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明:什么才是真正的经典世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8 次 更新时间:2018-07-21 21: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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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明 (进入专栏)  

  

   什么是经典?这个问题已经有层出不穷的见解。但什么是“经典世界”?应该没有现成的答案,因为没有人这样提问题。对它的分析,正是本文的任务。

   简单地说,它是对经典文化的一种理解,或者一种讨论方式。有经典,就有经典文化。但研究经典,则不等于研究经典文化。研究经典可以选择特定的文本,研究经典文化则需要突破个别文本的限制。其工作需要在经典之间,更可能延伸到经典之外进行。

   两者的差别,用俗一点的比喻,正如树木与森林的关系。研究森林不只是树木的叠加,土壤、气候、阳光、水分的了解,都是分内之事。

   借“经典世界”这个概念,对经典的历史文化作用及其机制,作一个整体分析,目标不仅在于拓宽固有的历史视野,还试图从中获取某些具有哲学意义的观点。

   我们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中国传统本身。至于能否有期待的收获,除了努力之外,还需要洞察力和运气。

  

一、“经典世界”的界说

  

   用“某某世界”来比喻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手法在学界很流行,不特别界定的话,很容易让读者产生混淆。

   最简便的办法,是将它同相近的概念如“思想世界”、“历史世界”作对比。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写过一本《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很有影响。他序言声称,自己“主要处理的不是全体人民匿名的‘心态’(mentalities),而是其思想已记载于文本之中的少数人的深刻思考。”

   所谓“心态”指的是其时在文化人类学影响下的思想史时尚的对象。而他专注于思想成品的原因或理由,在于这些思想精英“所代表的思想潮流必定会对后代的整个统治阶级以及民间文化产生深远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

   而且,就像生活于其他古代高级文明之中的他们的同龄人一样,他们和现代的学问家同样都是对生命和实在这类普遍问题充满着关怀的真理追求者。这些思想拥有它们自身内在的、可供比较研究之用的价值;而且,它们提出的某些具有深刻意义的问题,至今仍能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它们没有过时。”

   很显然,史氏的思想世界指的是呈现在经典文本中的思想遗产。“经典世界”自然也以经典文本为中心,就此而言,两者有重要的一致性。但“思想世界”中的思想对象,主要是思想家表达为概念论说的观念,而“经典世界”则以载入经典的人物及事件为中心。

   前者是观念,后者是形象。虽然形象背后也有思想,但两者焦点有差别。这种差别会影响我们对经典文化功能的看法。同时,“经典世界”所考察的经典文本,范围更加广泛。它包括某些流行但未必思考精湛的读本。

   “历史世界”最著名的论述者,莫过于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作者把其研究同一般哲学史或思想史区分开来,后者也类似史华兹所概括的“思想世界”。

   他说:“我的理想中的‘知人论世’既不是给朱熹(1130—1200)写一篇传略,也不是撮述其学术思想的要旨,更不是以现代人的偏见去评论其言行。我所向往的是尽量根据最可信的证据以重构朱熹的历史世界,使读者置身其间,仿佛若见其人在发表种种议论,进行种种活动。”

   余氏的信念是:“历史世界的遗迹残存在传世的史料之中,史学家通过以往行之有效和目前尚在发展中的种种研究程序,大致可以勾画出历史世界的图像于依稀仿佛之间。”这意味着,“历史世界”是把以往称作思想背景的东西直接推到前台来。

   “世界”这个词,由表达时间的世与表达空间的界合成,但它不是时空的同义词,因为世是以人的生命为尺度的时间单位,儒家今文经学讲“三世说”,就是以孔子所见世,所闻世与所传闻世为划分的依据。因此,它天然具备人类活动舞台的意义,人及其活动才是世界的主角。

   就此而论,“经典世界”与“历史世界”也颇类似。两者的区别在于:“历史世界”的研究即便使用经典文献,也是利用其为探讨历史事实的史料。就史料而言,是否来自经典并不重要。而“经典世界”试图呈现的,直接就是经典作品试图表达的内容。

   两个世界不一定是相互匹配的。例如,《论语》提供孔子及其弟子或时人的言行记录,而其所涉时代为历史上的春秋晚期。但我们说《论语》世界就不等于春秋时代,因为《论语》世界的主角是圣人或先师孔子,而春秋时代的中心人物则是帝王将相。经典不是史料。

   那么,究竟什么是经典?这个问题存在两种回答的方式,一种是提供一个抽象的定义,另一种是直接列举大家公认的文本。第一种,就如经典就是那种隐涵有重大思想价值,且对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文本。第二种,直接就举出“四书”、“五经”,或《老子》、《庄子》。

   实际上,人们不是根据前者(定义)去寻找后者(经典),而是依据后者(经典)推导出前者(定义)的。同时,具体经典文本的价值,通常不是通过同普通文本的对比,而是在不同经典文本之间比较才获得确认。

   就中国传统而言,经典不是单数,而是成集群的。集群里不同文本的经典地位并不一样,儒家经典是整个经典系统的源头或中心,由此衍生出来的经史子集,正是这个世界的逐步扩展。

   不仅汉代开端的经书章句注疏之学深化了相关的知识与观念,后来的诗歌、小说、戏曲等等,也延伸了经典的部分有故事或带感性的内容,成为连接经典与民间文化的桥梁。不但不同经典之间意义或功能不一样,有的居于中心,有的居于边缘,而且,整个经典世界的边界也并不确定。

   即是说经典文本中原本创造的人物事迹,也可能出现甚至活跃在非经典文本中,这就造成经典世界边界的模糊。但是,这种现象不但不会导致我们认识的失焦,相反,它成了我们观察经典实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二、起源:文本与言传

  

   问题源自对六经的理解。《庄子·天下》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事与行系行为,志与和为情感,阴阳则是自然背景,基本上是围绕着人与事展开。

   章学诚则直接用“六经皆史”加以概括:“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而最能体现政典之义者,莫过《尚书》。章氏以为,从《尚书》到《左传》,再到《史》《汉》,在叙事上一脉相承。

   “《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

   经史相承,以先王故事为中心,孔子传经自然也无例外:“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即孔子称圣,同样基于传经述先王事迹的功绩。

   以演化的眼光看文化,诞生于文明早期的经典,通常以记录经验性知识为主。经典需要文字,才能记载储存知识。

   依章太炎,“文字初兴,本以代声气,乃其功用有胜于言者。言语仅成线耳,喻若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故一事一义得相联贯者,言语司之。及夫万类坌集,棼不可理,言语之用,有所不周,于是委之文字。”?同时,“一实之名,必有其德若,与其业相丽……太古草昧之世,其语言惟以表实,而德业之名为后起。”

   这一说法,至少就汉字起源而言,可以成立。这意味着,以具体名词或动词为主的文字,不适合抽象论理。此外,知识首先是经验的储备,只有在可直接运用的知识不能应付新的情景时,才需要超越经验的预言或理论。因此,早期经典没有太多的概念性内容,这合乎历史的逻辑。

   与此同时,经典之外,知识积累、运用与传播的更广阔途径是言传。载于经典的部分内容,有可能先于文字或者在文本之外诞生与运用的。例如部分《诗》的原创或使用者,未必是识字者。

   此即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即便是文字诞生,重要知识载诸文献之后,由于早期简册制作成本高,体积大,携带困难,同时识字者人数有限,注定不可能成为知识流通的便捷途径。

   因此,口耳相传是更基本的传播方式。这种传递方式对授受双方都有一个记忆力的要求,因此,方便记忆与传递的韵文与故事,成为最普及的“文本”。

   司马迁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证之《论语》,孔子传经,包括制度规则与文献知识。

   首先是对礼的传承:“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其守礼的表现既包括做到“入太庙,每事问”,也体现在对“八佾舞于庭”这种僭礼行为的抨击中。

   文献知识则集中在传《诗》《书》上:“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所谓传《诗》,就是日常生活中引《诗》、论《诗》。如听到子贡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比喻提升道德境界的工夫,就赞扬他:“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

   还有,“《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

   《论语》引《诗》9次,论《诗》6次(其中1次引、论结合),超过任何经典。相比之下,引《书》则只有2次。形成这一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在于《诗》朗朗上口,易记易诵,方便运用。

   其实,不是孔子对《书》不重视,而是传《书》同古代圣贤的事迹与评论混合在一起。《论语》一书提及的156个人中,历史人物有42人。

   这些人分帝王与贤臣,或者圣人与仁人。前者如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包括“殷有三仁”及泰伯伯夷叔齐周公管仲之流。内容集中见诸《尧曰》、《泰伯》、《微子》等篇章。

   论帝王是盛赞他们胸怀天下,主动让位的品格,谈贤人则如言“殷有三仁”:“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微子》)有些人如同孔子的精神导师:“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

   值得注意的是,《论语》很少讲叙这些人物的具体情节,而是孔子在对话中直接加以评论。稍细致者,如同子路、子贡论管仲,观点不同,但对情节没有分歧。这意味着对话双方对相关事迹清楚了然,因为这些内容就是平日传道的教材。

   除了借古圣先贤事迹传道,《论语》对孔子本人及其弟子的记述,更是体现儒家圣贤的智慧风貌。在《论语》中,除“与点”章(《先进》)和“祸起萧墙”章(《季氏》)叙述系统,结构完整外,大部分是记述者“断章取义”的对话。《汉书?艺文志》曾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

   钱穆认为记事发展为史学,记言发展为子学,但“言”不一定就是理论。这种说法,大致不错。就《论语》而言,其“言”需要分析。

《论语》是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答问录,其言属于对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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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哲学年鉴》(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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