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民主和睦”:1950年《婚姻法》的宣传实施与新家庭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 次 更新时间:2018-07-27 08: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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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1950年《婚姻法》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家庭,具有新文明创制性特征。这体现在其创造的家庭目标——“团结生产”“民主和睦”上,因为这一目标既包含共产主义运动传统中家庭建设的“阶级”“生产”等要素,又包含五四运动以来追寻的现代民主、平等要素,通过和睦、团结等概念曲折地继承了古代中国家庭制度中的成分。这一新家庭创制具有复杂的内在张力,如“民主和睦”一词,既包含现代权利平等的启蒙诉求,又包含古代中国家庭建设的经验。两种异质要素能够融合,夫妻感情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凝聚家庭内部关系的感情发挥了中介作用。正是感情弥补了《婚姻法》民主精神进入家庭后造成的裂缝,促使“民主”较为顺利地通向“和睦”。为实现这一新家庭创制,中国共产党发明了一系列策略,让充满内在紧张关系的不同理念在家庭建设中并存。

   【关键词】 新家庭,民主和睦,家庭会议,感情,策略

  

   1950年5月,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颁布,正式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法治社会进程。该法虽名为婚姻法,但亦是家庭律令,它明确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家庭制度。《婚姻法》意义重大,自颁布以来就为研究者注意,并不断有成果出现。①就对该法评价来看,现有研究成果综合起来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婚姻法》具有反封建性质和现代启蒙气息,如对传统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打击,对妇女的解放、青年自主权的提倡与影响等。②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学术界逐渐形成了颠覆上述认识的看法,认为《婚姻法》并没有完全摧毁旧的婚姻家庭制度,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功利考虑和文化积习,虽打击了男权,但并未从根本上破除父权制的家庭结构,妇女虽获经济独立,但在社会、文化、心理上仍受男权压抑。③这是第二种观点,也影响了中国的研究者。④

   为避开这一现代解放和东方专制积习的争论,近年来研究多从社会史角度出发,考察《婚姻法》在地方具体实践过程以及对地方、基层社会的影响。⑤但是,多数研究结论仍未跳脱上述两种看法的窠臼。⑥葛思珊(Susan Glosser)的研究算是例外,她认为《婚姻法》虽追求现代观念的婚姻家庭,但与国民党倡导的家庭和现代企业式(资本主义)家庭相区别;虽极力反对传统,但因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传统家国一体化的关系形式得以保留和强化。⑦她的研究提示,中国共产党的家庭建设理念存在多种传统的纠缠,即这一法律所要建设的新家庭,既不是毫无保留地对现代平等、民主理念的拥抱,也不是简单地对苏联家庭建设经验的模仿,更不是无可抗拒地对古代中国家庭制度的沉重遗产照单全收,而是有着复杂的考量。吴飞的研究正面解释了《婚姻法》所要建设的新家庭具有多文明交融的复杂内涵,认为通过对《婚姻法》的解读,可以窥视20世纪中国文明再造的关键。⑧他的研究打开了新思路,可称之为第三种研究思路。遗憾的是,他只在描述的意义上对这一法律要创制的家庭进行了说明,没有对其内涵进行历史考察以及对这一创制的具体实践展开讨论,本文拟在上述基础上作进一步分析。

   本文先厘清1950年《婚姻法》要建立的新家庭目标及其形成过程,然后讨论这一目标的不同文明渊源及文明理念结合的可能,最后在具体实践中观察不同文明传统得以“焊接”的过程。

  

一、团结生产、民主和睦的新民主主义家庭的历史内涵


   1950年《婚姻法》是多种理念和经验纠缠的产物,这可从陈绍禹(王明)对该法起草经过的报告中得到印证。

   为学习苏联经验并参考东南欧和朝鲜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曾将新版的《苏俄婚姻、家庭和监护法典》,加以译印;并将苏联出版的一部分有关苏联婚姻家庭问题的书籍、小册子和有关东南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婚姻家庭问题的论文,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男女平等法令及实施细则等,加以研究。为了解旧中国婚姻制度及其法律反映,曾将中国历史上有关婚姻制度的某些史料和国民党政府民法亲属编婚姻章等,加以参考和批判。⑨

   这一试图吸纳各种文明经验并加以超越的努力,预示了这一历史文本的复杂性。邓颖超在实施初期,以更加简要的方式概括了《婚姻法》的独特性创制:

   这部婚姻法,既完全否定了封建婚姻制度,亦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自由平等”的婚姻法,区别于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婚姻法,但也不尽同于社会主义苏联今天的婚姻法。……是合乎中国国情,切合适宜和需要的一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婚姻法。⑩

   这种通过区别其他经验的描述性表达,被学者经常使用,但正因如此,限制了人们作进一步研究,因为这一描述性表达并没有正面归纳出新民主主义家庭建设的目标。随着政策实施,目标逐渐明确,即“团结生产”和“民主和睦”。

   (一)“团结生产”“民主和睦”新家庭的表述形成

   “团结生产”和“民主和睦”这两个四字组合最早出现在1953年2月中央颁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中。它明确提出1950年《婚姻法》要“建立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新式家庭”。11尽管这两个组合未在1950年《婚姻法》中确立,但《婚姻法》第三章提到“夫妻有互爱互敬、互相帮助、互相抚养、和睦团结、劳动生产、抚育子女,为家庭幸福和新社会建设而共同奋斗的义务”,12其中已经包含相关意义的关键字。“民主”“和睦”并置,也在《全总、团中央、青联、学联、妇联关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给各地人民团体的联合通知》中直接出现,如:“这个婚姻法的颁布……造成民主和睦、团结互助、爱护子女、劳动生产的幸福家庭。”13通过将近三年的时间,“团结生产”和“民主和睦”这两个组合才得以确立,笔者认为这是基层实践的艰难探索的结果。

   由于目前档案公开有限,我们不太清楚1953年2月的指示吸纳了哪些地方经验以及如何吸纳的过程,暂时无法完整地呈现这一文本形成的决策过程。但是,笔者这一推定,可以从地方贯彻执行的文件和经验总结中得到印证。在1953年2月的指示颁布之前,地方宣传执法过程中已频频使用这些词语,如1951年12月西南区《川西地区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报告》中讲道:“这次宣传中着重指出了婚姻法的积极意义,有的群众对于民主团结、和睦生产的家庭关系对农民社会生产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141952年西南局对四川南充遂宁县《婚姻法》执行情况检查总结中提到,群众需要的“是夫妻和睦、家庭团结和加强生产”,并建议“积极在群众中培养一些民主和睦的新式家庭”。151952年西南民主妇女工作委员会总结两年来工作成绩时表示:“妇女在家庭中和社会上的地位已逐渐提高,许多父权、家长统治的封建家庭关系已逐渐改变为民主平等和和睦团结、劳动生产的新的家庭关系。”16根据现有研究对《婚姻法》执行过程四个阶段的划分——一为初始阶段(1950年5月—1951年9月),二为展开阶段(1951年10月—1952年12月),三为高潮阶段(1953年1月—1953年4月),四为经常贯彻阶段(1953年4月—)17来看,这些词语组合开始出现于第二阶段,即1951年9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之后,地方执行《婚姻法》的经验总结。

   例如,西南区此阶段发现《婚姻法》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保守,一是过激。保守方面,如在处理离婚和家庭纠纷案件时,“往往一味进行无原则的调解或强迫调解;甚至当事人协议离婚,审判员不答应,将当事人关在一间房子里睡了一夜,硬逼不离,还自夸是‘成功的经验’”18。重庆市第一区童养媳李玉□19的故事很有代表性。

   1950年,李玉□(15岁)经人介绍与陈敬园(21岁)结婚。结婚当晚,男方父母强逼新人发生关系,但因李年幼不能行事,“事后陈母对别人说:‘讨了一个石女子,不图啥只图做活路。’”陈父母因此对李百般刁难,时常打骂。有一次,李与陈母女同床,“熟睡中,蹬中了小妹,陈母认其有意,狠狠地把手指甲在席上摩擦发热,在李之脚上乱揪乱钳,早起后逼着下河挑水”,导致李脚腿腐烂,半年才康复。又一次,李同婆婆卖地瓜,因瓜藤割了太短,影响卖钱,被婆婆打得鼻血直流。婆婆常常咒骂她:“大江没盖盖,你去死吧。”在此情况下,李回到娘家寻求协助,其父请派出所调解。派出所调解和好后,将李送回婆家,但婆婆并未改变态度,反而更加凶狠。一次因洗尿罐没洗净,李遭打。一次去菜市卖菜,雨水冲走一节藕,婆婆又将李打倒在地。根据附近群众报告,陈父和陈敬园亦未改变态度。1951年10月30日,李因给陈父“打的一套衣服,帽边现白线”,遭陈父狠打。之后,“李给陈试帽,因戴得太重”,狠遭陈一记耳光,李昏倒在地。陈“认为装死,提尿壶浇李”。邻居发觉,告送派出所。派出所调解释放后,“陈知过不改,反更得意”。20

   实际上,经过派出所第一次调解之后,陈敬园的家庭暂时恢复和平,李过上安宁日子,但是这一和谐秩序下,仍然是父权、夫权的秩序。很快,李又遭到婆家打骂和虐待,回到调解前的基本处境。由此可见,无原则的、就事论事的调解说和,只是暂时恢复了家庭和平,并未松动旧有的家庭观念,进而回避了《婚姻法》中男女平等的启蒙现代性诉求。

   然而,一味追求男女婚姻自主、男女权利平等的原则,导致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例如,重庆北碚水土、云台和三胜等地出现了利用阶级斗争方式公开批斗违反婚姻原则的当事人,导致离婚现象普遍,家庭分裂,甚至妇女自杀等恶性事件。21这种人为导致原本宁静有序的家庭混乱、分裂的做法,与人们生活常理有很大差距,如人们认为“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只应搭桥,不应拆桥,离婚损阴德的”,“万事和为贵”等22,以至于人们形成婚姻法就是离婚法的看法。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对第一区人民政府《婚姻法》贯彻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时,王爷庙所一位黄老太婆的说法,就很能说明问题。她说:“过去的婚姻,你们说不好,还是有美满的家庭,现在的婚姻法好,啷各还是有要打脱离的”。23

   由于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这两种倾向,西南区在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总结中,提出今后在宣传婚姻法时要兼顾两面。比如,川东地区总结道:“婚姻法的宣传必须把婚姻自由与建设幸福的新家庭、新社会的教育相结合。”24川西地区在总结中建议今后贯彻和执行《婚姻法》时,注意 “结合分田分财,支持妇女从经济上获得解放,摧毁封建主义的夫权基础,并加强和睦团结生产的前途教育,去改造不合理的家庭关系。”25

   基于这些地方经验26,进入《婚姻法》贯彻第三阶段时,中央人民政府在1953年2月1日颁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中提出“树立男女权利平等、婚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从而建立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新式家庭”27。这里一面讲婚姻原则,一面讲家庭原则,可谓在1950年《婚姻法》对男女婚姻原则明确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明确了新民主主义家庭建设的原则。在该指示颁布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强调贯彻中要注意防止保守和过激两种倾向,即:

一方面,全国各地对于婚姻法的宣传和执行的情况是极不平衡的;在很多地方,不但是人民群众,而且有不少的共产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由于没有对他们进行认真的正确的宣传教育和检查,他们对于婚姻法和这次贯彻婚姻法的运动还很不了解或有很多误解,甚至还有抗拒的情绪,而一经认真地正确地进行了宣传教育和检查之后,这些干部和群众的认识就有了显著的改变。由此可见,采取贯彻婚姻法运动月的办法去展开婚姻法的宣传和检查婚姻法执行的情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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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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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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