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超武:中印边界问题学术史述评(195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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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超武  
但其意图在于将战争的责任加诸中国。作者无视档案文献揭示的事实(该文实际上根本没有利用任何解密档案),其观点与印度传统派学者及后修正派学者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当引起中国学界和有关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在提出“对印自卫反击战这场战争是否非打不可”的问题后,作者强调,“如果当时印方确实准备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向西藏大举进攻,或者在西段为侵占整个阿克赛钦而大举进攻,那么中方先发制人,发动自卫反击战是很有必要的”。但作者却笔锋一转指出:“实际情况却没有那么严重。印方在西段的目标只是逐步蚕食,在东段的目标为占领塔格拉山脊以南的克节朗河地区。从中印边界问题的总体看,这毕竟只属于局部性的问题,并没有危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没有到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的地步。从中印关系的全局看,更没有必要为此而发动战争,使中印关系受到重大的挫折。再从中方进行自卫反击战后,重新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看,中国边防部队远离了东段的克节朗河地区和西段印方曾设立43个据点的地区。这只能表明,这些地区并不危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边防部队在获得全胜并占领这些地区后,又重新放弃这些地区。”作者认为替代反击作战的选择是,在东西段都再后撤20公里。作者强调:“从政治角度看,这场战争导致中印双方长期的对抗,给双方都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其论点之荒谬,不值一驳。由中印边界问题而形成的中国同印度之间的领土争端,是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从国内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层面上看,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西南地区战略边疆的安全,关系到中国同印度的国家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同巴基斯坦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前途,而且对中国稳定西藏的政治经济局势,遏制和打击“藏独”势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虽然中印两国已就边界问题建立起政府间的谈判以及会商机制,但中印边界问题如要得到合理的解决,其前景并不乐观。究其根源,除印度对中印边界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实际占领外,还同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坚持错误的历史观,并在其学术研究中论证此种历史观的正确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在以边界问题为中心的中印关系的研究中,中国学者面临着迫切任务,亟待解决以下主要问题:

   首先,深入了解有关中印边界问题多国档案的解密动态,进一步系统搜集和整理相关解密档案,特别是中国档案的整理。对这些档案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并对这些档案所蕴含的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和总结。综观上述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在档案文献的编撰方面,虽然中印两国都整理出版过相关主题的文献集,但国内外目前尚未对涉及中印边界问题的多国档案进行整理和出版,这无疑是一项很有必要的、具有前沿性的学术工程。通过对这些档案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从中探究战后中印边界问题的缘起、进程及其影响,还历史的本来面貌,这不仅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而且有利于中国在当前的中印边界谈判中占据有利、有理的地位,服务于国家的核心利益。因此,有关中印边界问题多国解密档案的整理和研究,不仅是一项浩繁的学术工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这就要求研究者在档案搜集整理过程中,既有前期研究的丰富经验,了解各国解密档案的进程,又具备判断档案文献价值,认识和理解相关档案文献重要性的学术能力;否则,就根本无从谈起在相关研究中利用这些档案。

   其次,在中印关系的研究中,以档案为基础的,以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内容为对象的课题,依然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旨趣和现实关怀。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今中国面临同印度的诸多国家层面的安全问题,其根源均可追溯到冷战时期中国外交、中印关系以及大国关系演变的结果,涉及这一时期中国内政和外交的诸多问题。而这些现实问题的存在,无疑会激发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同时,随着中国以及相关国家的档案文献的不断解密,原有的问题将会得到深入的研究和再探讨。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研究的基础上,以总结中央处理边界问题和争端的历史经验,比较和总结中国处理边界争端的基本模式与政策实施的特点和差异,分析和解释中国国家利益的主要目标以及这些目标的判定和维护,从而为制定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安全战略提供可资参考的历史借鉴。

   再次,多国解密档案的利用,特别是中国解密档案的利用,有助于中国学者在有关中印关系的相关研究中,扭转长期以来轻视档案文献利用的现象,以维护自身的声誉和尊严,占据学术前沿,增强中国学术界在中印关系研究中,特别是中印边界问题研究中的话语权。应该看到的是,中国对中印关系和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总体而言依然存在着重现实轻历史、重二手论著轻档案的突出问题。如前所述,从现有的成果看,利用近年来解密档案文献的相关论著(有关论文除外)寥寥无几;相当数量的论著既不利用中国外交部的解密档案,也没有利用印度方面的档案文献,更不要说利用来自俄罗斯、英国、日本等国的档案文献。作为中国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没有利用中国的档案,这已受到印度学者的嘲笑。如果这种现象不改变,那么就根本无从谈起在国际学术界增强中国研究的话语权。因此,可以预料的是,中国对中印关系的研究,必须注重对中国现有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提高利用率,从中发现新的研究课题,进行深入探讨。在这个研究过程中,突出“中国中心”,注重以往研究中忽视以及缺乏系统研究的重大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学术界研究中印关系,特别是中印边界问题的水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最后,这些档案的利用,还有助于澄清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有助于回应和批判印度多数研究者和国际学术界在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研究中存在流传甚广的谬误。这既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同时也具有政治意义。在此,一方面,发掘解密档案中有利于我国边界主张的文献资料,如英国外交档案中对“麦克马洪线”的判定,尼赫鲁私下承认中印边界存在争议,等等。另一方面,通过印度对西藏的贸易管制和禁运,通过中印围绕商务代理处存废的交涉,进一步认清尼赫鲁对华政策的本质,重新认识这一时期所谓的“中印友好”,从而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重构这一时期中印关系史的叙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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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4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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