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淼:右翼革命及其文化政治————评《革命的本土主义——1925—1937年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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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淼  

   以往有关CC派和蓝衣社的研究重心之一是国民党内部的人事矛盾和权力斗争。克林顿的研究则注重考察国民党右翼趋同的世界观。她考察的精英不仅包括陈立夫这样的高层精英,也包括徐恩曾、贺衷寒这样的骨干精英。克林顿探究他们如何看待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和世界,以及他们眼中理想的国家-社会组织形式。这样的研究视角体现了克林顿对30年代法西斯运动的基本论断,即法西斯运动是全能政治(totalizing politics)的表现,其体现的不仅是个别政党领袖的意志,而且法西斯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得到了更广大范围的精英与社会的认同。15

   克林顿发现CC派和蓝衣社的精英不仅有相似的工程师和军人背景,而且都认为等级是实现高效、合理的现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形式。他们都有志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借此推行等级制度。她用“等级合理化”(hierarchical rationalization)来概括这个理念。16这里克林顿运用了大量国民党右翼精英的教育和军事档案。比如,作者查阅了陈立夫在国共合作前夕赴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工程学硕士学位期间的相关文献。陈立夫赴美留学期间刚好是美国钢铁、石油产业迅猛发展的时代,而匹兹堡大学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正是美国钢铁产业发源地。陈立夫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游历了美国东部和中部工业重镇,考察美国工业现代化生产生活。克林顿发现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和英文回忆录都详细讨论了F·W·泰勒所提倡的“科学管理”。泰勒强调劳工与管理阶层的合作,标准化的劳动生产,科学合理地安排生产。他目睹了标准化生产线上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出现的针对华工的种族歧视,并对此表示同情。但是,他坚信劳工与管理阶层合作的必要性,坚信合理化生产能够帮助中国民族工业克服整体效率低下的问题。大革命期间,陈立夫被召唤到广州。在广州,他与支持阶级斗争和倡导阶级利益的活跃分子划清了界限。克林顿注意到,在这样一个军事、政治动荡的时期,陈立夫和他的兄长陈果夫极力推崇儒家等级文化。在蒋介石的军队到达上海之前,陈氏兄弟联合上海帮派攻击中共领导的上海工人运动组织。就此,克林顿指出,传统观点认为,国民党右翼勾结上海帮派,攻击共产党和工会组织是“背叛”国民革命。但是她强调,在以陈立夫为首的右翼精英眼中,这些举动恰恰是在为确立一个新的国家-社会秩序扫除障碍。他们坚信,等级和秩序能带来民族工业的发展。在他们眼中,排除阶级冲突、控制一切不稳定因素是天经地义的。克林顿指出,从法西斯主义全球史来看,利用流氓帮派清除共产工会是法西斯确立和巩固政权的典型做法。

   克林顿发现,陈氏兄弟也利用等级合理化的理念发展自己的组织。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苏联情报机构“契卡”不同,陈立夫组建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以下简称“中央调查科”),并没有挑选有专业人力管理背景和相关技术的人员,而是选取有留美经历,专业为工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员。克林顿发现,这些成员往往都崇尚流线型的现代化管理理念,坚信等级和秩序能带来效率和整齐划一的发展。留美电气工程师徐恩曾归国后受陈立夫提拔,成为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骨干,参与领导了“清党”活动。也许正是在等级合理化理念的驱使下,中央调查科建立伊始就逮捕了一万六千多名共产党员。从1926年陈氏兄弟组建浙江革命同志会到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CC派发展迅速。陈氏兄弟控制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并设立党务调查科和中央政治学校,以此来吸纳和培养青年干部。同时,CC派将党员分配到政府、军队、青年会、商会等组织中,担任高层和中层领导,监视这些组织的运行。在克林顿看来CC派的发展不仅意味着一个派系的发展强大,也意味着CC派主张的等级合理化理念和组织形式的发展与扩散。

   以往研究已经注意到蓝衣社成员强调思想与行动的一致性。17他们在新生活运动中提出生活军事化和艺术化,主张身体的每一个动作、生活中每一个行为都必须是意识的精准体现,不能没有目标、没有组织纪律。克林顿认为蓝衣社成员的这种看法受到了其所受军事教育的影响。她发现蓝衣社成员就读的黄埔军校、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等军事学校的教育项目,都体现出一种赶超和发展主义的理念。这些教育项目设立的重要前提是中国军队与欧洲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中国军人的身体,甚至其一言一行,在这些项目设计者眼中都是推动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具体出发点。克林顿引用了一份1925年左右苏联官方文献,此文件显示,苏联官方认为中国与欧洲国家有着很大的差距,落后的交通、不理想的政府财政状况,以及匮乏的后方资源,使得中国军队距离现代化军队标准和战争的要求有很大的距离;基于这个“差距”,苏联官方认为,黄埔军校的训练方案不需要向当时在工业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欧洲国家的军事理念看齐,仅仅教授一战前欧洲的军事器物,再加上思想政治即可。18为了让中国军官见识现代化军事,苏联官方提出黄埔学员毕业后要到工业发达的苏联或者当时的殖民国家(日本、德国)学习真正有关现代化战争的知识。由此,一批批黄埔军校学员毕业后被送往苏联、日本和其他欧洲国家深造。克林顿指出正是出于这种发展和赶超的理念,苏联、日本等国训练中国军官的学校十分注重对学员身体、日常生活和思想的规训,军人从思想到身体都必须是现代化的载体。她发现,贺衷寒以及很多蓝衣社军官受训过的苏联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就以推崇军人生活“合理化”著称。该学院创始人米哈伊尔·伏龙芝(Mikhail Frunze),因参与设计苏联红军的训练项目而著称。他强调“铁的军事纪律和高度的政治自觉”,强调对军人思想与行动一致性的训练。书中引用了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军人的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其军旅生活是这样开始的:“每人一个热水澡,消毒所有衣服,把头发都剃得和脸上的皮肤一样干净,接下来是思想政治课。”19

   克林顿发现,贺衷寒等蓝衣社精英的军事主张涉及工农业发展、科学技术、劳工组织形式等方面。其主张无所不包的同时,又有强烈的排他性。蓝衣社认为,民族的复兴、军事力量的壮大,必须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他们提倡国家主持重工业,控制矿产、钢铁、石油等生产,发展科技和自然科学。同时,他们也认为国家必须整治私有经济,抑制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蓝衣社内部对于农业发展有不同意见,但都坚持国家主持农业生产机械化,由国家组织农业生产。蓝衣社认为,已有的、以农村和农民为本的小农经济模式是“封建残余”,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和国防建设,因此,必须抑制其发展,直至其消之。20克林顿认为,蓝衣社的国防建设主张体现了其发展民族资本、排除一切不利于民族资本发展的现实因素的愿望,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无论是基于泰勒的科学管理,还是铁的军事纪律,克林顿指出,CC派和蓝衣社都认为等级和精英领导模式能够带来效率、秩序和发展。她指出,在这种“等级合理化”世界观影响下发展出的国家社会组织形式,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和全方位的现代化,强调民众的参与。但是,这样的大众动员和民众参与,本质上捍卫等级和秩序,抵制来自底层的、自主的想法。右翼精英们急切的现代化欲望,往往导致他们更加激进地推进秩序和等级,不惜采取压迫和暴力手段,而这种暴力和压迫,往往是以“发展”和“现代化”为名义进行的。21

  

三、革命的本土主义:传统与现代并存和作为主体的民族


   开篇提到,以往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使国民党右翼对德意法西斯的模仿不得要领,这是导致新生活运动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对此克林顿指出,国民党右翼虽然倡导儒家传统文化,但并不考虑儒学和儒家自身的历史发展语境,而是突出其等级忠孝的元素。另外,克林顿强调国民党右翼并不因循守旧,不是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她书中分析了大量的CC派和蓝衣社的旗舰刊物,如《汗血周刊》等的图像文本。她发现这些右翼印刷媒体中的图像善于运用20世纪初流行的现代几何图案(art deco)和人体美学来传递信息,诠释其法西斯主义主张,比如《前途》1933年1月刊的封面,这个图像也被克林顿选来做这本书的封面。他们还运用留声机、印刷媒体和电影去动员民众。这些都证明右翼精英极度现代。与此前研究新生活运动意识形态的学者德里克一样,克林顿必须诠释国民党右翼文化运动中体现出来的“传统”与“现代”的并存。22克林顿认为其关键是要探究国民党右翼糅合现代与传统的逻辑在哪,其中政治是什么,谁将从这样的矛盾糅合中受益。克林顿认为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评价和估量新生活运动等右翼文化运动的成败和意义。

   克林顿指出右翼精英信仰和推崇儒家文化,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他们眼中儒家文化变成了唯一能够代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归属。23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变成了一种排斥别种文化的力量。克林顿指出儒家文化是右翼民众动员的重要资源。首先,其等级思想和忠孝理念,为缓和劳工问题和阶级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也有助于为民族工业培养驯服的劳动力。其次,它也提供了抵制共产主义运动、阶级斗争的本土话语。最后,提倡儒家等级和效忠理念,也是对经殖民地通商口岸城市传入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消费享乐主义文化的回应。复兴等级和忠孝的儒家理念,右翼就得以推行其“等级合理化”的意识形态,得以既反击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思想,又抵制自由资本主义滋生出的多样文化与个人主义。右翼精英以一种既传统又进步的姿态出现,既守护民族文化,又推进民族现代化。克林顿将这样的文化政治称为“革命的本土主义” (revolutionary nativism)。24右翼精英将儒家等级、忠孝文化定义为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唯一核心,并以此为依据,排斥其他现代化发展路径、压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文化表征。由此,克林顿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寻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语境下,诠释德里克此前提出的右翼传统与现代糅合的矛盾。25德里克的解释强调国民党对左翼和共产党阶级文化的抵抗,而克林顿的诠释更加强调国民党右翼发展民族资本的欲望和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排他性。笔者认为,克林顿的论说更加全面和深入。

   老一辈美国亚洲学研究的一个经典论断是,亚洲国家文明悠久,其发展出的民族文化特质往往决定了其现代化模式乃至其国家-社会组织形式。26克林顿指出,这样的论断放在20世纪30年代的语境下是十分值得商榷的。一战末期的经济危机、劳工社会运动,以及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都严重地挑战了既有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寻求何种现代化路径以保持可持续发展,国家如何与社会发生关系,国家在经济生产中如何发挥作用,国家如何在这样的境遇下诠释民族文化,这些,在20世纪30年代,是每一个追求生存和发展的国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克林顿认为历史研究者在考察30年代政党国家的各种举措时,必须带有一种历史的、比较的视野,不做非历史的假设。就此,她强调,我们在探究30年代国民党右翼关于民族和文化主张时,有必要弄清楚是谁在给文化和承载文化的社会赋予宏大的定义,他们主张何种形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同主张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谁从中受益。

  

四、争夺大众:媒体、文学与艺术


克林顿不仅从精英世界观和文化思想方面探究右翼文化政治的形成,还从大众动员、媒体、文学、艺术等方面考察社会文化运动中体现出的右翼文化政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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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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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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