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异质性及其引申含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8 次 更新时间:2018-07-28 22: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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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帆  

  

   1978年中国开启了对内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程度提高的伟大战略,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发展史、乃至全球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发展绩效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不仅显著地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城乡居民的福利水平,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及影响力。在改革开放业已推进到四十年的特定时刻,人们需要回望“来时的路”,即清晰地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如何进行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哪些基本特征?相对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何种意义上具有一般性和异质性?深入思考并精确回答这些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的重要价值。在理论维度,人们需要在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首先需要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究竟是什么。在实践维度,人们需要在理解“来时之路”的基础上更好地选择“未来的路”,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今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既需要关注此前发展的路径依赖,也需要依据时空变动而对此前发展方式进行动态调整。

  

一 中国经济绩效的特征事实及其理论追问


   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包括发展初始条件、目标、方式、动力、绩效等内容的系统概念,由此,观察和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就可以从不同视角、不同维度展开。考虑到发展的初始条件和目标通常会内生出相应的发展方式和动力机制,而发展方式和动力机制则会带来相应的经济绩效,因此,经济绩效可以在“结果”意义上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及其改进方向。从绩效角度看,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集中呈现出两个特征事实:一是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根据CEIC数据库提供的资料,1978—2016年中国GDP从3678.7亿元增至74.4万亿元,人均GDP则从385元增至53980元,考察期内,GDP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66%和8.60%。如果以1978年为100,则2016年中国的GDP指数和人均GDP指数分别达到了3229.7和2240.2。此外,世界银行的数据库显示:按照名义汇率计算,1978—2016年中国人均GDP从156.4美元提升至8123.4美元,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水平也从1.48%急速增至14.1%。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呈现出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在中国经济史乃至全球经济史上创造了“增长的奇迹”,并在人均GDP意义上体现出向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快速“追赶”。二是经济结构的持续失衡。在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系统中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结构问题却持续存在,甚至伴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累积、加剧和放大。例如:1978—2015年中国前10%收入最高的人群的收入总额占全部总收入从27%上升到41%,而收入最低的50%人群的收入总额占全部总收入则从27%下降到15%,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渐趋拉大并接近美国。此外,投资、消费、净出口在需求意义上通常被认为是理解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然而,中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的中轴则经历了1978—1992年的30%、1993—2002年的35%、2003—2008年的35%和2009—2016年的45%,这从侧面反映出在需求结构意义上,中国经济对投资依赖程度在渐趋增强,而对居民消费倚重程度在相对下降。

   显而易见,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绩效呈现出总量增长与结构失衡并存的基本特征,这种事实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实践,并内生出后续的发展战略调整趋向。立足于经济领域的上述特征事实,党的十九大报告非常明确地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论断。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将国内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则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体现出中国依据实践的动态演变不断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和矛盾特征的认识。从经济维度来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产力、或者说经济总量得到了极为显著的提升,同时经济结构问题、或者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对现代化的制约作用在日趋增强。由此延伸开来,人们必须在经济维度思考并回应这些追问: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此前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是如何被显著提升的?换言之,中国是依靠什么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又是如何衍生出来的?换言之,中国为什么在经济领域派生出多个维度的结构失衡?从经济理论和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格局在何种意义上是有自身特色的?

   针对上述这些问题、尤其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或者“异质性”,部分研究文献曾给予了关注和回应。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年研究课题组从改革的理论指导、改革的性质、改革的方向、改革的方式、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改革的协同配套、改革的推动力量等9个方面归纳和总结了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高帆强调,区别于其他国家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分别推进的情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跨国比较中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王诚、李鑫则认为,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最为重要的方面,这也导致中国经济理论在分析思路、政策方案和价值理念等方面体现出自身特征。与这种理解类似,刘文革、孙瑾也指出,“社会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本质规定,“市场经济”是中国发展模式的资源配置方式规定,两者相结合则体现了中国独特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杨春学则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对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发展的最重大贡献,围绕这种结合所进行的理论分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华文明基因导致中国经济理论和实践具有自身“特色”。概括起来,已有研究文献针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问题作了探索和分析,然而这些文献还存在需要补充、完善和改进的空间,例如,已有文献还难以精确地回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何同时出现了经济总量增长和结构失衡这“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在制度层面的特征是什么以及是如何形成的,中国经济发展的“自身特色”是固定不变的还是动态演化的等等。就此而言,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一般性、异质性的分析,不仅体现出对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回应,而且体现出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回应。

  

二 中国经济的转型背景以及发展的一般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在经济领域实施的改革开放战略是其现代化进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理解这种转折的发生逻辑有两个基本的切入点。

   一个切入点是中国经济自身面临的挑战和困境。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快速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和实施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主旨的赶超战略。然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当时中国资本短缺、劳动充裕的禀赋条件存在冲突,作为解决这种冲突的主要方式,中国在经济体系中就内生出以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为主要内容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缺少自主权的微观经济机制。追求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以及计划经济体制,随即成为此时段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制度特征。就制度的实施绩效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经济改革,在之前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了利弊参半的结果”。上述制度安排导致中国在初始条件极度不利的条件下,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且独立的工业体系,并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前实现了国民经济秩序的恢复,以“两弹一星”作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工业更是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在市场机制严重缺位的背景下,单纯依靠中央政府的指令性计划来推动经济发展,必然伴生着资源配置低效率和微观主体缺乏经济活力,其最终结果是将国民经济带入“普遍贫困”甚至濒临崩溃的边缘。明显的例证是:1956—1977年中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从601元下降至576元,同期人均粮食产量则从306.8公斤下降至297.7公斤。在独立的工业体系形成之后,这种极度严峻的经济格局倒逼中国重新思考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由此派生的经济制度选择。

   另一个切入点是经济体制比较的理论及国际经验。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企业、居民、地区、国家均面临着资源稀缺性和需求无限性之间的内在冲突,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随即成为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制度选择的关键问题,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正是人们为了解决稀缺资源配置问题而提炼概括出的两种典型方式。计划经济的要旨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依靠指令性计划实现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而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则是企业、居民等微观主体依据各类价格信号实现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在短期内,计划经济有助于实现政府设定的某种战略目标,例如,在国家安全面临挑战时,计划经济可以通过指令快速地形成国家的整体资源动员能力,但从长期来看,计划经济在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表现却难以令人满意。这里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要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需要具备多重苛刻的条件,例如,政府具有完全的理性和充分的信息,它能准确地掌握各个微观主体的供求信息并能依据这些信息安排经济活动,能在精确辨识微观主体经济贡献度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持久充分的激励,也能有效地解决政府组成部门之间的偏差并使指令性计划得以完全执行等等。但在经济实践中,政府要同时满足这些条件通常是困难的。相反地,市场经济将“价格”视为反映各类资源相对稀缺度的指标,企业和居民依据价格信号通过资源的跨地区、跨部门、跨时期甚至跨国境流动来优化资源配置。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单一经济决策主体也转变为企业和居民的多个经济决策主体,每个经济主体在逐利动机和竞争压力下,会自发地形成提高经济效率、推动经济创新的内在激励。据此,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更有利于在长时期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一个市场秩序扩展、市场机制不断发挥作用的过程。国际经验也显示:市场经济虽然不能解决特定国家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所有问题,但它相对于计划经济却更能促进特定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这从20世纪后半期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转轨,以及民主德国—联邦德国、朝鲜—韩国等的经济体制选择和绩效比较中可以得到印证,现阶段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体制中也选择或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

无论是中国经济实践面临的严峻挑战,还是经济体制比较的理论及国际经验,都暗示着中国需要变革此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需要变革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并在引入和扩展市场秩序的基础上推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这种转型的内在逻辑异常清晰:在资源稀缺的情形下,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前置条件是增强资源依据价格信号在国内外的流动性,资源的国内流动需要推进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资源的国际流动则需要提高融入全球化的程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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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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