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淼:右翼革命及其文化政治————评《革命的本土主义——1925—1937年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与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 次 更新时间:2018-07-24 23: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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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淼  
对于非典型史料的发掘与运用,是克林顿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她不仅关注高层精英,而且挖掘右翼骨干和媒体知识分子;不仅深入分析右翼策划的流行刊物,而且探究国民党右翼选取某种媒介和表现形式的历史动因,揭示其大众动员的机制。书中大量借鉴了近20年英语世界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成果,梳理和批判地借鉴了欧洲、日本有关法西斯社会运动的经典研究。更值得一提的是克林顿的研究还运用了很多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中文学界的研究,比如杨天石对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研究,徐有威对力行社和《前途》的研究等。37克林顿对于国民党民族文艺运动的讨论更是充分肯定并借鉴了文学史学界倪伟、张大明等的研究成果。38

   克林顿的研究也有一些值得提高和推进的地方。比如,她对于右翼革命社会动员失败原因的分析,侧重于揭示其文化政治内在逻辑的矛盾性。她指出,右翼精英试图走向大众,迎合大众,但其精英主义却仅仅希望大众们走到一起,各负其责,而不是成为自主的人民主体。他们利用儒家等级、忠孝文化动员大众,却不考量大众识字水平和文化差异,更不认为民众能够成为自主的人民。她的分析相当有启发性,然而笔者在阅读中整体感觉其论说和分析还需要建立在更加充分的历史场景再现的基础上。39

   克林顿的研究也让人注意到一些十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比如,克林顿指出,多数蓝衣社成员来自长江三角洲相对富裕的家庭。1924年后这些年轻人陆续加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到日本、苏联的军校求学。这与早期中共党员经历颇为相似。正如克林顿注意到的,这些右翼青年,在苏联和日本留学期间,他们既没有接受苏联的共产主义思想,也没有接受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贺衷寒等右翼青年在国内求学,和在苏联、日本留学期间都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甚至曾与共产党同窗在苏联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他们最终没有接受共产主义,归国后甚至成为杀害中共党员的刽子手。克林顿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日本和苏联的军事化训练,虽然使得这些青年日益激进化、革命化,但没能使他们产生超越自身阶级的革命理念。40但是,我们究竟该如何解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青年的激进化,何以同时期出现青年的极左和极右的两种倾向,左翼青年和右翼青年如何出现,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革命的本土主义——1925—1937年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与文化》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值得从事民国政治史、社会文化史、革命史研究的学者阅读借鉴,期待这本书的中译本早日与读者见面。

  

   【注释】

   ①[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陈谦平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Fredric J. Wakeman, “A Revisionist View of the Nanjing Decade: Confucian Fascism, ”The China  Qualterly, Vol. 150, No. 2 (June 1997), pp. 425-428。亦见刘文楠对于美国学界关于新生活运动研究的简单梳理,刘文楠:《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115页。美国学界关于国民党右翼法西斯运动的主要研究还包括[美]易劳逸:《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陈谦平、陈红民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Arif Dirlik,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4, No. 4 (1975)。

   ②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③CC派是国民党内以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实力派系。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前,曾选拔了大批干部,准备分派各地就任。这些人聚集在上海时,蒋介石委托陈立夫、陈果夫把他们组织成“浙江革命同志会”。1928年春,蒋介石又授意陈氏兄弟把该组织扩大改组为“中央俱乐部”(英文为Central Club,简称“CC”;也有一说“CC”是二陈的缩写)。陈氏兄弟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为核心,把持国民党的党务系统,并组织“党务调查科(处)”和“中统”特务组织,监视镇压共产党人、其他进步团体和进步人士,为巩固蒋介石独裁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参见张宪问、方庆秋、黄美真(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1页。

   ④“固有文化” 为国民党右翼文化建设运动用语。克林顿将“固有文化”翻译成“native culture”,并将之作为全书的题目即“Revolutionary Nativism”。为了符合中文语境,本文将其翻译成革命的本土主义,而不是固有主义。参见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5。

   ⑤关于国民党流变的新近研究,参见李志毓:《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的再思考(1924—1931)》,载《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0期,第72页。

   ⑥关于20世纪30年代右翼民族文学运动的综述,参见徐瑞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上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363页。

   ⑦欧美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法西斯主义从理念到实践都是一个矛盾的集合,比如法西斯主义政权谴责布尔乔亚阶级的同时,又与布尔乔亚阶级出身的保守派形成联盟;法西斯的政治理念既能吸引无知光头党,也能吸引知识分子;法西斯主义既鼓励男权文化,又主张更多女性的参与;既呼吁回归传统,又为现代科学技术所着迷等。这个矛盾集合的特性使得对法西斯主义历史的研究颇具挑战性。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脉络下,理解、分析和认识“法西斯主义”的共性及其本质,更好地理解这样的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政治理念如何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这个时刻,得以凝合不同力量和超越文化鸿沟,动员、说服了历史上规模宏大的精英与大众、社会与政治力量。与此同时,这样的分析框架也并不排斥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具体国家兴起的特殊背景和特点。克林顿在研究中批判地借鉴了新近的欧美法西斯主义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英文世界对法西斯主义历史的研究的相关梳理,参见Kevin Passmore, Fasc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2, pp. 10-32。本注释引文见该书11页。

   ⑧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4.

   ⑨Federica Ferlanti, “The New Life Movement in Jiangxi Province, 1934-1938,”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4, No. 5 (September 2010), pp. 1-40;[日]深町英夫:《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深町英夫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⑩M. N. Ro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Calcutta: Renissance, 1946.

   11A. James Gregor, A Place in the Sun: Marxism and Fascism in China’s Long Revolu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2000.

   12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12.

   13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p. 14-15.

   14关于国民党右翼法西斯主义的典型性,克林顿在她这本书外的单篇学术文章也有详细讨论。参见Maggie Clinton, “Ends of the Universal: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Chinese Fascism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II,”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8, No. 6 (2014), pp. 1740-1768。

   15关于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经典理论研究,参见Roger Griffin(ed.), Fasc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6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41.

   17对此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述,参见Arif Dirlik,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

   18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39.

   19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40。克林顿对蓝衣社军事教育的讨论,参见 Martin C. Wilbur and Julia Lien-ying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0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 41.

   21Maggie Clinton, Revolutionary Nativism: Fascism and Culture in China, 1925-1937, pp. 41-42.

22Arif Dirlik,(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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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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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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