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永:汤用彤与陈寅恪在初唐皇室信仰问题上的学术思想互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0 次 更新时间:2018-07-29 21:58:53

进入专题: 学衡派   陈寅恪  

赵建永  

  

   “哈佛三杰”陈寅恪、汤用彤和吴宓领军的学衡派,是近年学界所热论的焦点之一。前贤对陈寅恪与吴宓的比较研究颇为丰厚,而对汤用彤与陈寅恪学术思想的互动却鲜有探讨。有鉴于此,本文根据新发现的手稿等一手资料,通过他们在武则天及初唐皇室宗教信仰等问题上的学术交流,来揭示其学衡派文化思想的旨归,以期对学人有所启益。

  

   一、大师的治学风范——陈寅恪和汤用彤对日本学者佛教史研究的超越

  

   汤用彤与陈寅恪志趣相投,经常切磋学问,互赠著述,其中既有文章初稿,也有新刊之作。这在笔者近年来整理汤用彤藏书的过程中,时有发现。藏书里面常写满了汤用彤和陈寅恪等师友们的亲笔批注和题记,虽不比长篇宏论,然吉光片羽,随笔而就,适可凝结先贤思想之精微韫晦。这些文字犹如待发掘的宝藏,堪为中外学术史研究之一手材料。若能由微知著,深入玩味,则可冀于学术思想史研究上发现新问题,开拓新途径,进而收获新知。今略捡一则,以见一斑。

   1935年,陈寅恪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武曌与佛教》一文,探讨了武则天所受佛教的重要影响及其对佛教图谶的利用。当年陈寅恪赠送汤用彤的该文抽印本,由汤一介先生珍存至今。其封页左侧有陈寅恪的一段个性鲜明的题记,现版陈寅恪各类文集均未收入,亦未提及。兹录于下:

   敬求  教正  寅恪。

   矢吹曾论道生学说,必见  尊文,而绝不提一字;又论“格义”,恐亦见鄙作,亦绝不言及。故弟于篇末引  尊论以折之,而文中则不用其在巴黎发见之材料,职此故也。

   这段题记很有趣味,也极富学术价值,但需要简单交待一下背景,其意方易了然。“矢吹”系日本著名学者矢吹庆辉。道生学说和格义问题之讨论,由汤用彤《竺道生与涅槃学》、《释道安时代之般若学述略》和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诸文所揭橥,成为佛教思想史上颇具原发性的两大学术创获。

   从题记可以看出陈寅恪既对国外最新学术动态非常关注,又对中国学术是否受到国际同行的充分认可相当关切,从中也寄寓了他对中国学术如何走向世界的祈盼。由此,他发觉矢氏读过汤用彤和他的相关文章,虽然借鉴了他们的很多研究成果,却在文中一字不提,对此他颇感愤慨。由于汤用彤曾对矢氏之书痛下针砭,故陈寅恪不必再多费笔墨,遂借机提出矢氏的相关研究,并援引汤文予以责难(即“折之”)。他在文末的“附注”中说:

   关于武曌与佛教符谶之问题,可参考矢吹庆辉博士著《三阶教之研究》及汤用彤先生所作同书之跋文。(载《史学杂志》第二卷第五六期合刊。)

   武则天与佛教谶事也是陈文的重点。平素鲜引近人论著的陈寅恪让人们去参考矢氏的名著,从表面上看,还以为矢氏的三阶教研究在武则天与佛教符谶关系的探索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实则是反其意而用之的暗讽和警诫。矢氏曾两次赴欧,巡历英、德、法诸国,调查敦煌史料,从中抄集新发现的三阶教文献,复广搜我国典籍中之史实,依之写成《三阶教之研究》,1923年以此获文学博士学位。该书1927年6月出版,附印敦煌残余及日本所存三阶教的全部典籍,合订成六百余纸的一巨册,系首次将三阶教历史、教义及典籍公布于世的学术成果。该书虽史料丰赡,似已周详完备,但在博学和睿识的汤用彤眼里依然疏误甚多。  

   汤用彤1931年在《史学杂志》发表《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跋》,对矢著材料失当、考订失察等问题,详加辩驳。如,矢氏以大量篇幅极饶兴味地阐论武则天时期《大云经》符谶之事,但此事与三阶教毫无干系。因为矢氏以《开元释教录》“天授立邪三宝”之语系指《大云经》谶,实误解了原文。《开元释教录》卷十八谓三阶教:“以信行为教主,别行异法,似同天授,立邪三宝。”所谓“天授”乃提婆达多(Devadatta)汉文意译之名。他在佛世犯五逆罪,破坏僧伽,另立与佛陀敌对的教团。故《开元录》此语是指信行的异端邪说犹如提婆达多别行异法,非指武则天年号。况且唐时人无直斥武后之理,如《开元释教录》所云“我唐天后证圣之元”可为佐证。据法显、玄奘所记,到唐朝,在印度尚有提婆达多的信徒,此即所谓“邪三宝”。因三阶教过度渲染末法和苦行,曾遭受四次敕断:武则天以其违背佛意,继隋文帝600年的禁断令后,于695年和699年两度下诏禁止。唐玄宗725年又诏命销毁全部三阶教典籍。但其教仍绵延四百年,且远传高丽、日本,至宋初方绝。汤用彤所作考辨均证实三阶教与《大云经》谶事确无关联。由于汤用彤釜底抽薪,将矢氏立论之基点彻底颠覆,其宏篇巨论便顿然崩塌。从此一斑,既可见汤用彤对与梵语相关问题的敏锐和对中印佛教史的精通,也让人们怀疑以矢氏为代表的日本佛学界在经典文本解读方面到底有多大的可靠性。

   矢氏不仅把提婆达多的汉译名误读成武则天的天授年号,而且把天授年间发生的关于《大云经》符谶的重大事件进行了错置,可谓错上加错。矢著中所录大英博物院藏疏解《大云经》弥勒授记事的敦煌写本一卷,因残卷首,而缺书名及作者。据《东域传灯录》载《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一卷,则残卷当原标此名。该疏末有“来年正月一日癸酉朔”之语,矢氏认定为咸亨年间,岁在癸酉。汤用彤则发现其年正月朔日,恰为癸酉,应系天授二年。载初元年(690年)7月沙门薛怀义等人表上《大云经》,武则天遂于9月9日称帝,改元天授。此残卷之作正在此年,或许也是薛怀义等所表上者。此外,汤用彤还对矢著阙载的信行弟子、三阶教居士,以及建无尽藏应始于梁武帝等疏失逐一纠谬补正。

   《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跋》是汤用彤第一篇直接与日本权威学者正面交锋的专文,以其深厚学养,为中国争得了学术话语权。时值“9·18”事变之际,汤用彤接续发表了系列文章辑成《大林书评》,批驳日本专家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上的误导。汤用彤《大林书评》的发表及其佛教史论著的问世,则表明我国现代佛教研究已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尽管矢氏没注明参考过汤用彤的论著,但汤用彤依然恪守学术规范,在自己的已刊和未刊稿中,凡参引矢氏等日人著述每每注明,并对其得失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汤用彤的佛教著述既避免了日人研究的缺陷,也汲取了其长处,并加以超越,从而避免了西化派与国粹派的偏颇,使自己的研究臻于平和而又公允的圆融境界。在聚讼已久的古今中外之争中,汤用彤表现出更为健全、开放和成熟的文化心态,并由此奠定了他在宗教史领域的崇高地位。事实确如日本佛学泰斗镰田茂雄所言:“正是有了汤用彤先生的业绩,给予了日本、中国以及世界的中国佛教史研究者以极大的影响,其业绩将永放光芒。”

   陈寅恪在赠汤用彤文题识中,除恳请汤用彤“教正”自己的新作外,主要是解释为什么要借助汤文对矢氏的批评,以及他何以不用矢氏在巴黎所发现敦煌经卷的原委。题识虽仅略略数语,但却意蕴深厚。陈寅恪自立、自尊、自强的性情风骨和爱国热忱跃然纸上。由此便不难理解陈家“不食日粟”的缘故了。1937年日寇侵入北平,陈寅恪之父陈三立绝食五日以身殉国。日军侵占香港时,陈寅恪生活来源断绝。日本驻港司令和港督给贫病交迫中的陈寅恪送来粮食和巨资。然陈寅恪宁愿饿死,也毅然坚拒此不义馈赠,其兄陈隆恪闻知寄诗句“正气狂吞贼”以勉励之。陈寅恪的学人风骨和民族气节,可借用1929年他为王国维所写纪念碑文作定评:“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该题记还反映出陈寅恪和汤用彤治学动机及其宗旨的问题,这与陈寅恪1929年赋诗《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之立意是一贯的。陈诗云:“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该诗意指,上世纪初,冈崎文夫、白鸟库吉等日本学者,执中国史研究牛耳,虽无甚高论,然其运用现代学术方法之成效,却为国内浮躁学风望尘莫及。于是出现中国史权威反而不在中国,学子赴日受学国史之怪象。学习本国历史却要去日本,这是一种何其沉痛的国耻。彼时包括佛教史、道教史在内的中国史被日本纳入充当侵略工具的东洋学、支那学之中。而夸夸其谈、盲目自信的民粹主义,犹如战国辩士田巴、鲁仲连之流,限于表皮功夫,无济于事。陈寅恪期待国内学人以实际行动洗此耻辱。“读书不肯为人忙”是指治学要有自由独立思考的创新精神,如此方能使学术精进无碍。此与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诗中“吾侪所学关天意”之主旨相类。王国维、陈寅恪与汤用彤皆聚集在《学衡》杂志“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帜下,其研究事关民族文化的前途命运。汤用彤和陈寅恪一直视中国文化为立命之本,他们选择体现民族精神的历史学和三教关系作为终生奋斗的领域,其意也正在于阐扬民族魂,以高水准的学术文化成就使国家立足强国之林。这正与他们为学立志,不为世俗名利而高扬主体性人格的理念一脉相通。为学一种是为了谋生,一种是谋心,即求心有所安。汤陈二贤自为后者,皆以身作则,不甘日人专美于前,打破其文化霸权,将中国宗教史和汉唐政治史等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树起新的高峰,洗雪了相关研究权威仅在日本之耻,赢得了世人对中国学术的尊重。

  

    二、汤用彤对陈文的完善——对武则天与道教关系的开创性研究

  

   陈寅恪认为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奇特之人物,论之者虽众,但少有发明。《武曌与佛教》就武则天力倡佛教之事探根寻源,从家世信仰和政治需要两方面剖析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详述其先世杨隋皇室的佛教信仰背景及对她的熏陶,认为武则天自幼深受其母杨氏的影响而信佛,又由于佛典教义,特别是佛教符谶可为其政治革命张目,故极欲利用之。现存汤用彤1929年完稿的中央大学油印《隋唐佛教史稿》讲义第二稿(初稿仅于《胡适日记》中残存一章》)、1931年完稿的北京大学铅印《隋唐佛教史稿》讲义第三稿、《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跋》和陈寅恪上文都对初唐佛教势力之升降以及武则天与佛教关系作了详细分析。陈寅恪除了证实汤用彤的观点之外,又引证旧史与近出佚籍,得出一些新结论。陈寅恪显系在肯定武则天崇信佛教的前提下作这番论证的。武则天诚与佛教关系密切,但若断定她的信仰纯是佛教,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汤用彤1962年11月21日于《光明日报》发表《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之前,探讨武则天与佛教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着眼于政教关系,着重论证武则天怎样依靠佛教改朝换代,没有超出陈寅恪的研究框架。陈寅恪学风严饬,为世所重,每一立论,必反复推敲,务使细密周详。但他当时未注意道教方面的敦煌史料,也没有像汤用彤那样广泛利用石刻碑铭,故于道教对武则天的影响有所忽视,未得全观。而汤用彤这篇短小精悍的力作补陈文之不足,以其发现的武则天所撰《一切道经》序文为契机,指出武则天在敬佛的同时,亦与道教有密切关系。这一结论是汤用彤在结合敦煌史料梳理道教发展史的过程中揭示的,并由此修正了学术界对武则天宗教信仰的片面认识。

唐初诸帝在原有基础上大力搜编道经,伴随着国力的强盛而终于有条件集成了第一部道藏《一切道经》,并以此奠定了后世历代道藏编纂的根基。记载此事的史籍主要有唐玄宗御制《一切道经音义序》和“金紫光禄大夫”史崇等人奉敕所撰《妙门由起序》。此二文实际上都是《一切道经音义》的序论,载《正统道藏》仪帙中,亦见《全唐文》。陈国符著《道藏源流考》曾详论之,遂为研究者所熟知。而伦敦藏敦煌写本斯字1513号中的《一切道经序》,在汤用彤发现之前尚未引起国内外学界的注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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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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