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中国的“元实力”

——社会人文视角下的国家综合竞争优势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28 次 更新时间:2018-07-24 23:38:50

进入专题: 国家规模   族群构成   价值体系   人力资本   国家定位   元实力  

李怀印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使人们更多地依靠个人储蓄应对不虞之需;或者由于“一胎化”政策导致男多女少,使婚嫁更具竞争性,在物质上也提出更高要求;而子女教育费用的剧增、住房的市场化以及不断攀升的房价,驱动人们进行资金积蓄。其实,除了“一胎化”政策为中国所独有之外,其他种种因素也都不同程度存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但那里并没有因此形成普遍的高储蓄率现象(与中国相比,其他大中型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要低很多。以2017年为例,拉美国家中,阿根廷为14.5%,巴西为15.6%,智利为19.7%,墨西哥为22%;非洲国家中,埃及为9.1%,南非为16.3%)(CEIC,2017)。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以后东亚地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也都有赖国内长期居高不下的储蓄率。例如,日本在1966—1974年为37.5%至38.1%;台湾地区在1970—1974年为32%左右,1975—1980年为33.8%,1988年达34.9%;韩国在1973—1985年则在20%—29%之间波动(Lin, 1988:Table 8;Ranis, 1995:Table 4)。此外,经济上以华人占主导地位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也普遍具有高储蓄率的特征。以1980年和1994年为例,新加坡储蓄率分别为32%和38%,马来西亚分别为33%和37%,泰国分别为23%和35%,中国香港分别为34%和33%(Park, 1998:Table 3)。因此,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华人社会高速经济成长时期普遍的高储蓄率现象,背后皆有一个相近的文化背景,即儒家文化传统影响下的入世精神和经济理性主义,使人们为了个人或家庭的长远目标,进行有意识的节省和储蓄,而不是把所有可支配收入均用于眼前的个人消费和物质欲望的满足。当然非理性的经济行为尤其是炫富现象,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在暴富群体中间比比皆是。但总体而言,绝大多数国民均有较强的节俭观念和储蓄意识,当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私人储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上述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均在国内储蓄中占主导地位,远远超出政府或企业储蓄,构成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渠道,有力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起飞阶段的经济成长。

   当然,世俗主义文化虽然有助于经济成长,但也会导致极端的追求实用、只重实效的价值取向和短视行为,不利于个人职业生涯的健康发展,更有碍于企业长期竞争力的形成。近几十年来企业界一种常见的现象,便是不重周期长、回报慢的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只重周期短、回报快的应用型技术研发,甚至脱离自身营业范围,跨界进入收效快、利润高的房地产和金融领域。不少企业在日常经营中缺乏足够的规则意识和产权保护意识,试图通过避规、取巧乃至贿赂等不法手段求得生存发展空间。解决这些问题,既有赖国家自上而下的法治建设,更有待企业家精神在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中,自下而上地普遍形成。

  

四、教育、智力和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谓人力资本,即具有一定知识技能且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劳动力。它所强调的是劳动者在教育和职业培训上的投资,以及智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给生产所带来的效益。到底如何衡量一个社会或生产单位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如何测定人力资本对经济成长的贡献,经济学家意见纷纭。过去多认为无法就此做精确测量,而测量标准也各不相同。例如,有人把人力资本水平等同于劳动力的学校教育程度,并试图计算出人力投资的回报率,即不同程度(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投入与毕业后的个人收入和社会贡献之间的比率,认为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而言,小学教育的回报都是最高的;对社会的回报,大体上中学高于大学;对个人的回报,大学高于中学(Langelett, 2002)。有学者认为,普及中等教育对经济成长所产生的效益最大(Barro, 1991)。也有学者强调大学教育对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Stephen, 1997)。至于人力资本的衡量,有人主张以一个社会的小学或中学入学率为标准(Mankiw, Romer, and Weil, 1992;Sala-I-Martin,Doppelhofer, and Miller, 2004)。学校教育直接带来智力水平的提升。有人发现,在西方某些国家,多接受一年的学校教育,个人的智商会提高1.0至4.2。而智商的提高,直接影响个人收入水平和生活品质;智商每上升1点,生活水准将会提高6.1%(Jones and Schneider, 2006)。也有人强调数学知识对劳动生产率和个人收入的决定性作用(Bishop, 1992),还有人试图把各国学生参加国际数学和学科考试的成绩,作为衡量一个社会劳动力整体素质的参照指标(Hanushek and Kimko, 2000)。

   值得重视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在几乎所有上述跟人力资本相关的同类发展程度国家排名或各种测定结果中均名列前茅。中国的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1975年达96.8%,1979年为93%。小学升初中的学生比率,1975年为90.6%,1979年为82.8%(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2005:14)。相比之下,1979年印度的小学入学率为78%,除中国和印度之外的其他低收入国家平均为64%;同一年,印度的中学入学率为27%,其他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7%。中国在所有低收入国家中属于最高水平,甚至超过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小学入学率平均为97%,中学入学率平均为39%),紧追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中学入学率平均为88%)(World Bank, 1982:154)。至2000年,中国的小学入学率达99.1%,小学升初中的学生比率达94.9%(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2005:15)。至于各国的智商测试结果,根据权威学者的研究,东亚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日本、朝鲜、韩国以及中国港台地区)平均为105,东南亚为90,南亚为84,美国为98,巴西和墨西哥为87,西欧和中欧为100,南欧为94,东欧为96.5,南非为72,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56—67之间(Lynn, 2015:Figure 1;参见Lynn and Vanhanen, 2002:Chapters 7 & 8;)。13至于中国学生在国际数学和科学测试中的成绩,自从1991年有记录以后,在世界各国中一直居于前列(Hanushek and Kimko, 2000)。而对各国劳动力素质的测试也表明,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平均分值为59.28,仅次于日本(60.65),高于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第三至第八位分别为德国、瑞士、中国香港、荷兰、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美国为43.43。其他发展中大国,巴西为33.91,墨西哥为35.06,南非为45.25,而印度仅为21.63,是所有有数据的国家和地区中最低的)(Hanushek and Kimko, 2000)。

   如何解读上述有关人力资本或劳动力素质的各项指标?首先,就近因而言,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小学和初中教育在全国城乡的大力提倡和普及,对8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提高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毛泽东时代中国教育的最大特色,是把发展重点放在中小学教育尤其是中等教育,亦即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上,而非以培养高级科技人才为重点的高等教育。从国民经济完成战后恢复的1953年到改革前夕的1977年,全国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从293.3万人剧增到6779.9万人,增长了23倍,远远超过同期小学和大学在校人数的增幅(小学学生从5166万增至14617万,增长了1.8倍;高校学生从21.2万增加到62.5万,增长了1.95倍)(国家统计局,1983:511)。“文革”时期,高等教育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但中学教育却处在突飞猛进的状态,在校学生的增长超过以往和以后任何时期。尽管他们的知识程度总体上不及此前和此后同等年级的学生,然而中等教育的普及和大量初中、高中毕业生在农村的涌现,为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乡镇企业在全国各地的异军突起(进而构成彼时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点)和中国工业化的全面起步,提供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

   再从更久远的角度看,中国劳动力素质的高水平,还跟汉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关。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有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传统。这种民间态度与1949年以后国家大力提倡的普及中小学教育政策相结合,导致国民识字率迅速提高。自从民国以来一直实行的高等学校考试入学制度(除了“文革”中一度中断之外),也使读书升学成为绝大多数人在和平年代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最主要渠道。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每年的升学考试,也成了几乎所有中国父母日常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而一旦高校招生名额放开之后,中国的大学生数量便成直线上升趋势,普通本专科生的招生数,从1978年的40万,剧增至2016年的748万,而本专科毕业生数量,也从1978年的16.5万增至2016年的704万。在校本专科学生数量,2016年达到2696万(国家统计局,2017a:表21-7,21-9)。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2016年为42.7%)在世界各国中仅居中上水平(2015年排名第72位)14,但2016年拥有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本科学位的人口数量,多达470万,在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相比之下,位居第二的印度为260万,位居第三、第四的美国和俄国均为56万)。15这对今后中国科技竞争力的提升,将会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这一点下面还会提及。

   至于接受了中等教育的毕业生,在中国更是一个庞大的人口。仍以2016年为例,初中毕业生为1423万,在校生为4329万;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为534万,在校生为1599万;普通高中毕业生为792万,在校生为2367万(国家统计局,2017a:表21-8,21-9)。中学毕业生已经成为中国各行业一线劳动力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据统计,在2016年全国28171万进城务工人员中,初中文化程度占59.4%,高中文化程度占17%,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9.4%,合计占近86%(国家统计局,2017b)。良好的中等教育,一流的学习领悟能力,加上勤奋的工作态度,使他们在经过短期培训后,很快便能够转化为理想的劳动力,胜任制造业和服务业各种岗位的工作。各行各业熟练的一线操作工人,加上他们背后充沛的技术开发人才和能干的管理团队,构成了中国制造业最为雄厚的人力资本。难怪美国苹果公司总裁库克(Tim Cook)在媒体上多次强调,公司之所以把产品组装工作放在中国,并不是因为这里的劳动力便宜,而是因为这里的劳动力素质。他的原话是:“大多数外国人到中国来(做生意)是因为他们看中这里的市场规模,当然在许多方面它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但是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吸引力还是这里的人的素质”。又说:“我们所做的产品要求使用非常先进的工具,必须要达到我们所要求的精细程度,我们对材料的操作和运用都是一流的。而这里的操作技巧非常之深。在美国,你当然也可以找到一些产品加工方面的工程师,但我不敢确信能否找到一屋子这样的人。但在中国,他们可以站满好几个橄榄球场。”16经济学家张五常在谈到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时,也说“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张五常,2009)。一直专注于智商研究的林恩(Richard Lynn)说得更直白:“一旦中国开始引入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便取得了惊人的成绩,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过去被僵化的经济制度束缚住了,市场经济解放了中国人的智慧、能量和创造力。相比之下,那些民众智商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尽管一直实行市场经济,但经济增长却很缓慢,甚至完全没有经济增长”。17

所有这些,跟过去流行的关于中国劳动力的认识大相径庭。长期以来,海内外经济学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国家规模   族群构成   价值体系   人力资本   国家定位   元实力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宏观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1134.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

8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