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在亚洲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82 次 更新时间:2018-07-26 07:38:39

吴万伟  
5pt;">道尔Michael Doyle)、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布鲁斯·布诺·德梅斯基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等学者展示了长期以来的显著历史相关性。

民主和平理论既鼓舞人心又富有进取精神:我们应该寻求在自由的政权和社会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但是,在此历史时刻,该理论的应用性十分有限。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检验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的和平,而是要在文化差距很大的政权之间建立和平---这是让战略沟通变得更复杂的因素。我们并不是生活在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中,而是处于多极化的、多个文明共存的世界。相互敌对的国家并没有将对方看作支持民主或和平的力量。

当今的结构性风景图缺乏西方社会领导下的世界的文化契合性,虽然有共同根源,却接连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国内缺乏权力监督制衡的制度性约束和限制,这种限制本来能够延缓民主国家走向战争的速度。非民主国家有一个例外,因为民主国家对他们宣战往往是激情冲动下的产物--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就是最近的例子,它说明新保守主义价值观如何挑衅性地将观点转化为武器。简单地说,民主和平理论帮助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国家享受和平,却不是确保和平的道路。

如果我们想获得全球和平,那就需要在文化上更中立、在思想上更深刻的途径,我将其称为“技术官僚和平理论”:这是一种假说,独立仲裁更适合于解决敌对国家之间上世纪遗留下来的冲突。当然,这不是预言性模式。但是,背后的建议是在多样化政权共存、利益冲突和紧张关系加剧的世界,防止战争的最好保障是旨在获得持久解决办法的直接外交协商。不是盲目地相信任何一种政治演化或美国采取的军事平衡行动将先发制人地永久控制冲突。

技术官僚协商必须免受到公众审查,虽然公众(无论民主与否)或许充分认识到协商正在进行中。而且,协商团队必须包括来自冲突各方的可靠的官方代表以及中立的国际协商专家。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必须被认为是正式裁决,对所有各方都有约束力。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这种形式的直接双边协商已经解决了很多边界冲突。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与前苏联邻国(通常对他们有利)解决了五六个边界划分问题,这也成为启动合作机构如上海合作组织的先驱。挪威和俄罗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都通过共同探索和开发的双边协议解决了该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的紧张关系。

巴尔干地区也提供了重要先例,说明了技术官僚创造和平的美德。南斯拉夫的分裂及其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战争---再加上残余的波斯尼亚的代理人内战---因为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民主政治而旷日持久。正如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D. Mansfield)和杰克·施耐德Jack Snyder)在1995年名为“民主化与战争风险”的文章中所说,不成熟地过早民主转型,加上威权政治带来咄咄逼人的好战行为,这当然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巴尔干地区出现的情况。只是在理查德·霍尔布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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