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元:反思民族国家的内外观:宪法和国际法的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4 次 更新时间:2018-07-26 00:49:38

进入专题: 民族国家   成文宪法   条约关系宪法化   全球宪法  

孔元  

   【内容提要】 当下的中西宪法理论,都是以民族国家为政治前提的,它一方面将世界历史建构为一个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单向运动,进而将政治共同体建构在高度同质的人民想象之中;另一方面又通过人民制宪的政治行动,为成文宪法赋予价值和功能。通过追溯西方民族国家和宪法政治的生成,本文试图阐述这种以同质人民/民族为政治前提的政治想象,使其无法处理多元性和差异性的帝国问题。这使得西方世界将国际法视为同步进行的帝国建设的重要方式,并发展出殖民政治、条约关系宪法化、全球宪法等多种建构路径,但由于这些建构路径无法摆脱民族国家的思维定式,它们最终都归于失败。了解这一历史进程,有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近代立宪史的认识。在帝国和民族国家建设的双重视野中考察中国立宪史,将成为中国宪法和国际法理论未来的新动向。

   【关键词】 帝国,民族国家,成文宪法,条约关系宪法化,全球宪法

  

一、问题的提出

  

   迄今为止,我们的宪法理论仍然被一种深深的民族国家意识所束缚。这里的民族国家有两个面向:它一方面指现代宪法理论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和历史背景,具体指欧洲14世纪以来各种城邦和王国脱离基督教帝国的历史运动,它的思想形态表现为文艺复兴所传达的个体主义、相对主义、历史意识,在政治意识上表现为以英、法为代表的绝对主义国家建设,或以意大利城邦为代表的共和主义运动;它另一方面指与现代宪法理论同构的现代民族国家运动,具体指1776年美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其思想形态表现为启蒙价值所传达的个人自主、权利意识、理性主义,在制度设计上表现为成文宪法、有限政府、权力分离等。借助前者,英法等国塑造出牢固的民族认同;借助后者,这一牢固的民族认同最终通过政治革命的方式转化为一种自觉的行动意识。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化的民族意识转化为经过现代自然科学淘洗的普遍、理性的人民意识及其制宪运动,成为任何政治正当性思考都无法绕开的根底。对外而言,它在为新生政权提供新的宪法秩序想象的同时,也通过对万民法的改造,将至大无外的帝国秩序发展为有内外之分的国际法秩序。按照这种理解,民族国家成为互相承认、形式平等的国际法主体,从而在一个新的结构下形成基督教世界的文明共同体。借此,宪法和国际法重新拼凑出西方对于现代世界的完整理解。

   这种高度同质性的民族国家预设,使得西方宪法理论丧失了处理多元帝国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能力,由此带来两个致命后果:一个是无法应对西方世界内部的整合问题,从而使得各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帝国性运动,要么不得不依赖于一个主体民族支配其他民族国家的霸权模式,从而不得不背负民族性帝国所无法处理的认同难题,要么就不得不诉诸一个虚幻的人民概念,将帝国基础建立在空洞的流沙之上。另一个是无法处理对非西方世界的同化和纳入问题,从而不得不通过将国际法发展为一种文明-野蛮话语来正当化对非西方世界的殖民。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而言,在近代和西方世界秩序碰撞所产生的挫败感,使之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我否定心理,仿佛不按照西方民族国家的模式来发展自己的宪法理论,并借此肢解、改造自己原有的政治制度,就永远是文明世界的野蛮人。即使取得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反殖民运动的胜利,学界对自己制度和道路的民族自信心仍然付之阙如,狭隘的知识视野和封闭的学科意识使人们罔顾西方已经步入后民族国家时代的跨国整合阶段,而仍然将其抛弃的宪法理论视为真理。

   近些年来,西方学界出现了一系列反思帝国-民族国家范式的作品,①以便在中西文明比较和全球史的立场上重新把握这一论题,而随着中国学界的政治成熟,尤其是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如何重新思考中国、作为区域秩序的亚洲及全球秩序等,也激发了国内学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和出版界对于帝国问题的关注热度不减。②本文试图将这种反思精神延伸到法学领域,通过对西方宪法和国际法的理论线索的梳理,揭示民族国家范式的缺陷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将“帝国”这个隐秘的主题揭露出来。这首先需要反思西方宪法政治的历史生成线索,然后在此基础上阐述国际法作为一种帝国构建策略的路径和缺陷。

  

二、民族国家与宪法政治的历史生成


   (一)两种民族国家观

   目前,学界对民族国家的认识仍然被启蒙运动的观念所支配。这种立场将民族国家视为欧洲启蒙思想的产物,它借助17世纪以来的自然状态和契约论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它的政治表现则是1789年法国革命所实践的国家-民族-人民理念。③在这里,国家(state)是一个非人格性的中立概念,④它指涉一整套的国家建制;民族/人民(nation)是个非历史性的理性概念,它指涉能通过自己的集体行动决定自我统治形式和政府类型的一群人。由于它的同质性假设,它是反帝国的;由于它的共和性内涵,它是反王权的。因此它的实践后果就是帝国和王权的同步解体。前者引发的革命海啸最终引发诸如神圣罗马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古老帝国的解体,后者则是包括法国在内的各种王政的垮台。由于革命开启了全新时空意识,政治体便需要以人民的名义设定新的统治类型,由此开启通过理性协商和政治决断形成的立宪政治,它最终体现为一部表现人民集体意志的成文宪法。

   这套理论的理性主义假设,使这场历史性的政治运动获得了一种普遍性面貌,成为通行四海不可忤逆的政治真理。与此同时,它的现代性所隐含的进步论调最终将自己表述为一种线性的普遍历史观,因而任何试图反对它的努力要么是徒劳,要么就会被冠之以反动之名。但它最大的缺陷在于遗忘了自己得以展开的历史前提,在它将自己表达为普遍性真理之前,它首先仅仅是英法两国民族意识的产物。而它的形成,恰恰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早期近代首先通过绝对王权的形式完成了民族性塑造,从而较早摆脱了帝国历史的负担。也就是说,在一个理性真理的民族国家之前,业已存在一个历史文化的民族国家,它由于王政和民政的高度混同,私法和公法的高度重合而不具备后世民族国家完全的公共性,在那里,国家,不论是政治认同意义上的,还是政府治理意义上的,都高度依赖于国王自己的身体。由于民主目的论作祟,这一阶段一般被视作“原型民族国家”,成为不具备独立研究意义,且终将随着新式民族国家的到来而被取代的过渡阶段。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点,我们就无法意识到欧洲后世发展出的宪法政治及其理性民族国家高度依赖于一个在先的、具备同质性的历史民族假设,而这个历史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又是欧洲在近代早期反帝运动的产物,由此所凝结成的牢固的民族认同,使得它天然地无法应对多元帝国的统合问题。

   (二)民族国家的三条理论线索

   因此,充分认识欧洲宪法理论发展的必要,驱使我们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往前追溯到14—16世纪,如此才能呈现出帝国-民族国家对峙在欧洲展开的真正时空背景。这一被学界称为早期近代的历史时期,是欧洲大一统的罗马基督教帝国意识开始瓦解的关键阶段,也是地方性民族意识的形成阶段,这一时期的政治和法律思想线索集中反映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中,并通过各种地方化王国和城邦对该知识遗产的挪用和转化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化目的。为了区别于中世纪基督教帝国的普遍意识,它的表达方式是历史主义的,它通过文艺复兴所兴起的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tis)⑤来区别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除去对政治事务影响有限的彼特拉克主义,这种人文主义研究又可以分化为两个支系,一个是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一个是法律人文主义(legal humanism),从前者衍生出意大利城邦共和主义的理论传统,从后者衍生出英法等国规范主义的法律传统。二者贡献了欧洲民族国家最早的公民意识论述和国家法的规范性论述,它们分享着相同的问题意识,那就是罗马意识向本土意识的转化、基督教的世俗化或者国家化、分裂的权力格局向统一的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化,却又由于不同的政体国情发展出不同的道路,从而为我们呈现为后世民族国家所依赖的三条不同的理论线索。

   第一条理论线索是意大利城邦的共和主义运动,它的核心诉求就是要求摆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或者罗马教皇对于意大利城市事务的支配,并在这个基础上谋求事实上的自治权力。在它表达为公民人文主义式的共和主义论证之前,这种对于自治权力的寻求仍然表现出一种规范主义的视角,它主要体现为包括意大利评注法学家巴托鲁斯(Bartolus)和巴尔杜斯(Baldus)的罗马法注疏,它们通过对事实(de facto)和法律(de iure)的区分,一方面论证意大利城邦事实上的自治权,另一方面又试图使皇帝权力获得法律承认,来维系中世纪法权结构的完整性,以便在此基础上协调作为普遍性的帝国权力和事实上独立自治的公民城邦的法律和权力关系。文艺复兴带动的人文主义研究将一切经学关系历史化,从而瓦解了支持中世纪帝国意识的知识权威。知识复古运动重新发现了古代希腊罗马的共和政治,并刺激了一场将政府视为众人之事、将城市视为人类自我完善的公共空间的共和主义运动,它强调公民德性和政治参与的公共精神,并通过这种联合抵抗各种专制的帝国或者暴君统治。

   由于汉斯·巴伦(Hans Baron)的开拓,这场以公民人文主义为名的政治社会运动成为西方文艺复兴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并通过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和波考克(J. G. A. Pocock)的承继、贝林(Bernard Bailyn)和伍德(Gordon Wood)关于美国开国史的研究,发展为一个能够介入欧美当下政治文化辩论的共和主义流派。尽管这些研究者对于何为共和主义仍有分歧,比如巴伦主要关注公民人文主义如何通过返古开新,追求世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理念,从而摧毁了中世纪的宗教和等级制度。这种人文主义既包含政治的公民概念,也包括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市民概念,从而对资产阶级社会状态高度肯定,而菲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波考克等人则明显认为追求财富的商人精神和积极生活存在对立,因而呼吁自律和牺牲。同时,波考克和斯金纳在对共和主义思想传统的认识上也有差异。波考克对于共和主义的讨论聚焦在共和政体的时间性,回应的是共和政体作为一个新开端所带来的失序及其潜在的危机,因而他更希望能通过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科学”来克服共和政治有限的世俗性的弊病;而斯金纳更多是将公民自由视为从暴政统治中解脱出来的手段,并不强调它所隐含的自我实现的人类目的。⑥但通过把握文艺复兴这个欧洲现代性的时间节点,他们无疑都有对于欧洲民族国家认同和来源的自我理解。尽管共和主义作为城邦国家的理论起源,和民族国家的思想谱系仍有一定出入,但这并不妨碍二者作为向下的精神运动的相同本质。

   由于共和主义理论主要强调公民德性和政治参与等概念,因而它是高度政治化的,从而不具备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应然性。也正因为如此,波考克将其和自然法理学视为并列的两种欧洲思想传统,在他看来,共和主义对于政治的理解是审慎的、人文主义的,它对政治的表达方式是古典的混合政体理论;而法学传统对于政治的理解是哲学性的,因而是合乎规范的,它的政治表达方式是主权及其限制问题。⑦法学传统在欧洲的产生是法律人文主义的贡献,后者为后世欧洲制宪辩论贡献了两条理论线索,理解它的关键首先要明白欧洲法学传统在16世纪从帝国传统向民族国家传统的思想转型。

尽管有古希腊罗马的思想背景,但近代欧洲法学研究传统的直接来源是中世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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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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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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