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烽:对干部素质、干部教育与反腐倡廉的深层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3 次 更新时间:2018-07-25 13: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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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烽  

  

2006年10月1日

(本文当年发于内刊,因所作分析与目前状况仍然吻合,故以原貌呈现。)

  

   转型期腐败增生现象的持续发生,引发了人们对干部队伍素质状况的不满和加强干部教育的呼吁。然而,在干部素质、干部教育及其与反腐倡廉的关系等问题上,尚有不少需要深入探讨与辨析的问题。

  

   一、关于干部素质的涵义

  

   就词义来说,“素”有“本色”、“本来”、“原有”、“向来”等含义[①]。“素质”是指“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②]。 狭义的人的“素质”主要是指人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是人的心理发展的生理条件(但不能决定人的心理内容和发展水平)[③]。教育学意义上的素质概念是指“人在先天生理的基础上在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身心特征及其基本品质结构,通常又称为素养。主要包括人的道德素质、智力素质、身体素质、审美素质、劳动技能素质等。”[④] 因此,从性质上说,人的“素质”应当是指那些相对稳定的、基础性的、“本原”性的要素结构和特征;从内容上说,人的“素质”大致可以划分为基本能力和基本品格(人品、德性)两大方面。

  

   人的素质的形成,有先天因素的影响,但主要是在后天“社会化”过程中修习、型塑的结果,是在社会实践中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长期互动产生的积淀。人的素质是在与外部世界接触过程中作为主体的稳定的内在属性表现出来的。偶发的、因时而变的行为和观念不是人的素质,在人的一生中持久发挥作用的能力和品质才是真正意义的素质。[⑤]

  

   所谓“干部素质”,除了“人的素质”的一般涵义之外,还应包含相对于“干部”这一职业身份而言的特殊内容,即担任公职所需的某些能力与品格素养。因此,干部素质也可分为“能力”素质和“品格”素质两个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干部的“素质”虽然与干部的“认识”、“觉悟”和“理想”、“信念”有一定的关联,但在基本内涵上是有很大不同的,是相对独立的。就如人们说一个人很有“教养”,可以是指一个信仰社会主义的工人,也可以是指一个信奉资本主义的资本家。现在人们公认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务员素质很高,并不是说他们有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和“理想信念”,而是说他们有良好的担任公职的业务能力和品格素养。一个素质很好的干部,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思想认识”水平并不高;一个在某些问题上“思想认识”水平较高的干部,可能基本素质并不高,甚至有严重的素质缺陷。

  

   二、关于干部素质的状况

  

      许多人感到,现在的干部素质总体上比过去下降了。这里有一个对“过去”如何评价的问题,需要分别从“能力”素质和“品格”素质两个方面作具体分析和讨论。

  

   在“能力”素质方面,在原体制下,尤其是建国初期,主要来自于革命军人和工农的干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现代科学和专业知识比较缺乏,在各领域、各层次的领导岗位上,充斥着大量“大老粗”、“万金油”式的干部。这固然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很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落后有关,更与在干部的选拔和使用上贯彻“阶级路线”、注重“政治表现”,以及原体制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有关。由于形成了事实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干部队伍老化、僵化的现象日益严重。

  

   改革以后,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废止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确立,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等干部队伍建设目标逐步提出,干部队伍的新陈代谢大大加快。通过为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干部建立享受特殊待遇的“离休”制度、为资深位重的领导人设立“顾问委员会”制度等过渡性措施,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被逐渐废止了。通过层层选拔的“梯队”建设和指标明确、限时限刻的“班子”调整、“结构”更新,大批年富力强、科学文化和专业知识水平较高的人员进入干部队伍,走上领导岗位。90年代初,全国45岁以下的干部已超过干部总数的70%,1996年上升到74%。据抽样调查显示,90年代中期中国官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13.2年,在党政机构中大专、大学本科和硕士以上学历的人员分别占34.6%、9.5%、0.3%。[⑥] 从这一角度来看,应当说改革以后干部队伍的能力素质,尤其是科学文化和专业知识水平在总体上是明显提高了。虽然知识水平的提高并不直接等于能力素质的提高,但就一般情况而言,知识水平的显著提高有助于能力素质的提高。

  

   在“品格”素质方面,原体制下干部队伍的总体特征十分鲜明,既有突出的优点,也有严重的缺陷。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进入干部队伍的成员,干部们的人格特征大都带有“传统”型文化、“革命”型文化和“国家统制”型文化打下的多重印记。一方面,大多数干部的情感比较朴素,思想比较简单,重整体、重义务、重服从,有较强的接受约束和自我反省意识,在为人处世上比较单纯、老实;另一方面,大多数干部的理性意识很不发展,轻个体、轻权利、轻独立思考,存在比较普遍的“依附人格”和“双重人格”。

  

   “依附人格”主要表现为主体意识和独立意识的淡薄,对最高领袖的盲信和盲从,对国家的“感恩”心理和对民众的“恩赐”心态,以及人身依附意识和“圈子”意识(认“人”、看“线”)等。“双重人格”主要表现为既认同、向往“大公无私”的理想境界,又自发、执着地追求个人利益(主要是“政治前途”),自觉、不自觉地把“为私”的动机包裹、夹入到“为公”的行为表现中去。这种双重人格主要是在外界的压力下不自觉地逐渐形成的,久而久之就习惯成自然,成为一种下意识的“条件反射”和熟练自如的生存方式。为了争取“进步”,跟形势,唱高调,赶潮流,“唯上”,“唯书”,“宁左勿右”;为了“表现好”,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把“爱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作为头等大事,为此有时在严峻的“斗争”、“考验”中有意无意地损害了他人的政治生命。

  

   经过十年“文革”的剧烈动乱和二十多年“改革”的风云变幻,干部队伍的精神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品格素质也出现了“升”、“降”交织的复杂变动。在精神心态上,大多数干部的务实意识提高,实用心态形成;利益意识增强,唯利倾向发展;失衡心理普遍,补偿冲动强烈;国家意识下降,集团意识上升。

  

   在品格素质上,现在的干部们虽然还保留着过去的某些特征(主要表现在“文革”前的干部身上),但已不再象过去那样鲜明了。大多数人在情感上比过去成熟得多,思想也复杂得多,理性意识和独立思考意识明显增强,不再那么容易轻信和盲从了;接受约束和自我反省意识下降,违规逾矩和自我开脱意识上升;在为人处世上比过去老练得多、也精明得多,更讲实际、更有人情味了,也更讲实惠、更世故了。

  

   在多数干部身上,“依附人格”依然存在,但重心已从对国家的依附转变为对集团(地区、部门和单位等特殊利益群体)的依附;“双重人格”也依然存在,但已从潜在的双重人格走向公开的双重人格、甚至“两面”人格。

  

   相对而言,在比较年轻的干部身上,品格素质中消极的一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大都是在“文革”的混乱环境中“懂事”的,在“改革”的动荡条件下“成熟”的。即他们主要是在非常规、非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的。社会规范的紊乱、冲突和畸变,不能不使他们的人格成长、角色认知和精神发育受到影响。在他们的身上,较少因受旧体制型塑而刻上的“正统”印记,更多因“生逢乱世”而留下的“不正规”(俗称“野路子”)疤痕。他们在精神上较少旧观念、旧规范的羁绊和束缚,更易于接受和适应新事物、新变化,更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和潮流;但他们也从一开始就缺乏对崇高“理想”和“信念”的虔诚,较少内省精神和自律意识。在他们中间,实用心态、唯利倾向和“双重人格”、“两面人格”往往表现得更强烈、更直接、更裸露。正因如此,人们普遍感到“新上台的”往往比“原来在台上的”更容易“贪”,而且贪起来更“不知羞耻”,“肆无忌惮”。一位中央领导人曾经指出,现在一些走上领导岗位不久的年轻干部,与老一代相比,虽然文化水平高了,知识面广了,掌握的信息也多了,但与错误言行斗争的精神却差了,甚至差得很远。有的信奉好人主义和庸俗关系学,搞你好我好大家好;有的面对错误的东西能躲就垛,能让就让,能推就推;有的看到损害党的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无动于衷,听之任之;有的自我批评避重就轻,批评别人浮光掠影,批评同级躲躲闪闪,批评上级遮遮掩掩等等。[⑦]

  

   然而,指出目前的干部队伍、尤其是新干部们在品格素质上存在的明显负面因素,并不意味着干部队伍“一代不如一代”。总的说来,现在的干部队伍既有不少“积极”的“进步”,也有不少“消极”的“退步”,但后者的表现更加突出,给人们的印象更为强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在的干部们虽然普遍比过去“境界”、“姿态”降低了,但大都比过去活得更真实、自然了(尤其是在“非正式”和“私下”场合)。其实,许多负面的东西过去并非不存在,只是在政治高压和思想严控下藏得很深、缩得很紧,不得不以非常曲折、甚至“相反”的方式表现出来。改革以后,随着旧的高压与严控机制逐渐松弛、崩解,许多潜在的东西浮上表面、膨胀开来,于是就显得格外清晰、触目了。从一定意义上说,从潜在的双重人格到公开的双重人格,从遮掩的阴暗面到裸露的阴暗面,也是一种从虚假走向真实的进步(尽管只是迈出了半步)。但同时,这种进步也伴生着道德羞耻感丧失、道德权威感跌落等一系列新的恶果。

  

   总之,人为地“拔高”过去、“贬低”现在是不可取的,掩饰、回避目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也是不求实的。老、中、青干部在品格素质上各有优点和弱点,主要是时代背景和体制环境造成的。新一代干部自有胜过老一辈干部的积极因素和发展优势,所存在的消极因素和先天缺陷也并不妨碍他们源源不断地“上岗”、“接班”。不论人们欣喜、欢迎还是抵触、忧虑,这都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自然过程。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渐推进,一旦新体制、新秩序得以形成和完善,以后的新生代干部们将会在较为稳定、有序的社会化环境中发育、成长,从而形成与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相适应的较为健康、健全的人格特征和精神心态。存在于目前新老干部们身上的带有历史特征的弱点和缺陷,终将被时代所“克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短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只有历史地观察和思考,才能冷静、客观地正视和理解干部队伍实际状况的变化。

  

   三、关于对干部素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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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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