年3月15日。

   (29)水晶:《生死之间——读张爱玲〈色,戒〉》,《替张爱玲补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原载《苏打水集》,台北大地出版社1979年版。

   (30)参见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第329页“书信选录”部分之注释42。

   (31)张爱玲:《致宋淇信》,1979年9月4日,见《张爱玲私语录》,第230页。另,据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到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爱玲觉得台北报界,有人在‘搭我上’了——即找定她为目标而加以攻击了。”并明确提到颜元叔、叶石涛,以张爱玲为“过时”。见该书第252页。

   (32)水晶:《生死之间——读张爱玲〈色,戒〉·补遗》,《替张爱玲补妆》,第250、251页。

   (33)张爱玲:《表姨细姨及其他》。

   (34)张爱玲:《忆胡适之》。

   (35)《相见欢》中还有一处较小的改动是一句添写,伍先生家里吃饭需摇一只铜铃:“伍先生最津津乐道的故事是罗斯福总统外婆家从前在广州经商,买到一只盗卖苏州寺观作法事的古铜铃,陪嫁带了来,一直用作他家的正餐铃。”这一句写他的攀附习气,同大段添写的留洋生活相呼应。

   (36)张爱玲:《惘然记前记》,《重访边城》,第149页。

   (37)张爱玲:《谈看书后记》,《重访边城》,第96页。

   (38)张爱玲:《红楼梦魇·自序》,《红楼梦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39)张爱玲:《海上花的几个问题——英译本序》,《重访边城》,第156页。

   (40)《海上花开》,张爱玲译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41页。

   (41)《海上花落》,张爱玲译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34页。

   (42)张爱玲:《对照记》,《重访边城》,第216页。

   (43)张爱玲:《海上花·译者识》,《海上花开》,张爱玲译注,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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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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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2017 (10) :8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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