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洪杰:被遗忘权的解析与构建

——作为网络时代信息价值纠偏机制的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6 次 更新时间:2018-07-29 23: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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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洪杰  

   第一,被遗忘权与表达和信息自由的冲突。表达和信息自由,是可以限制被遗忘权的重要原因。法院在任甲玉案的判决中论及:“工作经历在内的个人资历信息正是客户或学生藉以判断的重要信息依据,也是作为教师诚实信用的体现,这些信息的保留对于包括任甲玉所谓潜在客户或学生在内的公众知悉任甲玉的相关情况具有客观的必要性。”[77]与此相似,2017年2月,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四起针对谷歌的被遗忘权案件,认为限制搜索结果可能被视为等同于限制言论,故需在“信息重要性”、“向大众提供信息的必要性”以及“提告者名誉损害”之间进行权衡。[78]

   第二,历史和统计研究目的。历史和统计研究,是信息的远期价值之一,可能与信息主体的人格价值发生矛盾,因此仍需要对两种价值进行权衡。在不影响研究目的的情况下,应尽可能采取匿名化等措施使信息与其主体脱离,并对信息的使用和传播采取限制措施。

   第三,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可以构成对被遗忘权的限制,但需要注意的是仍需平衡两者关系,防止公共利益成为侵害信息主体人格利益的借口。

   第四,关于纯粹个人或家庭目的使用信息的例外。《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2条规定,该条例不适用于“自然人在纯粹个人或者家庭活动的情形”。该条沿袭自《数据保护指令》,其出发点是信息在有限范围传播时无需受法律的过多监督和限制,以给予个人和家庭信息更多的自由。[79]但是,网络信息的传播已经使私人/家庭与公众信息传播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如即时通讯工具的群聊功能,使家庭成员或者相互熟识的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传播信息,但相关信息又是存储于公共空间、由运营商进行处理的,并可不受限制地转发,使这种信息的传播超越了“熟人社会”的范围。因此,“私人或家庭生活例外”在当今时代的合理性难以延续。

  

结 语


   被遗忘权所保护的社会利益,并非网络时代的新生物,而是人类社会长久以来所尊重和需求的获得社会谅解、构建及维持人格特质以及保护人格尊严的价值。网络时代改变了信息处理与传播的既有模式,导致了信息生命周期与其价值的严重偏离,导致陈旧过时、脱离场景的信息对信息主体的人格利益产生困扰。这种困境要求法律建立一种信息价值纠偏机制,以拟制信息的自然新陈代谢,同时填补人格权体系在信息自主权与隐私权之间的空白。在此背景下,被遗忘权应运而生。被遗忘权并不是任意删除,也不是对个人信息、人生痕迹的任意涂改或掩过饰非,而是通过纠正网络时代的信息泛滥、过度便利和价值背离,保障每个人的人格得以自由发展,而不是生活在过往的阴影之中。

   被遗忘权是一项“表里不一”的权利:表面是强制遗忘,实质是信息价值回归;表面是信息控制权,实质为人格利益保护;表面上与删除权紧密联系,实质上两者差异巨大。只有准确把握被遗忘权作为信息价值纠偏工具的本质,以信息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才能构建出既符合理论逻辑又具有可操作性的被遗忘权权利体系,并在我国的人格权立法之中占有一席之地。

   注释:

   [1]See Google Spain SL, Google Inc. v. Agencia Espa?ola de Protección de Datos, Mario Costeja González (2014)。本案争议为谷歌公司是否应从搜索结果中删除关于原告因过去欠缴社保而被拍卖住房的个人信息。2014年5月,欧盟法院裁决原告享有“被遗忘权”,谷歌有义务删除过时且不相关的信息。

   [2]参见“任甲玉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人格权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17417号民事判决(一审)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终字第09558号民事判决(二审)。原告主张, 通过百度搜索其姓名可出现“无锡某氏教育任某”等结果,而其已于2014年离职,百度公开其个人信息侵害其名誉权、姓名权及作为一般人格权的“被遗忘权”。一审法院认为, 原告主张被遗忘权试图向后续客户隐瞒其工作经历,不具有正当性,因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3]关于前一种观点,参见张里安、韩旭至:《“被遗忘权”:大数据时代下的新问题》,《河北法学》2017年第3期,第49页;关于后一种观点,参见杨立新、韩煦:《被遗忘权的中国本土化及法律适用》,《法律适用》2015年第2期,第28页。

   [4]参见万方:《终将被遗忘的权利——我国引入被遗忘权的思考》,《法学评论》2016年第6期,第161-162页;郑志峰:《网络社会的被遗忘权研究》,《法商研究》2015年第6期,第58-60页。

   [5]参见张浩:《“被遗忘”能否成为一项法律权利?——兼与杨立新、韩煦教授商榷》,《广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第105页;杨芳:《个人信息自决权理论及其检讨——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之保护客体》,《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6期,第29页。

   [6] Viktor Mayer-Sch?nberger, Delete: The Virtue of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72.

   [7]张才琴、齐爱民、李仪:《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开发利用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61页。

   [8]同注[7]。

   [9] See Bert-Jaap Koops, “Forgetting Footprints, Shunning Shadows: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Big Data Practice”, SCRIPTED, Vol.8, No.3(Dec., 2011), pp.232-233.

   [10]《隐私政策》,http://www.qq.com/privacy.htm#q4,2017年8月31日访问。

   [11]同注[10]。

   [12]参见《京东隐私政策》,https://about.jd.com/privacy/#b-f5,2017年9月1日访问。

   [13]《Google隐私权和条款》,https://www.google.cn/intl/zh-CN/policies/privacy/,2017年9月1日访问。

   [14][美]弗兰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命技术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8页。

   [15]《左传·宣公二年》。

   [16]参见[美]小戴维·A·斯基尔:《债务的世界:美国破产法史》,赵炳昊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17]同注[16],第306页。

   [18] See George Brock,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Privacy and the Media in the Digital Age, I.B.Tauris & Co. Ltd., 2016, p.86.

   [19] See Meg Leta Jones, Ctrl+Z: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6, p.34.

   [20]同注[19],第127页。

   [21] See Paul Tiedemann, “Identity and Human Rights: Considerations on A Human Right to Identity”, in Paul Tiedemann (ed.), Right to Identity, Franz Steiner Verlag, 2016, p.13.

   [22] See Charles D. Raab, “Identity: Difference and Categorization”, in Ian Kerr, Valerie Steeves and Carole Lucock (eds.), Lessons from the Identity Trail: Anonymity, Privacy and Identity in a Networked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27.

   [23]同注[22]。

   [24]参见注[21],第29-30页。

   [25]参见注[21],第30-31页。

   [26] See Ugo Pagallo and Massimo Durante, “Legal Memories and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Luciano Floridi (ed.), Protection of Information and the Right to Privacy-A New Equilibrium, Springer, 2014, p.21.

   [27]同注[26]。

   [28] Pino, “The Right to Identity in Italian Private Law: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and Judge-Made Rights”, in M.Van Hoecke & F. Ost (ed.), The Harmonization of Private Law in Europe, Hart Publishing, 2000, pp.225-237.

   [29] Norbeto Nuno Gomes de Andrade, “Oblivion: The Right to be Different… from oneself: Re-proposing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Alessia Ghezzi, Angela Guimaraes Pereira and Lucia Vesnie-Alujevic, The Ethics of Memory in a Digital Ag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67.

   [30]参见注[29]。

   [31]参见注[29],第70页。

   [32]同注[29],第69-70页。

[33]参见注[21],第95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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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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