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这个词在20世纪被引入到这个（东亚）地区，跟国家概念有关系，我过去写文章讲帝国/国家的二元论。一般来说，一个多元的政治体制，就像原来的王朝，很多民族、宗教都是复合的，像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这些（帝国的）说法都是在主权国家形态的对面。

西欧产生了现代主权国家，所以他们一般把自己看成是民族国家，其主要形态是民主或立宪，是相对单纯的民族共同体。那帝国呢，就成了单纯民族共同体的另一面。要想把不同的宗教、民族总合成一个政治体，它在政治上往往是要专制，所以他们的帝国概念包含了多面：一面是把民主跟专制相对立；一面是把所谓单一民族概念和多元性帝国来对立。

因此在早期的研究中，帝国完全是个贬义词。在欧洲，16世纪之后，君主国家和奥斯曼帝国对抗，土耳其势力跟西欧势力对立。在这个对立中，他们常常把土耳其势力看成是专制。

后来帝国概念的运用也是慢慢延伸到其它地区。在19世纪，这些欧洲的民族国家进行殖民，也经常自称是帝国。如果你看那时候的地图，为什么日本也自称帝国，就可以看到这么一个扩张性的模式。到了19世纪，我看到他们最典型的叙述是把拿破仑的帝国作为扩张性帝国。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法国的那种帝国，它们是扩张性帝国，但是它们又和帝国主义不同。为什么不同？因为帝国主义的内核是民族主义，跟原来的多元性帝国不一样。

帝国的概念在过去三十年中发生了变化。历史学家为什么会重新思考帝国呢？原因是：第一，帝国的规模很大；第二，帝国常常是多元的、多文明的、多文化的、多宗教的、多族群的。

20世纪的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情？种族清洗和排外主义，这些东西从哪来？从民族主义来的。如果大家看“五四运动”对于“一战”的反思，就认为欧洲战争是民族主义的产物，也就是民族互相厮杀，带有强烈的排外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许多人重新思考帝国的历史。

还有一种帝国论述是全球化。当然也有人指出他们所叙述的这个多中心的全球化论述，实际上是以美国作为它的主要原型。这也是20世纪一个独特的部分。1900年前后，尤其是美西战争之后，伴随着美国崛起，出现了一种大型的多族群的政治共同体，这个政治共同体，它跟欧洲的较小型的这个民族政体不一样。

1900年前后，也就是西方地缘政治学兴起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欧洲很多思想家认为，欧洲这个较小的政治共同体作为一个政治形式可能不行了。所以未来很可能是几个大型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竞争，有些人认为这个大型政治共同体，最具有想象的、最具有未来性的政治体就是美国。同时，他们最反对但是又羡慕俄国，因为俄国是幅员辽阔的大型政治体。

因此，在社会理论和日常使用中，帝国和帝国主义是混乱的。但是在社会理论上，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把帝国和帝国主义作出区分，这个区分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早期的帝国维系自己运作的方式，不完全是经济性的。比如朝贡体系，它不是简单的经济依附关系，它是礼仪、支配和其它政治性关系。但是在19世纪之后的资本主义生产，需要中心和边缘关系。所以帝国主义条件下所产生出的关系，带有强烈经济性质，是在积累，经济组织和政治的关系当中论述帝国和帝国主义。

所以在概念上，区分帝国和帝国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且从列宁之后，关于帝国主义的主要论述， 除了一部分依附理论，理论上就终止了。而依附理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亚洲崛起背景下，逐渐地失去了它一部分的解释力，它基本上是帝国主义理论的一个延伸。这之后似乎没有产生出更新的、真正具有理论突破的、新的21世纪政治经济学。

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角度看，帝国主义意味着大规模的战争和军事入侵，这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一个共同特点。第二，通过武力来占有大规模的土地。第三，通过战争来垄断自然资源。第四，迅速地进行大规模拓殖，同时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包括了种族清洗、大规模移民，这是殖民主义的主要条件。第五个特点就是很快速地把这些地区的经济，完全组织到它的中心地区生产过程当中，中心-边缘关系被清楚地建立在一个结构里面。

我们要去理解在拉丁美洲、非洲，在20世纪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的变化？这个最重大的变化，我认为就是民族解放运动所产生出的一个个相对独立政治体，尽管它的政治是不稳定的，而且它饱受后殖民困扰。

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这里不是讲辩护，而是要理解这个时代新的行为独特性，无论正面还是负面。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就是提供给你们这一代人要来做的工作。

上一个世纪基本理论论述，为以后的中国社会变迁、革命和改革都提供了主要理论来源，但今天到底怎么去分析这些行为，反而找不到新的概念。目前这些概念或语词的使用，并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但是常常是被夸张地，情绪性地使用，却难以提供像那个时代对这些现象的一个基本政治经济分析。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今天在知识上提出的一个挑战。我们可以对国家、社会和世界的存在方式，提出批判性思考反思。但是这个思考，既不是辩护性的，也不是把另外一套话语套用过来的夸张否定。

我觉得需要新一代人，新的理论思维，而不只是在旧的工作里面做。坦白地说，这也是我希望重新讨论20世纪的一个动力之一，需要提出一个新的范畴解释。

（本文根据7月17日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在“世纪的诞生”主题演讲上对澎湃新闻记者提问的回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