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畅:人民幸福与中国社会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8 次 更新时间:2018-07-28 01: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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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畅  
较少有就人民幸福这一目标展开的专门讨论,因而对于确定这一目标的重大意义的阐述也不够深入和充分。笔者认为,在中国梦的三项目标中,人民幸福更具有根本性和普适性,把人民幸福作为终极价值目标不仅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也具有深远的意义,至少可以说是中国为确立人类社会发展终极目标提供的中国方案。

   以人民幸福作为终极目标最直接的意义是这一目标深得民心,因而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幸福美好。自从人类有了意识之后,其有意识的活动一般都是有目的的,当把目标作为对象加以追求时,目的就变成了目标。人为了某种目标而活动,这也许由来已久,但人着眼于某种目标而安排活动,使活动按照安排进行,则相当晚。人类作为群体动物,从一出现开始就在群体中出于需要而谋求生存。群体的情形与个体的情形差不多,其最初的行动不是被目的所驱动,而是被需要直接驱动。但是,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作为基本社群的国家开始根据统治的需要确立目的和目标,并将这种目标贯彻到社会生活,以影响个体的活动,努力使之服从于国家的目标。这样,统治者的目的及相应的目标,而不是统治者的直接需要成为了国家活动的动因。这种动因从需求到目标的转变,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因为实现了这种转变,国家可以更周密地考虑自己究竟需要什么,在这些需要中哪些是根本的,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非根本的和次要的,然后确定满足需要的顺序,而且还要考虑以什么方式才能更好地达到目的,从而使国家能够更加自觉地控制自己,使自己发展得更好。

   然而,传统国家基本上都是由战争中取胜的一方建立起来的,国家逐渐形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大阵营。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断强化对被统治者的统治,通过维护统治地位以实现其自身的利益便成为了国家的目的。在这种国家格局中,统治者也可能为了自己的目的适当考虑被统治者的利益,但在两者发生冲突时统治者常常将被统治者的利益弃之不顾,甚至以牺牲他们的利益来保全自己的利益,因而统治者的利益和被统治者的利益在社会地位上不可能是平等的。就是说,在传统国家中,统治者不可能兼顾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不可能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由于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尖锐利益冲突,因而传统国家的统治者尽管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强化自己的统治,但结果却是战祸连绵,王朝更迭不断,不仅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统治者也如同坐在火山口上一样提心吊胆,不得安宁。这就是黄炎培所说的中国传统社会不可逃避的那种历史周期律:“‘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国家的利益格局,社会不再以统治者为中心,而是以人民为中心,不再将统治者的利益实现或者说不再将以实现统治者利益为指向的政治统治,而是将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和幸福作为社会的终极目标。这是一种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重大转变,明确将“人民幸福”作为国家的终极追求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这种转变有了更清醒的意识和自觉,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真正找到了跳出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律的一条新路。这条新路之所以“新”,是因为它打破了传统国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对立的格局,国家的主人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统治者,而是全体人民,国家治理者本身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所从事的治理工作具有特殊性但其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其目的是使全体人民的幸福得以普遍实现。不言而喻,这条新路是会得到全体中国人民认同和拥护的康庄大道。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社会就会真正实现长治久安,中国人民就会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

   以人民幸福作为终极目标的另一重大意义在于,这一目标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人类从传统社会走向今天的路子不尽相同,中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而西方国家走的却是资本主义之路。必须肯定,西方的资本主义之路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现代思想观念和经验借鉴,它还孕育了作为我国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几百年的历史表明,西方的资本主义之路确实存在着异化问题。西方近代的先哲原本是追求西方人普遍获得解放和自由,而且西方人也确实获得了相对于天主教教会、基督教神学和君主专制主义统治和奴役的解放和自由,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人却最终受到一种新的东西的控制,这就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来的资本的力量和逻辑,并且形成了新的统治阶级(资产者)和被统治阶级(无产者)格局。虽然西方社会在“二战”后稳定了几十年,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享乐主义盛行、社会生活过度市场化等问题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一道道魔咒,使其不可解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问题暴露得最充分的19世纪,他们不仅深刻批判了这种制度,还针对这种制度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国正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之下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新道路。

   自从马恩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以来,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已经成为今日世界最有影响的思想理论体系之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久就开始了中国化的过程,它既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也与中国传统相融合,在结合和融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具有意义的贡献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全人类性的共产主义理想具体化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理想,而其至要就是把人民幸福确定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这一目标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而且将两者奠基于并统一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其要义有三:一是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理想的基本内涵即“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二是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先秦儒家的道德主义精神,特别是“成人”的人格(即成为君子人格,包括豪杰、圣人等更高层次的人格)精神和“大同”(即家庭、国家、天下一体)情怀;三是将前两者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之中,使之在实践中统一起来,通过实践不断丰富和深化其内涵,并具体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和最高追求。因此,今天中国的人民幸福目标已经不再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那种单纯意义上的社会理想,而是中国建设和发展致力于实现的实实在在的实践方案和行动指南;它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而是具有丰富中国内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追求。

   以人民幸福作为终极目标还具有更为深远、广阔的意义,这就是它为人类发展的未来方向提供了中国方案,而这种方案代表了人类未来发展的总趋势。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群到国家化再到全球化的漫长过程。在近代以前,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类是以不同的社会形式存在的,这些形式有氏族、部落、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前两种形式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存在过,而只有一些地区的人类从氏族、部落过渡到了传统意义的国家,如亚洲和欧洲。这些不同形式的社群彼此之间有过不同的交集(包括战争、和平的融合等),但从未形成过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都有自己生存的目的,但不一定确立了有意识的、自觉的社会发展目标。从近代西方的海外探险、海外掠夺、海外殖民开始,世界上原来分散的人群在国家化的同时也开始了人类全球化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了国家化进程的完成,随后全球化加速发展。“二战”后,世界市场的形成,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和交流的需要,以及环境保护、反对恐怖主义等方面的紧迫要求,加上科学技术在交往、交流方面提供的强有力支持,人类今天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命运共同体。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生活在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中的人类就面临着未来朝什么方向发展、应当追求什么样的共同价值目标的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形成基本共识,生活在同一共同体中的人类就会陷入混乱,甚至会因为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相互冲突而相互残杀最终导致人类毁灭。

   在人类国家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近现代价值观和文化由于西方经济、军事和技术等方面的强势地位而流布到了世界各地,并对非西方国家的本土价值观和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在这种冲击面前,非西方国家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受冲击到主动抵御冲击的过程。当它们意识到西方价值观本身具有的不可克服的问题及其导致的严重负面效应的时候,它们中的大多数就开始从抵御西方价值观和文化而走向弘扬、构建乃至向国际推出本土价值观和文化,于是出现了今天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格局。然而,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文化尚处于弱势地位,不足以与仍处强势地位的西方价值观和文化相抗衡。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这些国家没有找到能够适合本国同时又为其他国家普遍认同的价值观,特别是终极价值目标。当代中国也正在构建自己的价值观,由于中国所要构建的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体系是与作为西方近现代价值观理论基础的自由主义根本对立的,因而它有可能超越西方价值观而成为人类最先进的价值观。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并基于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确定的人民幸福的终极目标,是当代中国价值观的最显著标志,它可以从根本上克服西方终极价值目标的那种名义上推崇个人自由而实际结果是贫富两极分化的最大弊端。因此,这种价值目标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西方国家要走出自身的异化,用人民幸福取代个人自由作为其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是最值得借鉴的一种方案。

  

三、人民幸福的含义及其实现条件


   既然当代中国把人民幸福规定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并且这一规定具有重大的意义,那么我们就需要进一步弄清人民幸福意味着什么,实现人民幸福必须具备那些社会条件,特别是作为人民的基本共同体(社群)的国家应当为人民幸福准备些什么和做些什么。只有弄清楚了这些问题,国家才能明确并切实履行自己对公民的责任,公民也才能认识到自己应该为自己幸福准备些什么和做些什么。

“人民”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术语,早在《诗经》中就有“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诗经·大雅·抑》)的说法。在中国古代,“人”和“民”是两个概念,前者泛指属于人这个物种的个体成员,而后者则与“众”、“庶”、“黎”等概念相类似,指社会最底层的普通百姓。在汉语中,人民是一个集合名词,不能用量词限定它,如不能说“一个人民”或“一些人民”。在西方语言中,“人民”一词的对应英文词(people)虽然也是集合名词,但有复数形式,而对应的意大利文词(popolo)、法文词(peuple)、德文词(Volk)则都是指一个有机的整体或一个“全体”。这些词的含义与汉语中的“人民”大致同义,不过自近代开始“人民”一词有了构成国家主权的主体的含义,美国总统林肯所说“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⑧中的“民”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闹革命依靠的是最底层的劳苦大众,这些人就被看作是人民或人民群众,而与之对立的那些阶级(如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不属于人民,他们通常被视为“敌人”。因此,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人民”就成为了一个与“敌人”相对立的政治术语,指占社会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人民群众。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人民”一词的政治色彩逐渐淡化,今天它常常是指相对于党政领导而言的普通群众⑨。从中国宪法的有关规定看,人民应该是指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2004年修订的中国宪法虽然没有给“人民”作出界定,但其中的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可以根据这一规定将人民界定为全体中国公民,包括领导干部和普通百姓。虽然今天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的人民指的是普通百姓,但它应该是指所有具有中国国籍的公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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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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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 201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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