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人的存在的现象学之真理观

——再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2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0 次 更新时间:2018-07-27 08: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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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2条所确立的真理观,不是认识论的,而是存在论的。它只有从存在论维度上被领会,才能彰示其丰富内涵和马克思的独特贡献。在马克思那里,真理不过是人的存在本身的“祛蔽”。人的异己化意味着人的实存以扭曲的方式同人的本质相悖反,其典型表现就是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把意识形态批判作为终其一生的事业。当意识形态遮蔽被逻辑地和历史地超越之后,人的存在及其历史才能以本真性的方式显现,这便是真理的发生。人的存在的“祛蔽”,也就是人的历史解放,它只有通过人的实践的批判才能实现。如此一来,哲学不再是哲学家头脑中或书房里的思辨活动,而是变成了人的存在的历史展现及其完成本身的反思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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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第2条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以往人们对它的阐释,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尽管如此,依旧存在着某些不同于已有阐释的可能性。本文拟从马克思的人的存在的现象学角度,尝试作出一种新的可能的解读。

  

一、《提纲》第2条是认识论还是存在论的?


   《提纲》第2条究竟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谈论的,还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谈论的?这是一个具有前提性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决定着我们在什么维度上去解读,才能彰显而非遮蔽马克思的真正用心和真实用意。

   人们以往多从认识论角度去阐释《提纲》第2条的内涵,未能领会马克思实际上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论述的这一事实,因而陷入了某种误读。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相当普遍地在认识论意义上去引证《提纲》第2条。例如,艾思奇在其《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和他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都引用《提纲》第2条内容作为论据。再如,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提纲》第2条的部分内容作为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如何检验的论述加以引述,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提纲》第2条一般是被人们当作一个认识论问题来理解的。

   其实,对《提纲》第2条的这类误解由来已久,它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第2部分揭示世界的可知性问题时,恩格斯曾以“人工茜素”为例加以证明,得出的结论是:“既然我们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②由此也可以理解,恩格斯何以在谈论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时,主要是从认识论角度去考虑,而非像马克思那样主要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本身的成熟。恩格斯把这一转变赖以实现的条件,归结为人们对必然性的认识和把握。恩格斯在1888年出版《终结》单行本时,把马克思的《提纲》作为该书的“附录”一并发表,其用意当然是多方面的。恩格斯的重要考虑之一,大概在于为其《终结》提供某种支持和佐证。恩格斯可能认为,作为“包含着天才思想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提纲》,能够为《终结》的各个部分提供一种相对应的思想雏形。依此思路,《提纲》第2条就该对应于《终结》关于世界可知性及认识真理性的检验和证明的那部分内容。但如此一来,《提纲》第2条的内容恰恰被引向了认识论的理解,从而把它的本体论含义给遮蔽掉了。恩格斯很可能是把马克思的《提纲》看作他的《终结》的一个“缩影”,尽管这个“缩影”先于《终结》40年,也就是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产生了。

   对于《提纲》第2条,列宁则是沿着恩格斯的解释学传统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援引的。譬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论述世界可知性这一认识论问题时③,引证了《提纲》第2条,并明确指出:“思维的‘对象的真理性(gegenstndliche Wahrheit)’无非是指思维所真实反映的对象(=‘自在之物’)的存在。”④这里需要指出:《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和《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在翻译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引用的《提纲》第2条文字时,分别标明依据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的中译文。但经核对发现,《列宁选集》的译文作了改动,即把“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改译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真理性”。这一改动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更是涉及内容本身及对它的理解。我认为,这个新译文不如旧译贴切和准确。或许新译文更合乎列宁在这里的论述和思想,但与马克思的原意出入颇大。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他试图反对的是存在论上的思辨性,而非认识论上的主体性。其实,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强调:“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在他看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都游离了实践本身,存在着《提纲》第1条所批评的那个致命缺陷。因此,它们都不可能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或“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所做的这种揭露和批判,当然属于认识上的反驳(“认识的任务”),但问题是这种反驳不仅仅是认识的任务,它还需要实践上的反驳,即必须诉诸现实的历史本身的发展,以便使“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及其对立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本身被消解和被超越,从而历史地克服它们的对立。要完成“认识的任务”,即进行认识上的反驳,就需要找到判准。为此,马克思揭示出能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亦即“思维的此岸性”,能否获得“实践能力的明证”。由于唯物主义和唯灵主义都不具有“理论的彻底性”,所以它们都无法获得“实践能力的明证”,从而没有“客观的真理性”或曰“思维的此岸性”。显然,这同人的某个具体的认识是不是真理无关。列宁显然是沿用了恩格斯的思路和语境,同样利用“人工茜素”的例子,并指出:“对象、物、物体是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像。”⑤后来,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又写道:“当马克思把实践的标准列入认识论时,他的观点是直接和黑格尔接近的: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⑥他稍后在《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中谈及赫拉克利特的真理概念和真理标准问题时,又提示“参看马克思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⑦。由于未曾注意马克思语境中的实践和真理等范畴的存在论含义,列宁也就更倾向于接受恩格斯的观点。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谈到“哲学基本问题”时,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同精神和自然界的关系相等价;其实,前者是存在论的问题,后者则是认识论的问题。恩格斯把马克思的《提纲》作为《终结》的附录,是为了借助于《提纲》来支持《终结》的立场和观点,但二者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距离。按照恩格斯的理路,《提纲》第2条的“实践”,应该被看作“人工茜素”的例子的一种理论上的说明。这显然是从认识论意义上去领会《提纲》第2条的内涵了,但它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

   早在1995年,高清海先生发表了《突破真理论的传统狭隘视界》一文⑧。该文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就在于打破了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于“真理”只作认识论范畴来理解的褊狭性,开启了人们从广义亦即从存在论角度去领会的方向。就我阅读所及,这篇文章应该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较早涉及真理的存在论含义的出处,尽管该文未能明确这一含义,但它所指示的方向无疑隐含着这一存在论真理观的诉求。应该说,高先生以其特有的方式和理路,触及到了真理的存在论维度。对于后来的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这一工作无疑具有某种开拓之功。

   前苏联马克思文献学家巴加图里亚在考证马克思的《提纲》时,强调指出:“马克思划了一条线,把最后一条即第十一条提纲同前十条分开,似乎以此来强调这最重要的一条提纲具有总结的性质。”⑨我认为,巴加图里亚的这个判断是恰当的。既然《提纲》的最后一条规定了其他诸条的性质,那么对于《提纲》第2条也应该从“改变世界”这一存在论立场领会。在马克思那里,“解释世界”不过是一种认识论建构,它仅仅是对实然的“已成之物”所作的事后把握。对“世界”所作的“解释”是否含有真值,其判准乃是一个认识论规定。“改变世界”则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建构活动,它是在实然与应然的张力中把握“方成之物”的基本方式。马克思拒绝“解释世界”这一非批判的立场,而推崇“改变世界”的革命立场。这恰恰体现了他所建立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

  

二、“真理”不过是人的存在本身的“祛蔽”

  

   马克思在《提纲》第1条中所确立的那个先行有效的立场,使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模式这一被海德格尔称之为“不祥的前提”(verhngnisvolle Voraussetzung)⑩的规定,消弭于一个更具有始源性和本然性的基础,一个终极原初性的基础,即作为人的感性活动的实践。如此一来,就从根本上排除了把“真理”引向认识论一途的可能性。因为《提纲》第1条所翦除的,正是作为主—客二元之分裂的这一前提本身。而任何认识论的言说和建构,只有基于该前提才具有合法性,从而才成为可能。

   黑格尔在《逻辑学》第2版序言中明确地区分了知性逻辑和辩证法,认为前者“只涉及知识的正确性而不涉及真理”(11);后者才“涉及真理”。显然,黑格尔所谓的“真理”是辩证法意义上的,而不是知性逻辑意义上的,它不是指“知识的正确性”这一狭隘的认识论含义,而是一个存在论意义上的概念。《提纲》第2条的真理观,无疑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存在论真理含义。但是,马克思的真理观固然是存在论的,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存在论的,而是实践本体论的,亦即人的存在的现象学的。因为在马克思那里,存在论只有作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才是可能的(12)。这就从真理观的原初基础上超越了黑格尔。

我们在阐释马克思的时候,决不应忽视其思想形成期的费尔巴哈阶段,尽管这个阶段极其短暂,以至于不甚明显。马克思同费尔巴哈在思想上是超越关系,而不是把费尔巴哈撇在一旁而不予理会的无视和排斥关系。忽视了费尔巴哈,就不能充分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及其赖以建立的思想史前提。整个《提纲》固然是清算费尔巴哈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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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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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7 , 30 (5)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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