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快士传》平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 次 更新时间:2018-07-25 13: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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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快士传》十六卷,现存写刻本,卷端题“五色石主人新编”,序言亦署“五色石主人题”。或以之与短篇白话小说集《五色石》、《八洞天》二书相提并论,甚至径指作者为清乾隆间曾撰《五色石传奇》、身后惨遭戮尸之祸的徐述夔。按《五色石》与《八洞天》目录首行与卷端均题“笔炼阁编述”,前者序言署“笔炼阁主人题于白云深处”,后者序言署“五色石主人题于笔炼阁”,二书并非同一人所撰(见拙作《〈五色石〉、〈八洞天〉非一人所撰辨》,《复旦学报》1989年第2期);今复以二书与此书出同一人之手, 更无充分证据。林辰先生以此书日本享保十三年《舶载书目》已加著录,而享保十三年即清雍正六年(1728),书当作于此前,因而断定作者并非乾隆三年中举的徐述夔(《中国历代小说辞典》第三卷179页),是有道理的。

   是书第一卷有“话说前朝宣德年间”字样,故人多据“前朝”字样以判定其出清人手笔;然细味书中一再出现的“现在三杨宰相中,杨士奇先生由荐举而进,并非科目出身”、“朝中正说三杨,野外忽逢二柳”语气,所叙之事似十分贴近。杜纲《南史演义》卷一谓桓元“负其才地,谓宜立朝居要,而朝廷以其父温得罪先朝,疑而不用”,按桓温为晋穆帝(345-361)时人,桓元为晋孝武帝(373-396)时人,均出处于晋朝,所谓“得罪先朝”者,乃本王朝之前代皇帝也。则此书之“前朝”者,疑亦非的指前一王朝,不能作为此书成于清代的证据,完全有本朝人写本朝事的可能。

   又,是书第十六卷写董起麟要试黄绣内才,道:“今年正月里立春,中间又闰了一个八月,到十二月终,又遇立春,一年有了两春,三秋增了一秋,正合着个现成对句,道‘岁遇二春双八月,一年两度春秋’”,也为此书成于何时提供了线索。据《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宣德八年(1433)正是闰八日,其正月初一为1433年1月21日, 腊月二十九日为1434年2月8日,恰好一年中有两个立春。写小说的人,似乎不可能为双八月之事去现查历书,很可能是随手拈来的眼前的事实,所以,“今年”云云,不应该是过于遥远的往事。据《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宣德八年之后闰八月的年分有:

  

   1.明宣德八年(1433)

   2.明成化十八年(1482)

   3.明正统十五年(1520)

   4.明万历五年(1577)

   5.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

   6.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

   7.明崇祯七年(1634)

   8.清康熙十九年(1680)

   9.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

   10.清咸丰元年(1851)

  

   自宣德八年至咸丰元年的四百年中,闰八月的年分共十次,清代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间,无一次闰八月,故可排除此书作于雍、乾间的可能性。又此书第二卷叙常奇弹弓的弓弦,“弦”字一律没有缺末笔,故又可排除此书作于康熙间的可能性。

   有助于判定此书成书年代的,是它所透露出来的时代气息或曰时代氛围,以及它所受到的小说创作的影响。前者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它对于“靖难之役”的态度。小说主人公常奇的母舅袁念先,因家藏方孝孺文字,被其契友列应星出首,永乐皇帝大怒,将念先全家抄杀,家赀给予首人,列家因此致富。常奇切齿痛恨,立志为母舅报仇,终将列家父子杀死,此举颇受小说赞赏。第十二卷“雪愤恨外国草文”,叙常奇投华光国为元帅,草就檄文一通,“檄中说建文君躬无失德,忽遭靖难之师,致国亡身窜,远近同悲,又说忠臣被祸,人心不平”,中有数联云:

  

   以天潢之戚,托靖难之名,顿令天子蒙尘,遂致太宗失继。服袈裟而袍去衮,闻者吞声;读《楞严》而磬懒敲,言之流涕。乾坤有恨,悲深暗雨愁云;江汉无情,肠断新蒲细柳。虚无金殿,怅群鸟之晚朝;想像翠华,泣六宫之夜月。萧条长乐,寂寞昭阳。周公此来,成王安在?更痛一时忠烈,遂使十族摧残。妻女皆入教坊,文字悉加禁斥。古人于劬国效忠之士,犹赠恤以励众心;今日于本朝尽节之臣,反诛戕而无遗种。德昭之死于匡义,东宫鲜被戮之官;济王之毙于理宗,太湖无尽坑之卒,未若今兹之奇惨,实为远近所同悲。

  

   檄文传送京师,宣德皇帝大怒,然众词臣、科道竟合词上疏,请降恩赐,略云:

  

   臣等伏念文皇靖难之日,一时被戮之臣,如方孝孺、铁铉、景清、练子宁、黄子澄等,辱及妻孥,禁及文字,处之之法,未免过当。原其致罪之由,不过各为其主,君子不以人废言,即使其人不正,而言有可取,犹当采录,况彼为王捐躯,以忠义自矢者乎?先臣姚广孝尝谓方孝孺读书种子,伏乞怜其人,存其言,宽文字之禁,此天下所仰望于陛下者也。至于铁铉等,妻女有入教坊者,咸宜赦出;其子孙有藏匿他处,未经诛杀者,亦宜宥免,或量加录用。昔文皇曾云:“练子宁若在,吾当用之。”然则文皇在今日,子宁等本身犹可赦可用,何况其子孙乎?是又不独天下所仰望于陛下,亦文皇在天之灵,所深望于陛下者也。夫汉高不杀雍齿,光武不杀朱鲔,史书称其大度;英明如文皇,岂度量不及高、光?其初动于一时之忿,厥后已自追悔,但惜未即行肆赦耳。今蕞尔蛮邦,敢出妄言,毁蔑先帝,诚可痛恨。然为今之计,不若先布恩诏,追复建文年号,并优恤死难众臣之后,然后命将出师,殄彼小丑,则宇内快心,士气百倍矣。

  

   天子览奏,随降恩旨,追复建文年号,并复被戮诸臣官爵,存其后人。又,第十六卷写董闻要为妹妹彩姑择婿,金畹将“建文时靖节忠官黄子澄之后”黄绣荐之,董闻道:“先生赏鉴的人,自然不差,况是忠官后裔,将来必然显达。”同样传达了时代的信息。

   据《明史·惠帝纪》云:“正统五年(1510),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思恩知府岑瑛闻于朝,按问乃钧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馀,下狱,阅四月死,同谋僧十二人皆戌辽东。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正德、万历、崇祯间,诸臣请续封帝后及加庙谥,皆下部议,不果行。”此事颇可见出当时的时代气氛。靖难之役是明代的重大事件,当其初始,许多人是对此是噤若寒蝉的;但随着时光的消逝,对建文帝持同情的人越来越多,以致竟有人敢于假冒建文皇帝,朝堂之上,也有人敢于公然为之请封帝后及加谥庙号了。这种社会心理,在通俗小说创作中迅即得到反映,《续英烈传》的风行便是证明。《续英烈传》谓建文祝发为僧,二十馀年间,东流西徙,与《快士传》十分相似,而对于方孝孺、黄子澄等的同情态度,二书亦如出一辙。《续英烈传》旧本题“空谷老人编次”,首“秦淮墨客”序,作者向以为即纪振伦,一般认为是明后期人物。正统五年后的闰八月,为正统十五年(1520),《快士传》所写的有关内容,与其时的时代氛围极为相合,推测此书作于其后,是很有可能性的。

   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快士传》明显受到《平妖传》的影响。第八卷写丁推官郑州祈雨,禁止屠宰,都有《平妖传》的影子。如丁推官虽然遵奉宪行,出了禁屠告示,“却分付衙役不许借端生事,有公差拿卖肉的人解到台下,那人禀说是官府未出告示之前宰下的猪,丁推官即行释放,远近士民,无不颂其仁德”,就是对《平妖传》的反拨。第十一卷写常奇自宫,扮作太监,有篇言语道是:“梁山泊上鲁智深,忽换了童枢密的脚色;《平妖传》中蛋和尚,顿做了雷允恭的同俦。”又,第一卷写宿积盗走董闻借银,亦有言语道:“神偷妙手,伎俩通仙。受‘一枝梅’要诀,得‘吾来也’真传。似蛋和尚的弹子,梁间下地;如孙行者的斛斗,顶上升天”,除了用《平妖传》的典故,还将神偷“一枝梅”、“吾来也”的故事引入其中。按《平妖传》为罗贯中所作,在当时已广为流行;“一枝梅”事见于《蓬窗类记》,作者黄  ,弘治三年(1490)进士;又见于《九龠集》,作者宋懋澄,万历四十年(1612)举人;又见于冯梦龙《谈概》、《智囊》。《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九卷《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更详衍其事。《二刻拍案惊奇》首崇祯壬申(1632)睡乡居士序。综上所述,《快士传》之成书,很可能在明代正统十五年以后,基本上应该算是明人的作品。

  

  

   《快士传》内封左侧有小字四行,云:

  

   古今妙文所传,写恨者居多。太史公曰:《诗三百篇》,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然但观写恨之文,而不举文之快者,以宕漾而开发之,则恨从中结,何以得解?必也运扫愁之思,挥得意之笔,翻恨事为快事,转恨人为快人,然后□□破涕为欢,回悲作喜,则《快士传》不可不读□□。

  

   从士人的角度讲,最大的“恨事”,莫过于“郁郁不得志于初”,“遭时不偶,齑志以没”;最大的“快事”,莫过于“异日之云蒸龙变,得大伸其志”。《快士传》的作者以“快文”写“快事”,就是为了“翻恨事为快事,转恨人为快人”,使之“有愿必成,有忿必泄”,“慷慨淋漓,不留遗憾”(《序言》),它所要传达的,是一代士人渴望发迹变泰的心态。

   小说的主人公董闻,是一个“怀瑾握瑜,含诟忍辱”的人物。他因家境贫寒,科名不遂,颇受岳父柴昊泉父子的奚落与凌辱。为了改变这一境况,董闻曾决心“苦志下帷,何怕功名不到手”,但科名却不是那么容易到手的。正如董济所说:

  

   ……只就一省乡试而论,科举秀才,不下数千人,却只中得百馀人,算来数十卷中取一卷。若果然取得允当,还不为难,那知此中又是一团命数。这些入帘的经房,大都是有司官,平日簿书鞅掌,文章一道,久矣抛荒,忽然点他去阅卷,克日揭晓,匆忙急遽,焚膏继晷,灯光之下,看那红字的卷子,又把青笔点将上去,弄得五色昏花,如何不要看错了?士子作文,有一日短长,试官阅文,亦有一日短长,偶然值其神思困倦,或心绪烦闷之时,把士子数载揣摹,三场辛苦,只供他一笔两抹,便已付之东流。名为三场,只看得头场七篇;这七篇又只看得第一篇;就第一篇,又只看得起处两三行;那两三行,若稍不合试官之意,涂了一笔,后面总有琳琅锦绣,好都无用。从来场中看文,如走马看花。苏东坡何等眼力,及为试官,竟失落了一个好友李方叔,致有‘过眼空迷日五色’之叹,何况不及东坡的,正不知屈了多少学人才士!光阴有限,人寿几何?三年不中,又歇了三年,等闲把少年头骗白了。若单靠科目,岂不误了一生之事?

  

小说只不过从“场中看文”导致屈抑人才的角度,批评了科举取士的弊病,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但它所宣扬的“科目亦何足论,但论人之贤与不贤耳”的思想,却是颇有见地的。它认为:“只要建功立业,替朝廷出力,名标青史,勋书太常,何问科目不科目,这还就人品而论;即论文章,亦不以科目为重轻。唐朝以诗取士,偏是两个极会做诗的,如李太白、杜子美,皆不由科目而进,其他可知矣。”就是一种通达之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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