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莹:海外华人的公共记忆与族群认同——以印尼马鲁古群岛华人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9 次 更新时间:2018-07-26 00: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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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莹  

   [摘要]公共记忆不单是回忆、文化遗产抑或主体对历史的构建,而是与群体日常生活实践同步的,是集体观念和知识不断被创造、叠加和更新的社会过程。海外华人的公共记忆不只是“乡愁”,更展示了华人群体从故乡到他乡、住在国在地化以及当代跨国实践这一完整的族群发展脉络。本文即以印尼马鲁古群岛北部华人为例来探讨作为社会过程的公共记忆在当地华人社群发展过程中的促进作用。作为社会过程的公共记忆不仅能增强海外华人的族群认同,同时也通过习惯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方式保证了文化的代际延续,特别是对那些在异质文化和复杂政治环境中生存的华人来说,公共记忆是使华人保持族群独立性的精神支柱。

   [作者简介]童莹,博士,福建社会科学院华侨华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关键词]印度尼西亚; 海外华人; 马鲁古群岛; 香料贸易; 公共记 忆; 社会过程; 族群认同; 在地化

  

   本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2期。

  

   记忆具有双重属性,既包括个体对过去经验诠释的个体性,同时也具有群体对过去经验和知识构建的集体性[1]。公共记忆不单是回忆、文化遗产抑或主体对历史的构建,也是与群体日常生活实践同步的,是集体观念和知识不断被创造、叠加和更新的社会过程。海外华人的公共记忆不只是“乡愁”,更是他们在地化[2]生活体验的真实反映,折射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文化表象之中。华人迁徙与融入住在国的历史过程形成族群的历史记忆,同时还根据在地日常实践及族群互动,共同建立对中国乃至中华民族的认知与想象。海外华人的公共记忆展示了华人群体从故乡到他乡、住在国在地化以及当代跨国实践这一完整的族群发展脉络。它不仅包括华人族群形成的历史记忆,还涵盖了日常生活实践中所共享的观念、信仰、策略和关系伦理,以及由族群互动所建构的社会网络。

   中国与有着“香料群岛”之称的印尼马鲁古群岛(Maluku, Moluccas)间自古就存在着频繁的贸易往来。由于偏僻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地方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马鲁古群岛北部的华人一直维持着较低的人口增长率。包括香料群岛在内的东印尼地区华人人数有限,且分布较为分散,因而东印尼华人长期被学界所忽视。尽管人口稀少,且远离印尼华人文化的核心区,东印尼华人却仍保持着区别于本地族群的文化认同。笔者曾于2014年9月—2015年3月在印尼马鲁古群岛北部对当地华人进行了为期半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分别到特尔纳特岛中部山麓村庄、东岸华人聚居市镇、蒂多雷岛东北部村庄以及哈马黑拉岛的托贝洛市镇等地进行入户访谈,共收集113户华人家庭的相关资料。本文即以马鲁古群岛北部华人为例,基于一手田野材料和相关史料的分析,来探讨作为社会过程的公共记忆在当地华人社群发展过程中的促进作用。总体而言,当地华人借助迁徙史、家族史和传说故事的代际传承来塑造本族群的“刻写实践”(Inscribing Practices)记忆;同时又以天后宫为中心反复操演信仰仪式及日常礼仪,并践行华人传统的生计方式和生活哲学,以此来强化基于身体感知的“体化实践”(incorporating practices)记忆[3]。

  

一 香料贸易与土生华人的历史记忆


   哈布瓦赫认为,公共记忆是“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对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4]。海外华人从故乡到他乡的漂泊体验是大多数成员所共享的记忆,再加之华人“家”观念的发酵,因而能够在代际之间长期持续。通过当地华人所认可的表述方式来反复传颂祖先、家族的历史故事,不断地去补充和整合群体的历史记忆,这有利于唤起有共同历史命运的公共记忆和华人群体的归属感。早在汉代,横跨欧亚大陆的香料贸易就将中国与北马鲁古群岛联系在一起。而贸易所带来的丰厚收益是吸引近代以前华人迁徙并定居于此的主要因素。古代参与环南中国海香料贸易的冒险与传说,构筑了当地土生华人[5]对祖先与家族迁徙史最深刻的记忆。

   尽管10世纪以前的中文文献中已出现大量有关丁香进口与贸易的记载,但所记录的地点多为集散地,而非真正的产地。不少学者根据中外史料中缺乏丁香原产地记载的事实,以及丁香贸易多集散中心的情况推论,10世纪以前的丁香贸易是一种“沿线式”(Down in Line)的交换系统[6]。也就是说,10世纪以前的马鲁古丁香是经由越南、泰国、爪哇等东南亚不同集散中心的转口贸易供应到中国。宋代以后,中国香料消费市场的扩大以及造船、远洋技术的进步激发了中国海商直接前往马鲁古群岛进行香料贸易的渴望。根据帕塔克(Roderich Ptak)的研究,10-14世纪丁香主要经由两条线路到达中国,其一为北线,从马鲁古经西伯斯海,向北穿过苏禄海和菲律宾到达南中国海,北上至泉州、漳州等东南沿海地区;其二为西线,经群岛南部的安汶往西横渡爪哇海,到达今天的西印度尼西亚,再经由中南半岛陆路或海岸沿线抵达广州港等中国南部沿海地区。而宋代运载丁香的商船大多向西绕远经爪哇航线到达中国。这一时期,很少有商船可以直接通过西伯斯海,运载丁香的商船在到达爪哇海之前必须在蒲端国等地转手[7]。随着“婆罗洲—苏拉威西岛南部—马鲁古群岛”航线的开辟,中国海商开始直接参与到北马鲁古群岛的丁香贸易中来。

   元代汪大渊根据亲身经历所著的《岛夷志略》首次清楚地指出中国船队远航至马鲁古群岛贸易,书中有“地产丁香,其树满山,然多不常生,三年中间或二年熟。有酋长,地每岁望唐舢板其地,往往以五梅鸡雏出,必唐船一只来;二雏雏出,必有二只,以此占之,如响斯应”的记载[8]。汪大渊称马鲁古群岛为“文老古”,有学者根据其对当地气候、地理、水文以及社会风貌的描述,考证元代中国商船抵达的是位于马鲁古群岛北部的特尔纳特岛(Ternate)或蒂多雷岛(Tidore)[9]。今天,特尔纳特人仍然相信,中国人是第一个到达当地进行丁香贸易的海外族群,他们的祖先正是从中国人那里了解到丁香的价值。岛屿上的杜发村(Dufa-dufa)、多格末村(Tokome)、达劳村(Tarau)、加布拉村(Jambula)和法拉加瓦村(Falajawa)被认为是最早由中国移民建立的村庄。其中姓氏为“华特辛”(Huatsing)、“博克因”(Bokyin)的居民声称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中国的穆斯林[10]。今天,特尔纳特岛还流传着元代中国人在马鲁古群岛活动的传说。

   我们的祖先是元朝来自中国福建的商人。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马鲁古有丁香,所以过来贸易。但因为季风的原因,没办法回到中国,所以就留在这里定居了。我们是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的后裔。元朝的时候,在福建有很多穆斯林,对吗?而我们的祖先就是中国的穆斯林,他们来了之后还帮着苏丹建造清真寺,传播伊斯兰教,后来又和到这里来的阿拉伯人通婚[11]。

   当地土生华裔对家族历史的普遍性叙述,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他们对过去的粉饰与重构。实际上,中国商船直接造访马鲁古群岛的人数极少,且持续时间也相当短暂。受元末亦思巴奚兵乱的影响,再加上明初的海禁政策,明朝的中国海商已不再直接前往马鲁古地区。此外,北马鲁古群岛西部岛屿是在15世纪前后,在爪哇经学师的宣教下开始皈依伊斯兰教,而绝非受到中国穆斯林的影响。当地土生华裔构建起源性公共记忆的案例正好体现了诺拉提出的“记忆不仅仅是去回忆,而是将过去置于现在的一种总体结构”[12],即要将公共记忆置于主体所处的社会框架中予以理解。作为早期移民后裔的土生华裔,他们通过在家族记忆中臆造祖先对当地社会发展的介入,从族源上加强与本地社会的联系,并以此来获得当地人的亲近感,提升群体的社会地位。

   明朝中国海商虽然不再直接从马鲁古进口丁香,但以北马鲁古群岛为起点的亚欧丁香贸易在16世纪东南亚贸易体系中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丁香贸易为中心,北马鲁古、爪哇与苏拉威西岛的望加锡(Makassar)结成了稳固的“三角贸易关系”。由于路途遥远和资本转化的需要,望加锡成为爪哇与马鲁古贸易的中介地带,望加锡人、布吉斯人以及活跃于该区域的中国人成为维持三地贸易网络稳固的核心族群[13]。菲律宾处于我国福建至马鲁古群岛的中间地带,并长期作为中国与东印尼群岛各地贸易的中转站,因此,明朝时当地华人数量已相当可观。《明史》有云:“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14]尽管尚无历史资料直接显示望加锡、菲律宾等地的华侨移居至马鲁古群岛,但不可否认的是,东南亚海域东部各地间的联系之所以能够建立,正是因为区域内人口的流动构建出了各种网络。

   与此同时,为了获取更多来自神秘东方的珍贵香料,西欧无数的商人、探险家、传教士踏上了前往东南亚海域的寻香之路。1593年,为争夺马鲁古群岛的控制权,西班牙人从已控制的菲律宾群岛征调华人参加与葡萄牙人的战争。《明史》载:“酋郎雷蔽里希劳侵美洛居(明代称马鲁古群岛为美洛居),役华人二百五十助战。有潘和五者为其哨官。蛮人日酣卧,而令华人操舟,稍怠,辄鞭挞,有至死者。”[15]此次入侵马鲁古群岛的行动虽以华人反叛,“架舟以归”告终,但显示出菲律宾华侨南迁至马鲁古群岛的可能性。另张夑在《东西洋考》卷五中,也将马鲁古群岛称为“美洛居”,并第一次提到当地华人。在提到16世纪末葡萄牙与荷兰人争夺马鲁古群岛时,《东西洋考》载有“兵征美洛居,驱涧内华人,命当一队刑法酷急华人”;又载有“华人某者流寓彼中,慧而黠有口辩,游说两国,闲分万老高山山半为界,山北属和兰,而山南属佛郎机,各罢兵,并雄兹土”[16]。从这段文献中虽难辨华人的数量,但仍能显示出明朝时华人在马鲁古社会是区别于其他族群的。

   在对北马鲁古群岛的争夺战中,荷兰人最终获得胜利。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当时特尔纳特岛的马来尤(Malayo)市镇建造欧兰杰古堡(Benteng Oranje)作为总督府来加强对香料贸易与马鲁古群岛的控制,并欢迎中国移民的到来。18世纪,特尔纳特岛的华人新移民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府周围聚集,逐步形成了以法拉加瓦萨杜村(Falajawa Satu)和瓜马拉马村(Gamalama)为中心的华人聚居区。随着这一时期全球香料贸易的萎缩,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将重心转移到北马鲁古群岛的海产贸易与咖啡、可可、椰子种植园上。为进一步扩大东印尼的海产贸易,19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设立望加锡(Makassar)、万鸦老(Manado)、特尔纳特(Ternate)等七个自由港口。自由港口的条件是无论印尼群岛或外国私人的商船,只要按照规定办理航运许可证,并支付税收就可以进行贸易活动。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方面通过征收进出口关税、港务费、停泊税等方式增加收入,刺激地方经济的增长,同时依靠颁发许可证的方式控制了印尼东部所有的商业活动[17]。19世纪北马鲁古华人的人口增长出现一个小高峰,仅特尔纳特一地华人人数已上升到近500人(见表1)。

当地华人除了将家族史和传说故事等文本知识塑造为家族记忆外,还借由华人社会的公共空间——天后宫,通过生活中的日常实践将个人、家族的记忆转化为群体的公共记忆。天后宫不仅是具有特定历史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记忆场所”(Lieux de Memoir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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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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