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超武:中印边界问题学术史述评(195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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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超武  
也没有意识到印度政府外交照会那些“诡辩的措辞”所深藏的含义。具体到朗久事件,马克斯威尔认为它的发生并非偶然,这一事件反映的是印度对待边界争端的基本方法,即印度所主张的领土,都应自动成为印度的领土;在朗久事件后的一年多内,对于印度对待边界争端的态度的侵略性和不妥协性,中国领导人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到1961年年中,印度的“前进政策”将边境地区变为冲突的地区;对中方要求进行谈判的呼吁,印度方面也加以嘲讽;其军队继续在西段向前推进,到1962年夏,印军在东段也开始实施前进政策”;印度的这些举措使得冲突最 终不可避免。

   后修正学派的论著集中反思印度政策的教训,特别是对中印边界西段的政策。努拉尼在《印度与中国的边界问题》中,对边界的东段和西段作了系统的研究,其论点具有相当的独特性。有关东段,努拉尼认为有两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其一,1914年的时候,中国无论是在西姆拉还是在德里,都没有对“麦克马洪线”提出过异议,中国反对的仅仅是内藏与外藏的分界线;“如果中国当时对内外藏分界线满意的话,那么它肯定会在《西姆拉条约》及附图上签字的”。其二,中国大约在1936年出版的最新地图上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提出主张,而中国政府只是在1959年9月8日才正式提出自己的主张。因此,努拉尼强调,《西姆拉条约》划定了中印边界的东段。至于西段,努拉尼认为历史纪录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他在书中总结了六点:(1)英国人并不认为1842年拉达克同西藏签订的条约划定了拉达克的边界;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要求清政府进行有关谈判了。(2)整个西段边界在1846~1947年都被视为是“未定”的。(3)西段存在着一块“无主之地”,中印双方对此均未行使过主权。但是,中国并不知道其西部边界在哪里,因此其主张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但当时双方也均提出“传统习惯线这样的概念,这是两国在1959年以后为支持各自的领土主张而提出的。(4)当时英印政府的多数人主张,中印边界西段以从喀喇昆仑山到

   昆仑山的山脊作为边界线。(5)显而易见的是,英印政府对西段尚未划定的边境地区是清楚的,但中国并不清楚;中国的主张不明确,也不连贯,经常在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间变化。(6)只有双方同意的边界,各自的领土主张才是有效的。

   古鲁斯瓦米和辛格在《印中关系》中指出,西段是印度同中国发生边界争端的关键所在。英国的政策显示,西段边界绝非由于自然形成的。英印政府对西段边界的走向从未正式表述过,也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英国人处理西段边界的办法“是由其帝国之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需要所决定的,从来都不是为了满足主权国家的主权的基本需要”。他们强调说,英国的战略基于这样的观念:印度处于帝国防御的“战略中心”,而有效地防卫印度,对保护英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利益至关重要。总之,英国人在西段留下了纷争的根源。在古鲁斯瓦米和辛格看来,独立后的印度拒绝在西段同中国进行谈判,从而导致僵局的出现,随后使并不存在争议的东段也产生了问题,从而加重了印度“被出卖”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又导致政治解决边界问题变得更为困难。他们还批评印度的“前进政策”,指出这一政策“在军事上基本没有任何逻辑,使中国对印度的意图产生了怀疑,从而影响中国动用武力”。帕蒂尔利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均势理论,探讨这一时期印度对中国的政策。他认为,1950年代中印关系的核心是“安全竞争”,这一竞争对其后的双边关系和南亚地区的国际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当今困扰中印关系的最富争议的三个问题,即边界、中巴关系和西藏问题均开始于这一时期。帕蒂尔强调,决定这一时期印度对华政策的关键是尼赫鲁的中国观。在边界争端问题上,帕蒂尔认为西段,特别是新藏公路对中印关系演变的重要性。他指出,阿克赛钦公路的修建折射出两个突出问题:其一,印度并未有效控制其官方地图上所主张的一些领土;其二,中国并不想强迫其邻国,只是将其从国民党那里继承的、并为苏联所承认的地图视为权威性的。帕蒂尔特别对“前进政策”持批评的态度,因为尽管这一政策是针对中国的“入侵”,但其效果却使两国关系陷入“动荡的旋涡”。

   也有印度部分学者对此持不同的观点。在狄伯杰看来,有关印度“前进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中印双方都有过失和责任。印度的过错在于在“麦克马洪线”以北建立哨所,在印度承认分水岭原则的情况下,这些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哨所为中国采取行动提供了借口。中国的责任则在于不断改变其主张的边界线,“单方面使用武力”确定其主张的1960年边界线,改变了1906年主张的边界线。

   在这一问题上,即使有修正派学者所作的上述大量的基于档案文献的研究,依然有印度学者继续坚持传统学派的观点,诸如喜马拉雅山几千年来就是印度的传统边界,西藏在历史上是个独立的国家,“前进政策”是印度应对中国挑衅的措施,1959年以后“西藏内部持续不断的危机以及中国决意要重新划定同印度边界的要求,导致了1962年印度同中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等等。如此论点,不一而足。达夫在2006年出版的《11962年中国对印战争的真相》是这类论著的代表。达夫虽然也批评印度政府和军方在国家战略的制定和战术实施方面所存在的失误,但是他强调,中国发动边境战争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国家战略及政治目标”,包括巩固中国西南边防,使其免受印度特别是由美国援助的从拉达克或东北边境地区所发起的进攻,因此中国希望重新划定边界来加强其战略力量;同时,给印度一个教训,使其不要幻想通过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也让印度不要对通过使用武力使达赖喇嘛重返拉萨抱有幻想。另外,中国还试图以此来诋毁尼赫鲁的国际形象,羞辱尼赫鲁及其政府,并期望在印度成立一个有利于中国的政府。达夫在书中指出,印度没有进攻中国,实际上也没有挑衅中国;中国对印度发起战争是中国的决策,印度人没有任何理由为挑衅而感到内疚,应摆脱这种情结。而且,中国并没有背叛印度,中国方面已经向印度发出了足够多的警告。中国并没有承认“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也没有承认东段沿喜马拉雅山脊划定边界线的分水岭原则。值得指出的是,达夫曾在朝鲜战争期间出任“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顾问,还长期担任情报局派驻“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代表。达夫以此经历来撰写如此结论的著作,可见尼赫鲁及其政府政策的影响之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后修正派学者的研究还重点检讨了尼赫鲁的总体战略,力图重新解释和评价尼赫鲁在中印边界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由此出现了明显的观点分歧。一派对尼赫鲁的国家安全战略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著名学者甘古利指出,尽管尼赫鲁依据道义及规范来提升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而独立的作用,但他同中国打交道的战略的特点却是“安抚和绥靖”。甘古利强烈批评尼赫鲁的政策,认为尼赫鲁政府在边界问题上所做出的那些“关键的政治和战略选择,都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因为“当中国试图质疑英国向中国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外围进行殖民扩张的合法性的时候,尼赫鲁不加批判地继承通过殖民而获取的边界,这就使得两国走上了对抗的道路”。努拉尼也认为尼赫鲁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是个“神话”,是建立在“自以为是的沙文主义”之上的。努拉尼突出了尼赫鲁的个人因素。他指出,是尼赫鲁自己调动了舆论,如果尼赫鲁愿意的话,那么在1959年1月21日至3月23日这段时间回复周恩来的信函时,他就会采取一项基于历史事实和理性的政策,私下详细规划出一个行动方针,那将肯定会同中国达成协议。“在解决问题之后,再将毫无争议的历史事实告知内阁、议会和公众,那么事态将会有不同的发展。”对中印边界争端解决的前景,努拉尼强调,假如以及当需要解决边界争端时,印度领导人必须让国民了解历史事实,因为“这些历史事实在1959年及以后被印度领导人、被整个国家、特别是被媒体和学术界抛掷一旁,置之不理,由此产生了不幸和长远的影响。

   印度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戴辛卡分析了尼赫鲁的亲信及顾问对尼赫鲁政策的影响,强调尼赫鲁实际上是全盘接受英帝国的观点,即尼赫鲁认为防卫印度应从北部喜马拉雅山脊的“地形边界”开始,并将中国的西藏视为“缓冲国”。戴辛卡批评尼赫鲁在对外政策上,特别是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单边主义”,因为直到1959年之前,尼赫鲁都没有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表明一个法律上的态度,当他单方面宣布“麦克马洪线”是印度边界线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明确宣布过这是一条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合法边界线,或这是一条对中国有约束力的边界线,对西段边界线的态度更是含糊不清。戴辛卡由此也批评尼赫鲁的“前进政策”。他指出,印度没有必要在边界西段建立新哨所,新哨所的建立导致了中国军队的开火。尽管尼赫鲁准备谈判,但他却附加了太多的先决条件,比如要中国先撤军等,而中国当时正感到来自各方的威胁,印度则有可能成为一个方向。因此,中国领导人积极考虑对印度采取尽可能和解的路线,而新德里的所有举动在北京看来都是印度决心对中国开战;一旦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必然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对于中国的政策,戴辛卡强调,中国希望谈判,建议双方都做出让步;尽管印度指责中国“动机邪恶”、“口是心非”等,但中国甚至在1959年以后也没有采取单方面的行动。

   另一派以拉加万和海拉里为代表,高度评价尼赫鲁的“大战略”。拉加万现任印度“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曾任职于伦敦国王学院的战略研究系,在《战略研究杂志》、《经济与政治周刊》等刊物上发表有关中印边界问题多篇,是研究印度独立后的外交、国防政策以及中印关系的最富成果的学者之一。他利用印度方面最新的档案文献,在2009年出版了《现代印度的战争与和平:尼赫鲁时代的战略史》。该书最为突出的特点是,高度评价尼赫鲁处理国际关系和印度对外政策的战略。拉加万首先指出,不论是传统学派还是修正学派,都强调尼赫鲁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缺乏现实主义。针对修正学派指责尼赫鲁草率行事、拒绝妥协,拉加万认为这一指责“标新立异”,因为在他看来,尼赫鲁表示出愿意同对手进行对话,并寻求可接受的妥协,对危机的处理也是“谨慎”的。尼赫鲁常常关注危机升级的可能性,为了将危机升级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尼赫鲁通常的做法是,力图每次谨慎地先迈出一小步,以确保这一步是正确的,并在采取下一步之前,刺探敌手的意志。“这种方法同尼赫鲁行使权力时的性格及其本能的谨慎是一致的。”但是,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理解危机紧迫性之起因的能力,同时还依赖于对所涉及利益以及可供选择方案的评估。具体到中印边界问题,拉加万指出,尼赫鲁最初的设想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边界问题将会得以解决;直至1960年代初期,尼赫鲁还愿意在阿克赛钦问题上做出让步,但他并不愿就整个边界问题进行谈判。拉加万认为,尼赫鲁的这一立场“源于对中国大一统的长期恐惧”,而中国处理边界争端的做法也强化了尼赫鲁的上述顾虑,并“使新德里相信中国人是不可信的”。至于阿克赛钦,拉加万指出,尼赫鲁愿意在此问题上帮中国的忙,提出可将这一地区长期租借给中国“作为民用”,是“北京毫不妥协地宣称已控制这一地区两百多年,从而破坏了这一解决办法”。

在如何评价尼赫鲁的战略的问题上,拉加万指出,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尼赫鲁战略观的缺陷就在于没有很好地把握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的因素。尼赫鲁虽正确地认为,赫鲁晓夫并不想因为中国的行为把印度推向西方,但尼赫鲁错误地假定苏联能够或者会约束中国,把苏联对印度的支持解释为是由于苏联自身利益以及考虑苏联同中国的关系所推动。如果尼赫鲁过高估计了苏联的作用,那是因为他低估了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因此,尼赫鲁对华政策的问题不是其理想主义,而是其现实主义所致。基于这样的考察,拉加万高度评价尼赫鲁的战略,认为其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他对力量的本质及限度的把握”;因为尼赫鲁意识到力量的运用既具有当前的效应,也蕴含长期的意义;尼赫鲁的“自由现实主义”使他极为关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合法性,认为这同经济和军事力量一样重要。尼赫鲁对国际行为准则的承诺,并非源自虚幻的现实主义,而是他深谙力量同合法性是密不可分的。拉加万强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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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4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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