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理性自利人”其实不理性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7 次 更新时间:2018-07-25 11: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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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  

  

   内容摘要:在人性方面,从“理性经济人”演化而来的“理性自利人”理念,业已成为人文社会诸学科的人性论共识。但是仍有许多学者强烈反对自利人同时也是理性人的观点,并从多个方面给出了自利人并不理性的论证。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可概括为五种,分别为:马尔萨斯论证、凡勃伦/福山论证、阿玛蒂亚·森论证和实验/经验论证。然而,经仔细辨析推敲,这些似乎有些道理的论证均不能成立。第一种论证的问题是与事实不符和以偏概全;第二种论证的问题首先是错将选择的不确定性等同于非理性,其次是不知“直觉”和“决心”也是理性的果实;第三种论证的问题是将习俗、道德与理性对立,不知它们正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第四种论证即阿玛蒂亚·森论证的问题是它最多只适用于“理性经济人”,而不适用于“理性自利人”;第五种论证即实验/经验论证的问题在于,它证明的只是自利人有时没把经济利益放在选择的首位,而不是自利人非理性。因此,从总体上说,“理性自利人”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同时,还可以由此得到一些其他的结论与启示。

  

   关键词:自利人、理性自利人、理性经济人、理性、非理性。

  

   “理性自利人”的说法是由“理性经济人”的说法演化而来。

  

   “理性经济人”的思想最初源自亚当·斯密关于“经济自私人”的论述,后经李嘉图、西尼尔、穆勒、杰文斯、门格尔、西蒙等经济学家的“添砖加瓦”及修正,以及帕累托对“经济人”概念的正式创构,日臻完善,遂成为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做经济分析时,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一个基本假设,意思是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富有理性的,其行为选择的目标都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形象说来,就是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要素所有者追求收入最大化;政府追求目标决策最优化。

  

   由于这个假设与人们的日常感觉经验和大量生活事实相吻合,自问世以来,影响日大,并逐渐超出西方,也成为了全球经济学界的一种理论建构方法和研究现实问题时被普遍运用的解释工具。随后,同样是在世界范围内,这个假设也被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其他人文社会学诸学科中的大量学者纷纷加以借鉴、应用,已然成为了一种当代形态的人性论。而其表述形式也由具有特定学科色彩的“理性经济人”,变为了没有任何具体学科色彩的一般意义的“理性自利人”。

  

   但是,在此过程中,“理性自利人假设”也受到了另外不少学者的强烈质疑或严厉批判。这些质疑批判均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认为不能将人性归为自利,或仅仅归为自利,因为不仅现实社会中也存在不少利他主义者及大量的利他主义行为,而且人天生也具有同情心和爱心之类的利他主义情感;二是认为理性自利人其实并不理性,理性自利人是一个错误的设定,并为之提出种种不同而又相互支持的论证。

  

   我以为,“理性自利人假设”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充其量只是不够准确,而反对者对它的那两个方面的质疑批判则都是不能成立的。对于前一个方面的质疑批判的反驳,我已通过2016年发表的《反思“人性自利”》一文完成。[①]其中的核心观点是:人在本性上,不存在自利与不自利的区别,只有高尚的自利与卑微的自利的差异。而且,人性自利也并不是什么“假设”,而就是无一例外的事实,凡人皆如此。故将“人性自利”说成“假设”,就是该观点的“不够准确”之处。至于同情心和爱心之类的存在,也都构不成对人本性自利的颠覆。

  

   对于后一个方面的质疑批判的反驳,则正是本文所要做的事情。

  

   在世界学界中,论证“理性自利人其实并不理性”的具体说法比较多,大而划之,它们主要是由五种具有代表性的论证构成,分别为:马尔萨斯论证、凯恩斯论证、凡勃伦/福山论证、阿玛蒂亚·森论证和实验/经验论证。

  

   根据这个线索,我对它们的反驳,也将由此顺序展开。

  

   1、对马尔萨斯论证的反驳

  

   在强烈反对“自利人也同时是理性人”的学者中,最早的反对者大概要算马尔萨斯。马尔萨斯不赞成葛德文关于人类完美理性可以自动控制人口繁殖的观点,而要建构自己的人口理论,为之他把对理性人性论的批判作为了前提,其目的是要为解释人口过剩扫清理论障碍。他认为,边沁和早期经济学家把人类视为理性的动物,能够用快乐和痛苦的单位计算最大限度的幸福这一理论是违反真实人性的谬识。因为把人当作一个“理性的存在物”,就像“计算一个在真空中降落的物体的速度”一样过于理想化。人是一种“复合的实体”,他的“肉体的倾向作为扰乱力的作用很强”,实际上肉体的倾向通常支配他的理性。于是,马尔萨斯把非理性因素引进了经济学,声称人不是理性的动物,而是情欲冲动的和愚蠢的动物,其所作所为完全和理性的劝导相反,否则就不会有人口过剩、困苦、战争或罪恶。因此在他看来,研究经济学,尤其是研究人口理论,必须从现实的非理性的人出发。[②]

  

   正因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有上述否证理性自利人的思想,马克·布劳格在他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对马尔萨斯研究者给出了这样的提醒:“我们也要注意人们承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其他方面的冲动’的理论之一。人们经常忘记,在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人们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基本上是由于他所谓的人自身的再生产的非理性‘热情’造成的,这种理论很难和人是一个精打细算的经济代理人这种古典观点相一致。”[③]

  

   然而,马尔萨斯的论证是经不起推敲的。

  

   马尔萨斯以人口过剩、困苦、战争或罪恶的存在来证明人是感性冲动的动物,但实际情况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战争和绝大多数罪恶,都是精心谋划的结果。也许人口过剩算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但作为每个个体或每个家庭来说,其生育行为都不是无意识的,也不是纯粹的感性冲动,而是出于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和壮大家族势力等方面的考虑。至于困苦,就绝大多数困苦者来说,更与他们的感性冲动无关,而是由当时的社会分配不公造成的。因为受压迫、被剥削的人们,即使严格控制自己的感情,从来不感性冲动,他们仍然会是困苦的,并且也不能由此而改变自己的困苦现状。还有,从普遍的情况看,在每一个人的一生的活动中,不仅困苦与他的非理性无关,而且,生育、战争和罪恶,都绝不是他的必然行为和经常性行为,而最多只是他的偶发行为。何况,若没有特殊的外部刺激,人的情绪也不会凭空起波澜,人也不会无端地“感性冲动”。任何人客观地想一下也能知道,自己平生平静的时候要远远多于感性冲动的时刻,凭理性选择的时候也远远多于由感性冲动代替选择的时刻。所以,退一步讲,即使这几种偶尔发生的行为算是感性冲动的结果,我们又怎么能据此以偏概全,说人是非理性的呢?因此,我们最多只能说,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并偶尔由非理性发动行为。

  

   当然,马尔萨斯及其支持者不会同意非理性行为仅仅是偶发行为的观点。他们还会有这样的补充论证:非理性有两个特征。一是如果一个理性人认为某项酬赏从长远来看对于某人并没有什么好处,而该人采取了获取报酬的行为,那么,该行为就会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比如他喜欢上了他从理性上讲不应该喜欢的东西或人,就属于非理性行为。二是不管一个人的价值观如何,如果他不是经过“算计”去获取一个从长远来看有价值的最大酬赏的话,那么,他的行为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用非理性的这两个特征去看,在现实生活中非理性的现象其实非常普遍,持非理性行为的人并不鲜见。[④]

  

   可是,这两个特征能算得上是非理性的特征吗?

  

   倘若下面我能确证这两个特征算不上,那以它们为据而推出的人的“非理性行为现象是普遍情况”的结论也只能是完全不可靠的。

  

   就第一个特征来说,当某个人采取了被一个旁观的理性人认为不值得的行为时,并不见得这就是这某个人的非理性表现。因为,当某人的价值偏好与那个旁观的理性人的价值偏好不同时,某人出于自己的理性和偏好做出的最优行为选择,也会被那个旁观的理性人认为不值得,可这能进而说某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行为吗?比如一个不喜欢集邮的人虽然会认为花很多金钱集邮的行为是不值得的,可对集邮爱好者来说,则是一种非常值得的事情。同时,这里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当某人所知有限或认知有误时,也会做出对自己来说不值得的行为。可这种行为的出现,显然已不能被归为非理性的原因。

  

   说到这里,不能不先停下来专门界定一下理性。“理性”是源自西方的术语,在西方学界通常被解释为“一种从一些信念的真达到另一些信念的真的能力。”[⑤]其古希腊文的词根是“罗格斯”。罗格斯的基本含义是“逻辑”、“规律”、“尺度”,此外还有“言语”、“思想”、“思维”、“比例”等含义。[⑥]国内学界有人据此将理性定义为:我们形成概念,做出判断、分析、综合、比较,进行推理或计算等方面的能力。[⑦]我认为,这个说法基本成立,但还可再说得透彻一些。这就是,理性是人脑的一种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就既可以从内部深入分析对象,也可以从外部整体把握对象,还可以在以上的基础之上,从人出发,进一步评估对象有何价值及价值大小,从而决定自己应对对象做什么。因此,理性就是深入分析对象、整体把握对象和评估对象价值以及确定自己应当如何行动的能力。由于不论是深入分析对象、整体把握对象,还是评估对象价值并确定自己应当如何,都无一例外地要用到概念、命题和推理等逻辑范畴,所以逻辑性就成为了理性的突出特征,理性就是有逻辑思维的意识。[⑧]非理性则与理性相反,是没有逻辑思维的意识,具体表现为潜意识、本能欲望和情感、冲动之类形态。因此,只有由这些东西直接发动的行为才真正属于非理性行为。这就说明,有错误或缺陷的逻辑思维以及被其指导的行为,尽管存在错误或缺陷,却并不是没有逻辑思维的非理性及没有理性指导的非理性行为。

  

   就第二个特征来说,将一切未经“计算”而获利的行为都归为非理性也是不对的。因为未经计算而获利,并不等于未用理性思维或逻辑推理来思考和选择行为,比如按照上级领导的指令做事而获得报酬,虽然可能得到的不一定是他的最大报酬,可我们能说这个行为是非理性的吗?何况有时的“不计算”,恰恰体现的是理性的精明。因为如果已有前人现成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何须自己再做计算,花费精力做无用功?又比如,一个人未经计算地按照既有社会规则行事,难道也是属于非理性行为?显然也不是。关于这里面的详细道理及其说明,诸位读者还可从此文后面批驳凡勃伦和福山的观点中看到。

  

   2、对凯恩斯论证的反驳

  

凯恩斯也倾向于在行为选择的意义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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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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