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超武:中印边界问题学术史述评(195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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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超武  
尼赫鲁还认识到力量的多样性。在印度自身相对弱小和贫穷的时候,尼赫鲁意识到,要维护印度的利益并实现其在国际事务中的抱负,需要熟练地将物质与理想这两方面的资源结合起来。“当印度在一个充满变数的国际秩序中日益崛起的时候,忽视尼赫鲁所拥有的那些最为重要的洞察力,那将是具有戏剧性的嘲弄和令人遗憾的。”

   海拉里同样高度评价尼赫鲁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其不结盟政策。在海拉里看来,不结盟与和平共处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核心,同时尼赫鲁还致力于世界和平、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呼吁超级大国结束冷战冲突。这样,“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就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样板”。更为重要的是,尼赫鲁将不结盟政策视为在冷战中保持国家利益的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

   这一时期特别值得引起关注的学术现象是,由于修正派学者此前的研究,为数不少的印度学者更为强调从人种、族裔等视角出发,论证印度领土主张的“合法性”。1970年代出版的巴普雅里三卷本的《东北边境山地部落的问题》,是印度学者较早系统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著作。这一趋向也成为后修正派研究的突出特点。后修正派学者不再过多地论证《西姆拉条约》及“麦克马洪线”本身是否合法,而更多地从族裔、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人种构成等方面,论述“麦克马洪线”并非按照严格的分水岭划界,而是以人种和族裔来划界,从而证明“麦克马洪线”划界的“科学性”。这方面的论著多以研究“阿鲁纳恰尔邦”的缘起、族裔构成以及英国和印度管辖权的确立等作为其立论的重点。

   潘达在2010年出版的《印度东北边界的帝国动力:以阿鲁纳恰尔邦为个案研究》中,虽然承认中国拒绝签订《西姆拉条约》毫无疑问使“麦克马洪线”的法律地位大打折扣,但又认为:“毋容置疑的事实是,这条线的划界依据就是阿鲁纳恰尔的部落同西藏的传统边界线,从而使这条线具有事实上的科学边界线的地位。”古鲁斯瓦米在“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印中边界”一文中强调,尽管“麦克马洪线”违反了若干划界原则,但它确确实实是一条“族裔边界”,因为该线以南除了达旺之外,其他地区在人种上均不属藏族。古鲁斯瓦米还认为,西藏方面是默认“麦克马洪线”的;“显而易见的是,除达旺之外,中国人几乎没有任何根据可以对阿鲁纳恰尔邦提出要求”。古鲁斯瓦米的结论是,两国政府在1950年代的时候一方面掩盖边界问题,另一方面则争夺各自的利益。“表面上是中印友好,并推行和平共处的原则,但私下却意识到,对双方控制下的大片土地的所有权是存在争议的。当1959年3月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并在那里得到政治避难之时,这个盖子就被揭开了。”萨利在《中印边界争端:以东段作为个案研究》一书中声称,尽管中印边界东段从未正式在地面上划界,而“选择分水岭山脊作为中印边界的划界,本身就是个引起争议的问题”,但他同时却坚称,“麦克马洪线”是“中印两国在东段唯一合法的边界线”;西藏拥有同其他国家签署协定或条约的权力,而东段的当地居民除宗教和贸易关系之外,“在各方面都与藏族不同”,同中国和西藏没有任何关系。在阿克赛钦问题上,萨利承认,1950年解放军进驻阿里地区以及中国修筑新藏公路,这都表明印度的行政管理并未达到这一地区。他批评印度领导人在独立之初及以后的岁月中都“缺乏战略远见”,特别是在西藏问题上,印度放弃条约所赋予的在西藏的权利是“战略上的极大错误”。

   同时,也应该看到,印度一些学者对英国在“东北边境地区”所推行政策的殖民性质,提出了分析和判断。莫汉塔在《阿鲁纳恰尔行政管辖的演变(1875~1975)》一书中,特别强调英国人在这一地区所推行的“分而治之”的政策。莫汉塔指出,英国人通过划定一条 “内线”,在山地部落和非部落之间制造“人为的屏障”。这种将部落居民同其他非部落居民分离开来的政策是一种行政性的政策,其目的在于“阻止部落居民同非部落居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团结起来”。随着印度民主运动的不断发展,英印政府的这种管理也不断强化。斯里坎特在“英国殖民主义与阿萨姆地区的山地部落”一文中也持同样的论点。

   相关主题的代表论著 还包括以下重要的论著:乔杜里《阿鲁纳恰尔邦:从边界土地到联邦领土》、辛格的《阿鲁纳恰尔邦的形成》、巴姆布里的《印度独立后的各邦》、莱戈的《阿鲁纳恰尔邦现代史》、杜塔与特里帕蒂合编的《阿鲁纳恰尔邦历史的起源》、布延的《阿萨姆历史研究》、巴哈杜尔的《卡姆鲁帕早期史》,等等。这一时期也有西方学者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如怀特希德的《遥远的边界:1857~1947年印度东北部的人民及事件》等。

   这一时期印度学者论著的另一个重要趋向更需要加以警惕,即通过所谓的学术研究,继续论证西藏在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立”地位,以此证明“藏印边界的合法性”。这方面最新的研究以国多马的《中国、西藏和印度》、古哈的《尼赫鲁与中国》以及阿尔皮的《1962年与麦克马洪线的传奇》最具代表性。国多马在其著作中坚持西藏在历史上曾是“独立的国家”,中国在1950年时“入侵”了西藏。国多马批评尼赫鲁对西藏的政策,是由于他认为当时印度有可能在“适当的时间”采取行动,阻止中国“占领”西藏,但尼赫鲁的缺乏“战略文化”的政策,导致印度并未对此采取任何的行动。不过,国多马也承认,《西姆拉条约》从来就不是英属印度和中国之间共同确认的一项条约。古哈的论文发表在2011年的《哈佛—燕京学社研究文稿系列》,是在其2011年3月29日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古哈在谈到中国中央政府同西藏的关系时,通篇使用“入侵”、“占领”等词汇,称西藏为“国家”,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在评价尼赫鲁在1950~1962年的对华政策时,古哈认为,尼赫鲁的政策存在着一系列的误判和错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个人层面,主要是尼赫鲁“信任那些给他提出愚蠢建议的官员”,特别是情报局长穆立克和国防部长梅农;其二,是政治层面的误判,即尼赫鲁“忽视或低估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民族基础”;其三,则是战略层面的误判,即尼赫鲁听信了梅农的政策,放弃对印度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以及他天真地认为“前进政策”不会引发中国的反应。古哈强调指出,尼赫鲁的上述错误是严重的,但在军事冲突的背后,是“重要的结构性”的因素;在古哈看来,导致两国产生分歧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是有关西藏的地位和前途,而中印关系中的西藏因素也包括三个层面,即长期因素、中期因素和近期因素。长期因素源1913年开始的西姆拉会议,“麦克马洪线”便是此次会议的结果;印度独立后坚持这条边界线,而中国则声称这是帝国主义的遗产,要求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中期因素是中国在1950年对西藏的“入侵和占领”,只要西藏保持“半独立”的状态,它就是中印之间的一个“缓冲区”。而近期因素则是达赖喇嘛在1959年3月逃亡印度。古哈还将中印两国不同的政治制度同两国处理边界争端的不同方式联系起来,因为“独裁的”中国的政策是由高层决定的,而“民主的”印度,其政策须经过议会的讨论和辩论,尼赫鲁在边界问题上必须同其阁僚和政府进行讨论。这种差别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阿尔皮在《1962年与麦克马洪线的传奇》中,特别强调1962年的边境战争同“现代西藏历史”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是西藏作为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国家的事实”。阿尔皮无视历史,甚至声称“按照威斯特伐里亚条约的原则,西藏与印度之间没有边界,喜马拉雅山两边的人员和物资都是自由流动的,这一切在1962年则突然终止了”。因此,阿尔皮在书中特别强调了三点结论,以此论证《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的所谓“合法性”。这三点结论是:(1)1911~1951年,西藏是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国家”。(2)拉萨拥有谈判并签订条约和协定的权利。阿尔皮声称,当陈贻范1914年在西姆拉同西藏及英国代表坐在一起的时候,就表明中国是承认西藏拥有这种权力的。(3)1911年以后,西藏先后通过噶厦政府及其外交局处理对外事务,不仅同英印政府有着正常的关系,而且同尼泊尔、不丹以及中国国民政府也是如此。阿尔皮进而指出,“当前的中印关系也同中国对西藏的占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西藏问题不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那么同中国的边界争端也将得不到解决”。

   在此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梅赫拉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印边界问题的权威学者,梅赫拉在印度乃至国际学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是传统派学者的主要代表。梅赫拉1952年开始在霍普金斯大学读研究生,师从拉铁摩尔,退休前一直担任印度旁遮普大学历史暨中亚研究系的教授和主任,其主要著作包括《麦克马洪线及其以后》、《同中国人的谈判(1846~1947)》、《确定的边界:拉达克与印度最北部的边界(1846~1947)》以及《东北边境:对印度、西藏及中国之间致命争斗之文献研究》等。

   梅赫拉2007年出版的《边疆史文集:印度、中国与边界争端》,集中体现了其学术思想。梅赫拉坚持认为,英印政府统治时期印度北部边界的划法,“是地图绘制和帝国关切的最终结果,当时主要是为了抵挡沙皇俄国潜在的威胁”。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的“麦克马洪线”地图,“是在沿着全部边界线进行最为精细的测绘之后”完成的。因此,中国的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历史正当性”,中国人“从来没有在边界地区存在过”。他强调西藏在文化、经济、地理等方面同印度的特殊关系,“对普通西藏人来说,印度是他们朝思暮想渴望朝拜的圣地”,甚至西藏文明也源于印度。

   梅赫拉同样高度评价尼赫鲁的政策。他甚至声称,尼赫鲁“真诚和热切地”愿意并希望和平解决同中国的分歧。他指出,尼赫鲁1950年代对华政策的动因,源于其“道义的情感”,因为尼赫鲁相信,通过新德里的行为所确立的美德的典范,便可赢得中国的合作,以此实现印度的目标,而这一目标旨在构建亚洲的均势,以限制所有西方列强之影响。因此,尼赫鲁的对华政策“全都是为了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这样可以保证在中印领导下维持亚洲和平,防止西方特别是美国干涉亚洲事务”。梅赫拉认为,尼赫鲁毫无疑问地意识到印度军事力量的局限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其对华政策的软弱,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的原因。梅赫拉认为,尼赫鲁“真诚地希望并最热诚地期待和平解决同中国之间的分歧”。当尼赫鲁的国内批评者极力限制其谈判空间时,中国则对尼赫鲁进行“毫不留情的公开诽谤”。梅赫拉强调,中国经常重复地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作为公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只能是“自欺欺人的方法”。梅赫拉着重指出,尼赫鲁“恪守信誉,尽管遭到中国的断然拒绝,这位印度总理依然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为的是同印度伟大的邻邦发展友好关系,而非敌对关系”。因此,1962年边界战争,中国除了羞辱印度之外,“收获甚少”;但是,战争却对印度的防卫规划、战略以及军事组织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著名的学术网络“人文社会科学在线”所属“外交及国际史在线”在2008年组织学者对梅赫拉的这部书所进行的评论,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欧美学者的价值趋向。来自美国的评论者基本上对《边疆史文集:印度、中国和边界争端》赞赏有加。例如,著有《现代西藏的形成》的著名学者格伦菲拉德就特别强调,梅赫拉对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研究是个“重要的贡献”,研究这一问题的当代史学家都必须参考梅赫拉的著作。他甚至称赞说:“人们不禁会怀疑,在印度和中国的外交部,是否有人会像梅赫拉那样熟知中印边界问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针对有评论者质疑该书没有利用中国方面的新资料,梅赫拉在回应时虽承认自己并不了解中国的资料,但同时他却意味深长地写道:“我自己感到有趣的是,中国学术界也并没有重视这些资料,很少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这些资料。”梅赫拉在回应中还特别以刘学成的前述英文著作为例,称该书在文献资料的运用上,也只是更多利用了兰姆、古普塔以及马克斯威尔的研究成果。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欧美学界的研究,特别是后修正派学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文献资料、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方面的突破和创新。哈佛大学的《冷战研究杂志》在2006年夏季号以“大国敌对、西藏的游击抵抗与南亚的冷战”为专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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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4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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