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超武:中印边界问题学术史述评(195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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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超武  
从而证实印度对阿克赛钦也拥有主权,这至今仍然是个谜。”古普塔甚至建议,印度议会应成立专门委员会,详细调查外交部历史司在歪曲史料方面的责任。

   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是修正学派的突出特点。1980年代以来,兰姆、马克斯威尔和古普塔的研究得到学术界的积极响应。尽管相当一部分学者仍倾向于印度,但多数学者在史料的选择和辨析、研究的视角、结论等方面都明显受到修正派学者的影响,同时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D.K.班纳吉的《中印边界争端》、拉尔的《阿克赛钦和中印冲突》以及拉贾戈帕兰的《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观点具有代表性。拉贾戈帕兰在较为系统地利用印度方面的资料后认为,印度决策者决定以武力将中国军队“赶出”,主要是由于印度决策者相信:其一,对印度“前进政策”的实施,中国只是在西段有争议的地区采取行动,在东段则不会如此;其二,中国当时面临着内政外交方面的严重问题,不会向印度发起进攻;其三,印度在东段的军事力量要强于中国。印度决策者由此相信,印度可以放手采取局部的行动,而不会冒导致冲突逐步升级之风险。拉贾戈帕兰分析说,中美敌对关系和中苏之间正在出现的分裂,使印度相信可以通过同两个超级大国建立非正式的以及互不冲突的关系,以形成对中国的威慑。但是,这并非印度方面精心策划的政策,尼赫鲁也未意识到中苏分裂的程度。当苏联暂时搁置其同中国的分歧,以便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获得中国支持的时候,印度的威慑态势就崩溃了。更为糟糕的是,印度并未意识到这种威慑态势的崩溃。印度军队的部署反映出一种政治信念,即不可能同中国发生全面的敌对。因此,印度政策的失败是以开始与中国的敌对为标志的,而非印度在战场上的战败。拉贾戈帕兰还特别强调,古巴导弹危机在促成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决策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关中印边界争端的后果,印度修正派学者指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冲突绝非不可避免,至少可以不用诉诸战争。乔普里认为,1950年代中期,如果中印两国进行更多的协商,而不是采取单方面主张和行动的话,中印关系的进程将完全不同。在东段达成对印度极为有利的协议的可能性很大,但这个机会失去了。尽管周恩来决心达成某种协议,但遭到尼赫鲁的拒绝。桑杜虽然也认为是中国策划并首先发起战争,但印度的责任则在于它刺激中国发起战争;印度的“前进政策”在中印关系恶化方面负有一定的责任。尚迪雅在1998年出版了《1962年印中战争》,该书以“麦克马洪线的真相与‘中国1962年侵略’的事实”作为该书的副标题,抨击尼赫鲁及其政府的本质是“反动和独裁的政权,代表着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尼赫鲁政府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一直力图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忠实伙伴”,这才是导致中印边境战争的真正原因。

   在印度学界其他较为重要的研究中,任嘉德(1987~1991年任驻华大使)和卡纳认为,在中印两国从友好走向冲突和战争的进程中,关键因素是双方的错觉和误解;中印双方对战争和双边关系的恶化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很难说谁是边界争端和边境战争的受害者。中国对印度的战争同中苏关系的恶化和破裂、中国国内的权力斗争密不可分,在很大程度上讲,对印度的战争是上述两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对美苏的战略和策略首先在对印关系中得以验证和实践。他们着重考察了中苏关系的变化对中印关系的影响,指出从1959开始苏联就关注中印关系,苏联所采取的中立立场,是促成中苏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强调,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有关国际政治的观点,表示了强烈而坚决的反对,这对印度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同印度的友好关系,表明所有的错误都是苏联引起的”。中国特别想向苏联显示:印度的不结盟是一个神话,印度实际上已经是西方阵营的追随者,因此苏联同不结盟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是错误的。

   这一时期的印度修正派学者也极为注重研究方法,力图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中印关系和中印边界问题。查图尔维迪试图把中印关系置于国际体系中加以考察。杰特里在从印度国内政治,特别是印度议会的作用来考察1947年以来中印关系的演变。她强调了印度议会内不同政党在对华政策上的不同主张,特别是反对派与政府的关系,由此论证尼赫鲁并不能完全对外交政策的失误负责。布塔尼则分析了“政治文化”的影响,认为两国冲突的根源在于政治和文化上的冲突。哈扎利卡突出了地缘政治、印度战略、中印关系和边界问题的相互作用。斯里·夏尔马使用政治学的方法,对战后中印关系的演变以及中印边界问题对中印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穆尔蒂使用决策理论,论述了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各种主张,不仅分析了每一种方案对于印度的利弊,也评估了中国接受各种方案的可能性。普拉桑塔·古普塔则研究中国的“信念系统”与中印关系之间的互动和关联。他突出了中国的意识形态,尤其是毛泽东的政治理念对中国外交特别是对印度政策演变的影响。同时,普拉桑塔·古普塔在研究中并未持特定的立场,而是客观地分析了1949年以后中印关系演变过程中诸如“不相容”、“友好关系”以及“敌意”等关键因素,是如何影响和主导中印边界争端的发展变化。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坚持传统学派观点的印度研究者仍不在少数。他们特别强调中国发动边境战争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并再次试图从国际法的角度论证印度主张的合法性,如拉奥的“中印边界争端的法律问题”一文。这一时期体现传统派论点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印度国防部在1992年公开发表的《1962年同中国冲突的历史》。该书完全无视印度政府歪曲史料的事实,更无视修正派学者的研究成果,继续攻击中国的政策特别是中国对西藏以及对中印边界争端的政策,为印度的领土主张以及尼赫鲁政府的政策辩护。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期间担任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的班纳吉在其回忆录中也强调,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使毛泽东相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应从莫斯科转移到北京,应从赫鲁晓夫转到毛泽东。为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最先关注的地区就是亚洲和非洲那些同中国有着相同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国家,首要的目标就选择了地理位置最靠近中国和最有影响的最大国家印度。班纳吉进而坚持认为:“进攻和颠覆是毛泽东的战略的第一步,如果印度垮台了,印度共产党将夺取政权,亚洲其他国家将会纷纷效仿这一模式。”

   这一时期欧美学者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体现了修正派学者的特点,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有所创新。韦尔兹伯格的《外交政策制定中的错觉:1959~1962年的中印冲突》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印度在 1959~1962年对华政策决策过程所形成的错觉及其原因。惠廷的《中国威慑的谋算》、霍夫曼的《印度与中国的危机》和高龙江的《持久的竞争:20世纪中印之间的对抗》等著作,都力图使用历史学、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等学科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中印关系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边界问题上的争端。在这方面,高龙江的研究具有典型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高龙江从中印两国对西藏的争夺来分析边界争端的缘起,特别强调控制阿克赛钦的重要性。高龙江指出,尼赫鲁坚持认为,印度的边界早在英国到达南亚次大陆之前,就为习惯及传统的管辖所确定了;与此同时,保持西藏的“自治”地位以及减少中国在西藏的军事存在,是1950年以来印度的主要目标。尼赫鲁显然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在后勤保障方面的困难,并希望这些困难可以限制中国在西藏的军事存在。尼赫鲁或许希望,通过在阿克赛钦向中国施加压力,或最好能迫使中国从这一地区撤出,这将会增加中国经济及后勤供应上的困难,使中国能“明智地”继续保持西藏的“自治”。更为重要的是,切断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供给线以及增加军队的困难,这是尼赫鲁想把中国赶出阿克赛钦的关键因素。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尼赫鲁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国民党当局所支持的对西藏的隐蔽行动视而不见,因为他肯定期望,这样的行动或许能迫使中国对印度的上述要求做出让步。在高龙江看来,中国决策的原因更为简单,因为中国决策者相信,尼赫鲁切断阿克赛钦道路的意图,就是要迫使解放军退出西藏,以此鼓励西藏的分离主义。尼赫鲁在阿克赛钦问题上的强硬要求,是中印边界争端的关键。

   另外,国外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同类课题时,还从战争史的角度出发,将重点放在中国如何使用武力来处理和应对诸如边界争端这些重大的周边危机。这方面的研究如西格尔、埃勒曼、斯科贝尔、麦克戴维特、李小兵等的论著,都突出了这样的主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和海外华裔学者还出版了有影响的英文论著,为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的声音做出了贡献。这些论著或利用档案文献,或从国际法的角度,研究中印边界争端的缘起、进程及影响,如邹念祖的《中国与国际法:边界争端》、刘学成的《中印边界纠纷和中印关系》、钟建平的《国内政治、国际交涉与中国的领土争端》、戴莹琮的《康边与西藏:清朝前期的帝国战略》、刘晓原的《普天之下的重塑:革命、战争与20世纪中国的边界》、王修原的《中国最后的帝国边疆:晚清在康藏地区的扩张》,等等。

   这一时期学界对中印边界问题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主要是从中苏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导致中苏分裂的原因的视角,利用俄罗斯解密的档案,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中国的文献资料,分析和研究中印边界冲突和1962年边境战争。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有普罗祖门什科夫的“1962年10月的中印冲突、古巴导弹危机和中苏分裂:来自俄罗斯档案的新证据”、拉琴科的《天有二日:1962~1967年中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吕德量的《中苏分裂:共产党世界的冷战》,等等。他们强调指出,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是中苏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两国关系公开破裂的开始。

  

三 “后修正学派”与中印边界问题研究的新趋势


   2000年以来,包括军方研究人士在内的印度学界,在检讨修正派学者论点的基础上,对中 印关系,特别是中印边界争端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新一轮的研究,在内容、方法及观点等方面都呈现出较大的变化和新的特点。在研究内容上,虽然中印边界争端和边境战争依然是研究重点,但诸如总体的政治关系及国际环境对中印关系演变的影响、从国内政治角度研究印度的对华决策等问题,逐步得到深入探讨。研究方法也从较传统的历史学方法,转向包括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方法结合。在相关重要问题上,印度学者和欧美学者的论点发生一些较大的变化,即便在同一问题上,印度学者也出现了明显而公开的分歧,“后修正学派”初露端倪,并受到广泛的关注。而在这一进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一些知名研究者之身份所具有的典型而重要的意义;研究中印边界问题的权威学者,依然坚持其一贯的传统学派的论点,如梅赫拉的研究。军方背景的研究者继续为尼赫鲁和印度政府辩解,如达夫的研究。而新生代的年轻学者,一方面对印度的政策持批判性的态度,但同时也高度评价尼赫鲁的政策,特别是其对华政策和对边界问题的处理,如拉加万、海拉里的研究。

后修正派学者在探讨中印边境战争的起因时,论点存有分歧。斯瓦密在《印度的中国观》中强调指出,中印边界在历史上从未划定,尼赫鲁所坚持的“麦克马洪线”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中国从未承认过《西姆拉条约》;但直到1980年代中叶,印度当局却一直对民众隐瞒着上述事实。一方面,印度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另一方面,却坚持英国殖民者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有效。尼赫鲁在公开场合向中国表示友好,但他的密件和备忘录却充满侵略意图,同时印度又没有做任何军事准备,这就导致了边界战争。马克斯威尔在2011年的一篇新作中也强调,中方并没有意识到边界摩擦背后的真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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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4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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