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明:什么才是真正的经典世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4 次 更新时间:2018-07-21 21: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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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明 (进入专栏)  
对话与论理的不同在于,前者以特定的听众为对象,说—听双方在特定的情境中,对对方的会话背景有一定的了解,故所说内容省略掉许多东西。用现代语言研究的说法,也称“语言行为”。

   对话语言的功能既不同于理论,也不同于报导,即其意义不在于(事实上的)真假,而在于是否适应于相关场合。对话体现说话者的身份关系,拥有的知识或信息,对问题的态度,以及主导对话进程的能力,等等。实质上,对话就是事件。关键对话即是大事发生。

   对话者的形象也在对话过程塑造出来。《论语》的主角当然是孔子,夫子是以师的身份成为对话中心的。但也不限于孔子,常与之对话,在对话中表现自己的个性,或者被孔子在对话中特别提及者,同样个性鲜明,例如颜回、子贡、子路。

   更边缘的人物如《微子》中的隐者,寥寥数语的引述,神情也跃然纸上。《论语》的思想价值,不是体现在系统的学理论述,而是性格鲜明的语言行为之中。

   正是言传与早期文明社会的知识应用与传播的相关性,以及《论语》对孔子以言传道行为的用心辑录,导致古圣先贤包括孔子师弟的事迹,成为“经典世界”的中心或主题。


三、进入“历史”的通道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历史世界中。常人的世界很狭小,在生之日活动范围有限,相知相识者为数不多。即使权倾一时者,去世之后也多是无声无息。他们没有进入“历史”,因此不为后世所知。

   进入历史的基本通道,就是“经典世界”。进入经典的条件一般在于社会影响,拥有或者行使重大权力,或者其行为导致重大历史事变,等等。但是,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

   儒家更关心的是,能否在生建立起好名声。例如,“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作为对比:“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季氏》)当然,坏名声也可能让其进入史乘,就如这个齐景公。

   恶名更“显赫”的则是桀、纣。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人一旦有了坏名声,有可能无形中获得比其行为之恶更甚的恶评。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着重的就是通过传播其恶名对作恶者进行惩罚。

   通过经典进入历史,那些影响自身所处历史的至圣先贤或巨奸大恶,自然有入门的机会。但是,那些事迹不那么显赫,而品行值得推崇者,能否进入历史,在古典时代则有偶然或者运气的因素。也以《论语》为例,有些人被提及,可能是孔子特别推崇,也可能是夫子在说明某一道理时随机举出的例子。

   这类本来不一定很多人知道的人物或事迹,因此引起后人的注意,并在其它相应的文献中得到复活的机会。《论语》中孔子成盛赞伯夷、叔齐,但关于他们的情节,只提到“饿于首阳之下”,“求仁而得仁”,一鳞半爪而已。但《史记》把伯夷叔齐的故事,置于列传之首,且生动完整。

   司马迁评论说:“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其实传说中让王的故事不只他俩,孔子还提到泰伯“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庄子》中让王的传说更多。但司马迁因孔子的提点,而重视此二贤。此即所谓“得夫子而名益彰”。

   另一个是蘧伯玉与史鱼的例子。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正因孔子提及,导致相关故事有机会以更生动的形象进入传世的文献:

   “正直者顺道而行,顺理而言,公平无私,不为安肆志,不为危易行。……昔者卫大夫史鱼病且死,谓其子曰:‘我数言蘧伯玉之贤而不能进,弥子瑕不肖而不能退。为人臣,生不能进贤而退不肖,死不当治丧正堂,殡我于室足矣。’卫君吊,问其故,子以父言闻。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贵之,而退弥子瑕,徙殡于正室,成礼而后去。生以身谏,死以尸谏,可谓直矣。”(《韩诗外传》卷七,《新序·杂事》)

   舞台上,有主角就有配角,以至反角,经典世界也是这样,才有机会为生活世界提供范型。

   名声是对人的行为的评价,它是行为被社会价值尺度(名)衡量的结果。行为突出才有名可称,所谓被交口相赞。名而成声,意味着不是目击者之间的评价,而是通过口耳间交流,在更大范围内传播。

   这个范围既可超越行为直接影响的环境,也可跨其生命活动的界限,最有份量或最具声望者,当是见之青史。身后的名声对传主没有改变其命运的回报,“这涉及到孔子或儒家的信念问题,它包含有超越个人甚至是时代的普遍价值,和生命的意义超越于生命之上两个方面。

   所谓价值的普遍性也就是由“名”所表达的基本原则,是可以传之后世而不变,或者说可通过史乘而得以跨世代传递的。而生命的意义,则并非以个体经验到的利害为界限,个人行为对他人或社会的间接影响,也是生命意义的组成部分。”

   刘知几这样评论成名、载史与劝世的关系: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

   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

   坟土未干,而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备陈其事,编之于后。(《史通外篇·史官建置第一》)

   著史述事的最终目的是传播价值,即昭示是非善恶的不同。是非善恶是价值取舍,但往往是非针对事,而善恶衡量人。善恶比是非更直观,它不需要通过复杂的推理才能领会,对其感受是人固有的能力。

   古今异世,是非纷争无常,但对忠奸正邪性质的认识,几乎没有变化。经典提供的标本或榜样,就在于通过它们唤醒读者的荣誉感或羞耻心,激发其生活中惩恶扬善的使命感。经典世界为现实世界提供范型和精神动力。


四、同一个“世界”

  

   古代经典从其时间衍生次序,分经、子、史三个层次,并由兹分化为三种经典类型。其中经指六经,子则是孔、老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史是从《春秋》(原属经)到《史记》所发展的史学。

   孔、老之间,《老子》五千言,全文几无涉及任何年代、地点、人物、事件、典章、制度,只有抽象概念可供引用,而《论语》则不然,尽是人事的记述与评点,所谓孔子所见、所闻、所传闻的内容并入其间。

   由于孔子以传承古代经典为使命,《论语》对诸子,不仅儒家还有庄子、韩非等人的影响,使得它在经典世界的扩展史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论语》向后《论语》世界辐射的,不仅是前《论语》世界的故事,更有《论语》世界本身的事迹与观念。

   《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意味着它不是一本有计划的书,而是围绕着孔子及其弟子相关的言行的记录。体裁为语录体,可以是一情景,也可以记几句话。

   所记之话,形式上有对话,也有(因省略背景或其它会话者形成的)独白。对话内容虽然也偶有争辩(如与子路辩“正名”)或责难(如责宰我“不仁也”),但大多是答问,即学生或时人问,孔子回答。

   因此,尽管记录者并非同一人记录,时间也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的角度,即从学生的视角看老师。因此,它塑造了孔子师的形象。这个师既是韩愈说的能传道、授业、解惑的师,也是某些君王的政治顾问。

   先秦讲故事形象最生动者,莫过于《庄子》,子书中传《论语》最为独特者,也是《庄子》。粗略地计算,《庄子》中关于庄子的故事有26则,但关于孔子及其弟子的故事,则达46个。

   当然,这些故事绝大部分不是假的,就是半真半假。全假指的是人物压根非真实的,半假则人物为真,或部分为真,事件有可能是假的。庄子或孔子的故事,就属于半真半假的范畴。判断其内容是否为真,有二个层次。一是依据人物或人物关系,一是依据其故事线索。而参照的标准,自然是《论语》。

   例如,不但出现叫做孔子,或者叫颜回,或者叫子贡、子路的人物,而且孔子是后三者的老师,博学谦恭且诲人不倦。同时,这三个学生中,一个好学寡言,一个能说会道,一个直率鲁蛮。人物、关系加性格,就是《论语》的投影。

   故事线索则是这样,《论语》有孔子赞颜回:“居陋巷,一瓢饮,一箪食,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而《庄子·让王》则让孔子问颜回“家贫居卑,胡不仕乎?”引来颜回一番生活能够简单自给,“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的高论,以致孔子要感叹:“今于回而后见之,是丘之得也。”说《让王》故事受《论语》启发,并不为过。

   但就情节而言,《让王》中的颜回已经学之孔子而超越孔子了。这种重讲故事现象,在《庄子》中俯拾皆是,虽然其思想内容偏离《论语》的程度、姿态各异。按司马迁的说法,庄子言老子之术,剽剥儒墨,是儒家的思想对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这更能说明,《论语》是其后不同思想派别可以共享的素材,其经典化的程度最高。同时,这也意味着,“经典世界”寄托于不同价值倾向的文本共同构筑的平台上,它是不同时代及不同人物可以穿越的共同舞台。“经典世界”是同一个“世界”。

   把所有这一切整合在一起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记传体,即以人物故事为主要体裁。与诸子讲故事的重要区别在于,它不是为说明某些具体道理而列举松散的事例,而是把故事纳入共同的时空结构中,即给予时间先后及空间前后左右的定位,让叙事的秩序显现出意义。

   同时,司马迁力图讲述可信的故事。例如,讲老子的身份没有把握时,就列举三种不同的说法供参考。这与他推崇儒家的知识观念是一致的。而且,也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先把儒家的故事整理成历史,包括《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还有《儒林列传》。

《孔子世家》是第一份关于孔子的传记,其素材近40则来自《论语》。“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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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哲学年鉴》(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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