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聿:超越人在宗教中的“自我异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5 次 更新时间:2018-07-27 08: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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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聿  

   内容提要:宗教的本质在于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宗教的“神圣形象”是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本体”,对宗教的“虔诚的信仰”是通过确立、信仰和内化“神圣形象”而实现的。人创造宗教,是为了从宗教的“神圣形象”中获得存在的“神圣”的意义;然而,只有从“神圣形象”中才能获得存在的意义,又只能是人在宗教中的“自我异化”。在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基础上,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以新的哲学理念引领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这是哲学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的生命力之所在。

   关 键 词:宗教  自我异化  哲学  反思

  

   宗教具有神秘性,但是,具有神秘性的宗教并不神秘。这是因为,“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人是哲学的奥秘,也是宗教的奥秘。从人的存在出发去理解和阐释宗教,就是对宗教的哲学反思。

  

一、宗教的根源:人无法忍受无意义的生存


   “宗教根源于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动物没有宗教”。(费尔巴哈,第3页)人之所以创造宗教,是因为人无法忍受无意义的动物式的生存。

   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是“向死而生”的存在,是“寻求意义”的存在。“有意义”的生命活动,超越了动物的本能的“生存”,构成了人类的特殊的“生活”。“为何生存”和“如何生活”是人生的两大主题;追问“为何”和思考“如何”,就是寻求存在的“意义”。“有意义”的生活才是人的存在,“无意义”的生存则是人生的否定。因此,人之为人,就在于人无法忍受无意义的生存,总是向往和追求有意义的生活。

   然而,对于具有“自我意识”和追求“生命意义”的每个生命个体来说,最具有挑战意义的却是人生苦短,命运多舛,理性有限,未来难卜。无论“此岸世界”的人如何求索和奋争,个人的“命运”似乎并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生活的“意义”似乎并不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因此,人又总是活在“没有获得自我”或“再度丧失自我”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之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正是这种困扰人的人生悖论,催生了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具有神秘感的基本方式——宗教。

   宗教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人无法忍受“无意义”的人生:人无法忍受有限的人生,人无法忍受自我的失落,人无法忍受现实的苦难,人无法忍受冷峻的理性,人无法忍受彻底的空白。宗教之所以成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之所以成为“这个世界的总理论”“包罗万象的纲要”和“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就在于它以自己的“总理论”“纲要”和“逻辑”,表达了人对“无意义”的人生的“无法忍受”,表达了人对“有意义”的人生的“向往”:有限对无限的向往,渺小对崇高的向往,此岸对彼岸的向往,存在对诗意的向往。在宗教的语境和情境中超越有限的人生和自我的失落,挣脱现实的苦难和死亡的恐惧,并在宗教的语境和情境中达成精神的抚慰和灵魂的安顿,这是宗教产生和持续存在的“人性根源”,也是宗教之于人类的“真实意义”。

   从总体上说,人创造宗教,既有人的无法忍受的“形上”根源,又有人的无法忍受的“形下”根源,更有人的无法忍受的“社会-历史”根源。

   宗教产生的“形上”根源,在于人无法忍受“彻底的空白”。世界就是自然,人生亦为自然,生生死死,自然而然。然而,源于“自然”的人类,却总是向往“超自然”的存在——超越死亡的存在。每个人的生命存在都是短暂的、有限的,死亡不仅是所有生命无法逃避的归宿,而且是“向死而生”的人自觉到的归宿。正是对生命归宿的自觉,不仅构成人对死亡的恐惧,也构成人对超越死亡的“向往”。在人的生命自觉中,死亡消解了欢乐,也消解了苦难;消解了肉体,也消解了灵魂——死亡是彻底的空白。这种连灵魂都不复存在的空白是人所无法忍受的。面对“死亡”这个最严峻的、不可逃避的、却又是人所自觉到的归宿,人总是力图超越个体生命的短暂与有限,从而获得某种方式的“永生”。“宗教,就这个词的最广泛和最根本的意义而言,是指一种终极的关切”。(蒂利希,第9页)在“想象的真实”中达成“灵魂”在“彼岸世界”中的“永生”,从而超越人无法忍受的“彻底的空白”,这是人所能“想象”的关于“死亡”的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精神慰籍,因而是宗教得以产生和持续存在的最深层的人性根源。宗教是死亡的“形上”的避难所。

   宗教产生的“形下”根源,则在于人无法忍受“苦难的现实”。人是生理的、心理的和伦理的存在,因而人的现实的苦难是“三重的”:生理的苦难(生、老、病、死);心理的苦难(压抑、孤独、空虚和无奈);伦理的苦难(被压迫、被歧视、被抛弃和被凌辱)。面对“苦难的现实”而又无力挣脱“现实的苦难”,因此人在“想象的真实”中把“现实的苦难”异化给“彼岸世界”的存在。“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渴望富裕的物质生活、充实的精神生活、和谐的伦理生活,解脱人的生理的、心理的和伦理的三重苦难,是宗教产生的现实根源。“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同上)正是由于人无法忍受而又无力挣脱“现实的苦难”,因而在“想象的真实”中,把这种“叹息”和“心境”构成自己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宗教。

   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则在于“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页)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根本特征在于个人依附于群体,个人不具有独立性,只不过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个体的存在依附于群体的存在,因此,个体生命的意义,就是对群体的崇拜。在对群体的崇拜中,被崇拜的群体则被异化为某种超人的“神圣形象”(从“图腾”到“上帝”)。人从自己创造的“神圣形象”中获得存在的“意义”,并把自己创造的“神圣形象”作为规范自己的观念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从而维系自己所依附的“群体”的存在,这是宗教产生的深层的“社会-历史”根源。就此而言,宗教中的“神圣形象”,并不是某种“超凡”的“个体”,而恰恰是被“抽象”化的“群体”;人对“神圣形象”的信仰,也不是信仰某种“超凡”的“个体”,而恰恰是对被“抽象”的“群体”的依赖。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5页)宗教是被神圣化的“群体”的“抽象”,从根本上说,则是对构成现实的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抽象”。正是在这个被神圣化的“群体”的“抽象”中,在对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抽象”中,个人获得存在的“意义”,获得生存的依赖和精神的慰籍。人类存在的“社会性”,是宗教产生和持续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源。

  

二、宗教的本质:人的自我异化


   人之所以创造宗教,之所以塑造“神圣形象”,是因为人无法忍受无意义的生存,是因为人追求有意义的生活。然而,人在自己创造的宗教的语境和情境中所达成的灵魂的安顿和精神的抚慰,并不是人的现实的“自我实现”,而是现实的人的“自我异化”。

   人无法忍受有限的人生,则把自己对“意义”的向往异化给“上帝”的“启示”;人无法达成自我的实现,则把自己对“崇高”的向往异化给“万能”的“神灵”;人无法击破理性的逻辑,则把自己对“诗意”的向往异化给“彼岸”的“天堂”。赞美上帝,信仰奇迹,渴望启示,达成不朽,在“想象的真实”中实现人对无限、崇高、彼岸和诗意的“向往”,这就是无法忍受无意义的人类为自己创造的“宗教”。马克思说,“宗教”是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同上,第2页),真可谓一语中的。

   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是以“信仰”的方式实现的。“虔诚地信仰”是宗教的灵魂。这个“灵魂”得以成立的前提有三:其一,确立“神圣形象”;其二,信仰“神圣形象”;其三,内化“神圣形象”。确立、信仰和内化“神圣形象”,就是把人对无限、崇高、彼岸和诗意的“向往”,异化给“想象中的真实”——作为“神灵”的“神圣形象”。这就是人以“信仰”的方式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也就是人在“宗教”中的自我异化。

   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首先是确立“神圣形象”。宗教中的“神圣形象”是超越“一切”的“一”的存在。“上帝在宗教中不是一切,而是一,宇宙是多”。(施莱尔马赫,第76页)宗教把各种各样的智能统一为洞察一切的智能,把各种各样的情感统一为至大无外的情感,把各种各样的价值统一为至善至美的价值,把各种各样的力量统一为至高无上的力量。这样,宗教中的“神圣形象”,就成为一切智能的根据,一切情感的标准,一切价值的尺度,一切力量的源泉。由此,就构成了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圣形象”,而人则从这个“神圣形象”中获得存在的意义,实现自己对“无限”“彼岸”“崇高”和“诗意”的向往。因此,构成宗教之“灵魂”的“虔诚地信仰”,其首要前提是人以自己的“向往”塑造了应当而且必须顶礼膜拜的“神圣形象”。离开这个人给自己创造的至真、至善、至美、至高无上的“神圣形象”,就无法构成人在宗教中的“虔诚的信仰”。凡属“宗教”,无不以确立某种“神圣形象”为其首要前提。

   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体现为人对自己所塑造的“神圣形象”的信仰。信仰是人类所特有的精神现象,是人对某种观念抱有“虔诚”的信任感、依赖感的精神状态,是由虔诚的信任感和依赖感所形成的为之献身的精神力量。不容置疑的信任感和别无选择的依赖感,才能构成虔诚的信仰。从词源上说,西文的“宗教”一词,是指人与神的“联结”和人对神的“敬重”;汉语的“宗教”一词,是指人对祖先神的尊崇和对天道的遵循。(参见何光沪)由信仰“神圣形象”而敬畏“神圣形象”,又由敬畏“神圣形象”而愈加信仰“神圣形象”,从而把人的“向往”变成对“神圣形象”的敬畏和信仰,这实现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因此,“虔诚地信仰”的另一个前提,必须是信任、依赖和敬畏“神圣形象”的精神状态。

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决不仅仅是外在的对神灵的顶礼膜拜,也决不仅仅是信任、依赖和敬畏神灵的精神状态,而且必须是把“神圣形象”内化为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据和标准。没有“内化”,就没有“信仰”。“感性对象存在于人以外,而宗教对象却存在于人以内”。(费尔巴哈,第17页)对此,深切地思索下述三点是至关重要的:其一,“上帝”的存在,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形象”的存在,而是内在于心的“规范”的存在;其二,“上帝”的意义,并不是外在于人的“他律”,而是内化于心的“自律”;其三,“上帝被杀死了”,并不是抹去了外在于人的“神圣形象”,而是失去了的思想和行为的“内在的根据”。这意味着,“不是信仰一部《圣经》的人有宗教,而是那个无需《圣经》,但自己能够创造一部《圣经》的人有宗教”。(施莱尔马赫,第70页)“神圣形象”是内化于心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因此,对“神圣形象”的“虔诚地信仰”的又一个前提,必须是内化于心的规范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自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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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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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哲学研究》 2017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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