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是对刘基诗歌体貌的全面论述。文章认为刘基的诗乃是“士君子言志之诗”，从而显示出其兴观群怨的怨刺功能，对现实民生的关注，以及慷慨不平之气的抒写，从而形成其雄浑博大的沉郁顿挫体貌。表现在乐府诗上，是其对《诗经》的风雅与《楚辞》的悲怨传统的继承，并显示出含蓄婉转、余味曲包的悠长韵味。在古体诗上，继承了杜甫与韩愈的诗风，具有沉郁雄深的格调。在近体诗上，既有元末时慷慨悲凉、沉郁顿挫的体貌，亦有格调低沉、境界凄清的婉转细腻的风格。从总体上，刘基代表了浙东诗派重事功、重现实的传统，同时突显了自身重讽刺、重悲怨的个性特征。

关键词 怨刺功能  沉郁顿挫  慷慨悲凉  浙东传统

清代以来论明初诗歌者，历来以刘基与高启并列。王世贞论元明之际诗坛说：“胜国之季，业诗者，道园以典丽为贵，廉夫以奇崛见推。迨于明兴，虞氏多助，大约立赤帜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无过季迪；声气之雄，次及伯温。”[1]后经胡应麟、许学夷诸人反复引用，遂成诗歌史上之常识。但“声气之雄”是从体貌上论，便略嫌空泛。至陈子龙则从师承关系以论之：“元季诗多尚词华，文成独标高格，时欲追逐杜、韩，故超然独胜，允为一代者冠。”[2]这是说由于刘基师法杜甫、韩愈，所以能写出格调高雅之诗作。明人顾起伦则强调刘基诗“并出骚雅”[3]的特征，说的是继承屈原与《诗经》的精神，怨而不失其正。至《四库全书总目》则将其诗归于“沉郁顿挫”。则刘基诗作的整体特征逐渐明朗起来。当然，刘基诗诸体皆备，各自的特点与成就也就多有不同，故又有以体论其诗者。沈德潜说他的诗：“乐府高于古诗，古诗高于近体，五言近体又高于七言。”[4]刘基由于并非以诗人自居，而主要以寄托情志，抒写不平为目的，所以他不太愿意受严格的诗律限制，故而对诗体相对自由的乐府、古体更为偏爱，同时也更能体现其苍深沉郁的特色。从此一角度说，沈德潜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言其乐府高于古诗还可以商量，从创作实际看，刘基的古体诗应该是写的最好，乐府诗体中有的的确很有特色，有的则模拟痕迹太浓，开了明代拟古的先河。沈德潜本人是格调说的倡导者，为诗也重视模拟，所以尤为看重其乐府的创作，但却并不符合实际。以下将结合刘基对于诗歌传统的继承、自身的人生遭遇以及诗歌艺术的追求等因素，分别论述他在乐府诗、古体诗与近体诗等方面的体貌特征及其成就。

一、        乐府诗：悲怨传统的继承与含蓄婉转的韵味

刘基的乐府诗在元明之际是颇有影响的一体。此时有3人在乐府诗创作上数量多且成就较大，一是杨维桢，共500余首，并由此构成了流行一时的铁崖体；二是刘基，共270余首；三是高启，共180余首。而在刘基的乐府诗中，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拟汉魏乐府古题之作，新题乐府之作与民歌体乐府诗之作。

在用乐府旧题时，刘基具有明显的尊体意识，这包括句式的选择与题旨的继承。如《上之回》在《乐府诗集》中古辞为三言句式，而后来七家拟作仅李贺接近古体，刘基亦一尊旧体，相同情况还有《朱鹭》、《长门怨》等。所谓题旨的继承就是在汉魏乐府所表达的内容与主题范围内所有发挥与拓展，从而既照顾到旧题的沿袭性，又有自我的寄托。而要做到此一点还是相当不容易的。以前研究刘基的乐府诗大都在探讨对元代朝廷与政治的讽刺，如钱谦益就下了很大功夫去发掘某诗刺某某的意旨，但更多的作品还是不能指实所刺对象。其实，刘基的乐府诗所寄寓的意旨比较宽泛，不一定要坐实特指某人某事，这不仅不会降低此类诗作的价值，反倒会使其引起更多更大的共鸣。比如：

枣初作花时，纂纂临路歧。八月枣成实，累累曜朝日。枣花纂纂蜂蝶翻，枣实累累人满园。严风萧瑟枯叶飞，蜂蝶不来人亦稀。[5]

长安道，送尽芳菲到枯槁。人生衰盛苦不常，何异长安道旁草？汉家将军初拜官，门前上客车班班。一朝世衰烟消歇，车轮无声马蹄绝。明年有诏封将军，依旧车马来如云。[6]

第一首“杂曲歌辞”，其题旨本为“荣华各有时”之意，但自梁武帝后便无人尊其本旨；[7]第二首自梁简文帝始大都是通过长安道咏帝都之繁华，只有唐人崔颢将其引伸为“人生富贵自有时”的新意。[8]刘基所写基本都做到了一尊旧体，前一首不仅照旧用五言，也没有离开“荣华各有时”的立意；后一首尽管改原来的五言为七言，但题旨依然沿袭咏长安道，只是借用了崔颢人生富贵盛衰有时的新意。但是他是有创新的。即二诗都从原来荣华有时、盛衰无常的概括转变为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咏叹。这种新意的开拓也许有时代的原因，元代社会是一个蒙古贵族当权，又将人群分为等级的制度，因而流行的社会观念便比较重实用，则对于权力的崇拜更甚一些，于是就有了以盛衰论人情的普遍现象。元代散曲中有一首无名氏的【双调】“山丹花”的小令：“昨朝满树花正开。胡蝶来。胡蝶来。今朝花落委苍苔。不见胡蝶来。胡蝶来。”[9]也是用蝴蝶与花开花落的关系来论人情冷暖的。从此一角度讲，这两首作品也许是确有所指的。但是，此种情况并非只限于元代，甚至不限于中国古代，在世俗层面上，趋炎附势永远是既令人感伤又令人无法回避的现象，则咏叹此类现象的作品便会有久恒的魅力。在刘基乐府诗中，此类作品还有《独漉篇》、《懊侬歌》、《短歌行》、《秋夜月》、《行路难二首》、《北风行》等等，这些作品所体现的应该说是乐府诗重要的传统特色之一。有些作品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可以说带有较强的时代色彩。像《鸣雁行》之讥讽大雁到江南蚕食，《野田黄雀行》之讥讽黄雀“众口齐啄稻为空”、《乌生八九子》之讥讽同室相残等，即可以视之为古代社会之普遍现象，但尤适合元代之社会状况。其《射虎词》曰：

长戈如林夹弓弩，言向深山射猛虎。獠儿蒙鹖走入风，所过犬羊皆为空。纷纷散入人家宿，丁男上山妇女哭。前行闻虎心先畏，一虎当头万夫弃。折弓坠刃委如土，却向人前作威武。[10]

显而易见，这是对元末官军所谓“剿贼”的讥讽。元蒙军队本来是长枪大戟的铁骑，但是长期的养尊处优与腐败堕落，至元末已成为徒有其表的无用之师。本诗先写其“长戈如林夹弓弩”的赫赫气势，但他们最大的能耐却是祸害百姓，所过之处不仅犬羊为空，而且占据民家，骚扰地方，其为害有甚于贼。可一旦其遇到贼寇，便望风披靡，“折弓坠刃委如土”。原来他们的能耐是只会在百姓面前炫耀，一句“却向人前作威武”，写尽了官军的虚张声势。在元末刘基的诗歌作品中，他往往是痛恨官军甚于盗贼的，其原因就是官军不仅孱弱无能，更兼遗害百姓，正所谓“已闻盗贼多于蚁，无奈官军暴于狼”。（《次韵和孟伯真感兴四首》其一）这类作品是刘基乐府诗中的优秀作品，它们既有很强的现实性，又有广泛的普遍性，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刘基的另一类乐府诗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它们或是寄托高远的志向，或是抒发委屈不平的情怀，或是感叹年华易逝、功业无成的悲哀。如《君马黄》之“世无伯乐”而良马“有德无色空自知”的感叹，《思悲翁》之“干时乏计策，退耕无园田”的窘迫，《望行人》之“只恐君心念妾时，妾身已作山头石”的焦虑，《长相思》之“仲尼有德而不用，孟轲竟死于齐梁”的哀伤，《燕歌行》之“琼田瑶草芟刍荛，江蓠泽兰呈艾蒿”的愤懑，《妾安所居》之“一枝一叶俱有心，生死常当两萦抱”的坚贞，《薤露歌》之“人生无百岁，百岁复如何”的生命咏叹，《美女篇》“贞心耻自炫，望幸良独难”的内心苦闷等等，均表现出作者复杂深刻的情感与思想。下面三首诗尤其值得一读：

谁谓秋月明，蔽之不必一尺翳。谁谓江水清，淆之不必一斗泥。人情旦暮有翻覆，平地倐忽成山溪。君不见桓公相仲父，竖刁终乱齐。秦穆信逢孙，遂违百里奚。赤符天子明见万里外，乃以薏苡为文犀。停婚仆碑何震怒，青天白日生虹蜺。明良际会有如此，而况童角不辨粟与稊。外间皇父中艳妻，马角突兀连牝鸡。以聪为聋狂作圣，颠倒衣裳行蒺藜。屈原怀沙子胥弃，魑魅叫啸风凄凄。梁甫吟，悲以凄。岐山竹实日稀少，凤皇憔悴将安栖？（《梁甫吟》）

上山采蘼芜，山峻路迢递。下山逢故夫，悲风生罗袂。忆昔结发时，愿得终百年。变故不可期，中道相弃捐。莲实生水中，石榴生路侧。未尝挂牙齿，中心岂能识？上山采蘼芜，罗袖生芳菲。因君赠新人，莫遣秋霜霏。落叶辞故枝，不寄别条上。白日无回光，谁能不惆怅！（《上山采蘼芜》）

鸿鹄搏紫霄，鹁鸠守苞桑。岂惟异所志？羽翼有短长。玄阴变白昼，闇虚侵太阳。一鹿走中原，熊虎竞腾骧。植竿成垒壁，举袂为刀枪。叱咤倒江河，蹴蹋摧山冈。犬牙据险要，瓜瓣割土疆。六奇夸曲逆，三略称子房。磨牙各有伺，裂觜遥相望。龙蛇未分明，智力正争强。孔明鱼得水，毛遂锥脱囊。雾晦豹始变，海激鹏乃翔。嗟尔独何为，抱己自摧藏！（《放歌行》）[11]

这三首乐府诗可以说清晰的展示了刘基元末的心理变化过程。在《梁甫吟》中，他反复申述了现实环境的恶劣，朝廷的混乱，以及自身遭受的不公与委屈，“岐山竹实日稀少，凤皇憔悴将安棲”，为贤者所提供的环境越来越险恶狭窄，他们还能到哪里去找安身之处呢？此处依稀可以感觉到有决绝朝廷而另觅新主的朦胧念头。但他真的要与元朝决裂时，却又有许多的顾虑与不忍，《上山采蘼芜》是此种心情的典型体现。“忆昔结发时，愿得终百年”，他是元朝的进士，具有君臣的名分，他当初的确是愿意始终为朝廷效力的，而且他在至正二十年之前也一直是如此做的。“变故不可期，中道相弃捐”，在刘基眼中，是朝廷抛弃了他，给了他太多的屈辱与不平，他实在不能再忍受，于是也就不得不与朝廷分手了。但他表示：“落叶辞故枝，不寄别条上”，就是说他尽管不再为元朝出力，也决不为他人所用，他的选择便是归隐山中以保持自我的人格节操。然而随着形势的急转直下，刘基便有了新的追求。他本是胸有大志而智慧超人的大儒，岂能如庸人而老死山中？更重要的是，眼下天下已经大乱。天下已不复是元朝之天下，“磨牙各有伺，裂觜遥相望。龙蛇未分明，智力正争强”。正是豪强割据、中原逐鹿之时。“孔明鱼得水，毛遂锥脱囊。雾晦豹始变，海激鹏乃翔”。也正是文人建功立业、脱颖而出的最好时机。他岂能隐于山中而无所作为？从诗中我们已看到刘基那跃跃欲试的急切心态，则后来他之投入朱明政权也就毫不奇怪的了。

沈德潜在评论《梁甫吟》一诗时说：“拉杂成文，极烦冤愦乱之致，此《离骚》遗音也。”[12]其实，这不仅是刘基本诗的特征，也是此类抒情乐府诗的共同特征，一般的说来，乐府诗的长处在于叙事，并在叙事过程中进行讽喻寄托，如有抒情也大都是对诗中人与事而发。刘基则用乐府诗的形式寄托自我的情志与哀思，具有浓郁的抒情特征与巨大的思想深度。这当然首先是由其元末的遭遇与心态所决定的，同时也与其有意识地继承屈原的悲怨精神密不可分，从此一角度讲，刘基对乐府诗有新的开拓，与高启乃至后来的前后七子的模拟之作均不相同。当然，他不仅用乐府诗来表达其悲愤悽怨之情，他还有意识创作骚体诗。在现存诗作中有一卷专门收其骚体，共15首，如《九叹九首》即为传诵之名篇，同样具有拉杂成文、真情感人的特点，其中写道：

风飘飘兮扬尘，野寂寞兮无人。舟何为兮山阿，车何为兮水滨？北望楚兮东望秦，倒江河兮乱星辰。天门窈窕兮重九闉，愿有言兮远莫陈，虎豹颬颬兮为喜为嗔。横流涕兮瞻苍旻，心冯噫兮不能伸。麋有角兮龙有鳞，空山寂寥兮吾谁与邻！（其四）

江无舟兮河无梁，隙有荆棘兮而无稻粱。鹰化鸠兮雀变隼，狸为貙兮龙为蚓，眷长顾兮情为轸。九疑高兮禹穴幽，梧桐枯兮凤不留，山木惨惨兮叫鸺鹠，鸿鹄飞兮无所投。云沓沓兮雨悠悠，孰怀情兮知此愁？（其五）[13]

刘基还有一类民歌体的乐府诗，具有江南民歌的风味。如《江南弄七首》、《吴歌十三首》、《采莲歌九首》、《竹枝歌十二首》、《江南曲七首》、《杨柳枝词九首》等。他创作此类诗歌大约有三个原因：一是六朝乐府诗中便有《吴声歌》、《西曲歌》、《江南弄》等大量的南方民歌作品，刘基从尊体的角度当会重视此一传统的继承；二是刘基曾经在杭州与绍兴等吴中民歌流行地区做官与隐居漫游，受到当地民歌的影响也在情理之中；三是元末在吴越一带流行文人创作《竹枝辞》的现象，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诗人均参与其中，刘基显然也是其中的一位。刘基创作的民歌体乐府诗具有清新自然的特征，带有鲜明的江南地方色彩，尤其善于抒写男女之情与女子情态心理，并通过鲜明清新的画面将其表现出来。如《采莲歌六首》：

十三女儿白似脂，向人学得做娇痴。折得白莲头上插，苎罗山下赛西施。（其一）

女伴相随出芰荷，并船比较采莲多。抬头忽见游人过，棹入菰蒲水拍波。（其五）

晚凉风定却回船，望见新月在天边。放下荷花深深拜，翻身忙整翠花钿。（其六）

折白莲插头做美女状的娇痴，躲入菰蒲以避游人的娇羞，整翠钿以拜新月的含情脉脉，都如画般展现在读者面前。当然，此种民歌体的乐府诗，从六朝到唐代再到元明之际，在历史上留下了无数的名篇佳作。只要作者有江南生活的体验，只要他有诗人的才华，就有资格加入这吟咏的行列。然而，刘基又有自己的风格，在人数众多、数量庞大的江南作家、作品中，他依然能够显示出自我的个性来。试看其《吴歌五首》：

侬做春花正少年，郎做白日在青天。白日在天光在地，百花谁不愿郎怜。

承郎顾盼感郎怜，准拟欢娱到百年。明月比心花比面，花容美满月团圆。

便道逢春花合开，谁知秾艳有人猜。山鸡不入家鸡侣，野果难同园果栽。

蛾眉二八不曾愁，有色无媒郎不留。月里蟾蜍推落地，几时再得广寒游？

栽花图作看花人，谁料花开不及春。昨夜狂风今夜雨，为花落得两眉颦。[14]

此处的《吴歌》依然有言情的内涵与比兴的手法，依然有流畅自然的格调，但如仔细阅读则会发现较大的变化，这只能是刘基式的作品。其最突出的特点有二：一是诗作已不是单纯的表现男女之情与自然风光，而是有了香草美人的政治寓意与自我情感的抒发；二是这组诗已不是没有结构的反复题咏，而有了内在的发展线索与脉络，成为一首真正的组诗。如果了解刘基的生平状况与其他诗作，就会读懂本诗的寄托所在，那正是其自身与朝廷的关系的浓缩。他们之间曾有过相期百年和谐的美好时光，但由于他人猜疑与阻隔，他只能被推落月宫而遭致冷落，最后突然频促双眉而已。“山鸡不入家鸡侣，野果难同园果栽”，既显示了他孤高的个性，更显示了其孤独无助的境遇。其他如《竹枝歌》、《江南曲》、《吴歌八首》，也均可听出某些弦外之声。

刘基的乐府诗在明清诗论家那里曾多获好评，认为它们是自唐代以后少有的尊体之作，并开了明代乐府诗的写作风气。从现存的作品来看，刘基的乐府诗的确具有自身的特点。从抒情的深刻性来讲，他继承了骚体诗的传统，将《诗经》的风雅与《楚辞》的悲怨结合起来，从而发展了乐府诗的传统。从写作的技巧性上来讲，他的一部分乐府诗又深得含蓄婉转之妙，写的余味曲包，兴味悠长。比如：“白露下玉除，风清月如练。坐看池上萤，飞入昭阳殿。”（《长门怨》）“城外萧萧北风起，城上健儿吹落耳。将军玉帐貂鼠衣，手持酒杯看雪飞。”（《北风行》）前者以看萤虫飞入昭阳殿以喻对君王恩宠之怨慕，确为神来之笔，所谓“不作怨语，怨已自深。”[15]而后者通过 “城上健儿吹落耳”与将军“手持酒杯看雪飞”之画面对比，讽喻之意深长而不露。相对而言，刘基的新题乐府诗成就要小一些，尽管其《筑成词》、《畦桑词》、《买马词》等作品对现实均有所讥刺，但在反映题材的广泛性上他无法与白居易相比，而在结构技巧上他甚至比不上高启，因而在此便略而不言了。

二、        古体诗：杜甫韩愈诗风的融合与沉郁雄深的格调

在刘基的诗作中，成就最大者应是其五言古诗。在现存作品中，他总共留下了336首五古诗作，约占其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前人论刘基诗，认为最接近唐人杜甫、韩愈二家。其与杜甫相近处，多体现于五古创作中；而与韩愈相近处，则多于七古与歌行中见之。

刘基五言古诗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其对历史事实的记述，在这方面他的确继承了杜甫的史诗传统。如其《北上感怀》、《过东昌有感》、《赠周宗道六十四韵》、《感时述事十首》等等，都是长篇五言古诗，对元末的历史进行了真实形象的叙述。像杜甫一样，刘基的历史叙述带有忧国忧民的强烈感情色彩，是具有浓郁抒情笔调的叙事，这保证了它们作为诗歌作品的典型特征。刘基的此类诗作也有与杜甫诗不同之处。杜甫的史诗作品以其观察之细腻、绘写之真实而著称，在许多人眼中并不留意的历史事实都被杜甫敏锐地捕捉到，并以其高超的诗才准确的呈现在诗中，从而弥补了史书记载之不足。刘基的生活经历与杜甫不同，他虽也历经丧乱，饱尝颠沛流离之苦，但毕竟他是在任官员与地方精英，他的地位与身份使他难以真正像杜甫那样去体会底层百姓的苦辣酸甜，所以他写不出“三吏”、“三别”那样细节生动、画面真实的作品。刘基叙事诗的长处在于其巨大的历史概括性与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在此基础上见解深刻的议论。他的思想，他的智慧，他的经验，构成了一种深邃的眼光，往往能够对历史现象进行具有穿透力的意义揭示。比如在《赠周宗道六十四韵》中，以其亲身经历叙述了永嘉一带所谓百姓作乱与官军剿贼的真实状况，即所谓“走有目击事，敢布之庙堂”：

永嘉浙名都，有州曰平阳。面海负山林，实维瓯闽疆。闽寇不到瓯，倚此为保障。官司职防虞，当念怀善良。用民作手足，爱抚勿害伤。所以获众心，即此是仞墙。奈何纵毒淫，反肆期贪攘。破廪去菽粟，夷垣劫牛羊。朝出系空橐，暮归荷丰囊。丁男跳上山，妻女不得将。稍或违所求，便以贼见戕。负屈无处诉，哀号动穹苍。斩木为戈矛，染红作巾裳。鸣锣撼岩谷，聚众守村乡。官司大惊怕，弃鼓撇旗枪。窜伏草莽间，股慄面玄黄。窥伺不见人，湍江走伥伥。可得中火伴，约束归营场。顺途劫寡弱，又各夸身强。将吏悉有献，欢喜赐酒觞。杀贼不计数，纵横书荐章。民情大不甘，怨气结肾肠。遂令父子恩，化作虿与蝗。恨不斩官头，剔骨取肉尝。累累野田中，拜泣祷天皇。愿得贤宰相，飞笺奏岩廊。先封尚方剑，按法诛奸赃。择用忠荩臣，俾之提纪纲。弯弧落鸱枭，薙棘出凤凰。尚可存孑遗，耕稼纳官仓。[16]

在诗作的此一段落中，作者没有任何一个细节的描绘，也没有出现一位具体的主人公，他没有采取杜甫那种以点带面的叙述方式。他先从平阳的地理位置与当时的御盗态势讲起，然后先提出可行的做法，即获民心以御盗贼。下面即转笔叙述官军的胡作非为：抢劫百姓，百般索求。而且，“稍或违所求，便以贼见戕”。百姓无奈只有奋起自卫：“斩木为戈矛，染红作巾裳。鸣锣撼岩谷，聚众守村乡”。形象地揭示了所谓“盗贼”的产生原因与过程。官军面对他们居然发抖变色，狼狈逃窜。而在途中又恃强凌弱，滥杀无辜。并以此献功，请求封赏。如此荒唐的作为大大激化了官府与百姓的矛盾：“遂令父子恩，化作虿与蝗。恨不斩官头，剔骨取肉尝。”于是朝廷也就岌岌可危了。最后，作者又提出自己的挽救危机的方案：任用贤宰相，请尚方剑以斩奸邪；选择忠诚之士以广求可用之才。或可以为百姓争得一线生机。这种以全景的方式对历史的叙述，具有高屋建瓴的巨大概括力，使人们认识到元王朝解体的历史原因与具体进程，以及在那一进程中百姓们所遭受的巨大苦难。这也是史诗，是有别于杜甫的另一种史诗。

当然，最能展现刘基五古史诗特征的还是其作于至正十六年的《感时述事十首》。[17]作者不仅叙述史实全面而深刻，还创造性地采用了组诗以叙事的独特方式。全诗从朝廷、官府、官军、民兵、策略、苗军、招安、铸钱、盐政、赋税等十个方面对当时的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叙述，夹叙夹议，全面深刻，是认识当时历史的重要文献，也是体现刘基才能的重要作品。如言当时官滥政乱：“十羊烦九牧，自古贻笑嗤”；“列坐隘公堂，号令纷披离。名称到舆吏，混杂无尊卑。”官多的连公堂都挤不下了，政令焉能不乱，更加之每人做官的目的便是“朘剥图身肥”，百姓哪里还有什么活路！所以“盗贼乘间发，咎实由官司。” 论官军则曰：“将官用世袭，生长值时雍”；“悍卒等骄子，有令亦无从。跳踉恣豪横，鼓气陵愚蠢。所以丧纪律，安能当贼锋！”官军已涣散而不堪用，朝廷于是转而招募民兵：

豢狗不噬御，星驰募民兵。民兵尽乌合，何以壮干城！百姓虽云庶，教养素无行。譬彼原上草，自死还自生。安知徇大义，捐命为父兄！利财来应召，早怀逃窜情。出门即剽掠，所过沸如羹。总戎无节制，颠倒迷章程。威权付便嬖，赏罚昧公平。饥寒莫与恤，锐挫怨乃萌。见贼不须多，奔溃土瓦倾。旌旗委田园，鸟雀噪空营。将军与左右，相顾目但瞠。

在刘基眼中，朝廷平时就没有对百姓进行忠于国家的教养，而是长期令其自生自灭，危难时刻如何能够效死疆场？更兼将领不加节制，赏罚有失公平，其一触即溃的结果当然就是可以预测的了。民兵奔溃，朝廷无奈只能引苗军至内地平定叛乱。而苗军更是纪律涣散，危害百姓：“见贼但趑趄，逢民辄俘虏。腰缠皆金银，衣被俱绣组。所过恶少年，改服投其伍。农家劫掠尽，何人种禾黍？盗贼有根源，厥咎由官府。”然后便是招安，便是滥铸钱币，便是加重赋税，出一策开一弊，多一举多一祸，于是元朝便一步步走向灭亡。刘基无疑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来展开叙述的，他希望能够找出现实的弊端与解决的方案，从而挽狂澜于既倒。但他又是遵循事实的，丝毫没有替朝廷掩饰的打算。所以在他的笔下，官军之危害有甚于盗贼，官吏之腐败已无可挽回。他唯一所同情的是处于动荡战乱中的百姓，因而笔端常常对他们带着深切的关怀。在元明之际，还没有哪一位作家对当时的国家局势及混乱时事做如此全面深刻的叙述。只有刘基，他正好处于战乱的中心，又有直接的参与，加之其政治家的眼光，所以成就了他这些史诗性的诗作。

刘基五言古诗的突出特点之二是其沉郁顿挫的格调，这显然也是受有杜甫的深刻影响。与杜甫一样，刘基的五言古诗具有深沉浑厚的情思与百转千回的咏叹方式，他既有个人遭遇不平的感叹，也有对生民涂炭的同情；既有对国家不幸的焦虑，也有对官府腐败的沉痛；既有对服务朝廷的耿耿忠心，更有对官军横暴的深沉痛恨。刘基在元末四仕四隐的宦海浮沉，为他蓄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与复杂的感受情思，这种巨大的精神能量常常沉潜在诗歌叙述之中，构成了其诗作的深沉内涵。

草根蝼蝈鸣，湖上蒹葭靡。繁林袅深绿，清池散圆紫。离居昧节序，陶情赖佳士。泛舟出郊甸，缓涉信所履。壶觞展倡酬，及此晴日美。啸歌望山川，慷慨集悲喜。豺狼未鼎镬，郊野尚多垒。铁衣挂儒冠，好爵逮麻屣。吾侪幸味苦，得似道旁李。无思身外忧，适意聊复尔。归云入禹穴，返照射宛委。鸟啼树有风，帆过烟生水。兴尽各言还，月明城角起。[18]

这是他避难绍兴时所作。一次普通的郊游却蕴含了丰富的情感内涵。在方国珍被招安后，刘基再次被解职赋闲，其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为了舒散愁闷，他决定和朋友们一起泛舟郊野。然而，如此情境下的郊游，只能用“啸歌望山川，慷慨集悲喜”来概括此刻情思，可谓意蕴深厚。因为晴空下映入眼帘的是“豺狼未鼎镬，郊野尚多垒”的战乱景象，此为一折；在此国家多难的时刻，“铁衣挂儒冠，好爵逮麻屣”的善恶倒置令人悲愤感叹，此为二折；既然朝廷不用，也就暂时得以偷闲片刻，“无思身外忧，适意聊复尔”，此为三折；然而就在欲忘却忧愁之时，“兴尽各言还，月明城角起”，那月光下的凄厉的号角重新使人陷入战乱的境地，如何会有一份闲适的心境？此为四折。悲喜交织的情思构成深厚的情感容量，而“月明城角起”的结尾，则不言愁而愁愈深，遂形成本诗沉郁顿挫的格调。

然而，刘基沉郁顿挫毕竟具有其自身的特点。清人陈廷焯在概括沉郁范畴时说：“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19]从诗教的角度，这叫“发乎情止乎礼义”；从诗艺的角度，这叫含不尽之意于言外。也就是刘勰所说的温柔敦厚，最附深衷的意思。杜甫可以做到这些，因为他既有对百姓的深切同情，又有对朝廷的深切关心，所以他不能言辞犀利而无所遮拦。刘基也对朝廷抱有忠心，但他的忠心由于越来越重的悲伤与失望转变成一种怨愤，所以他在很多时候不能控制自我的情感。如果用悲愤可以概括沉郁顿挫风格的话，那杜甫的悲愤偏于悲悯，而刘基的悲愤则偏于愤懑。“金屋擅娇宠，长门闭神仙。献赋亦已晚，徒悲泪如泉。”（《感怀》其二十一）“孰知谗佞巧，举足触戈矛。顾此悲世运，泫然涕交流。”（《咏史》其四）“涉江无方舟，汲井悲短绠。岁暮霜雪寒，泣涕沾项领。”（《游仙》其五）“严霜陨奥草，蛇虺去所依。可惜蕙兰花，与之共颓萎。顾此悲世运，泫然涕交颐。”（《感寓》其五）“浮云蔽苍穹，天路阻且修。风沙日暮起，铩羽安所投？悲来怛中怀，泣涕纵横流。”（《癸巳正月在杭州作》其一）“陈词未及终，涕泣下滂滂。旁观发上指，侧听心中伤。天路阻且修，不得羽翼翔。”（《赠周宗道六十四韵》）“乾坤漭寥落，日月飞鸟过。愤惋空有心，盛时嗟已蹉。”（次韵石末公用元望韵遗兴见寄）这样的情感强度与悲愤心态，使刘基不可能抑制自我的情绪，从而造成“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的沉郁诗境。他具有屈原般的愤懑，只能听凭泪水放纵横流，从而造成呼天抢地的激烈效果。

那么，刘基的沉郁又如何得以表现？他的沉郁来源于他情感的复杂矛盾，来源于他欲仕不能、欲罢不忍的徘徊犹豫，来源于他爱恨交加、愁肠百转的心绪纷乱。

朝旦天宇清，逍遥步庭除。温风自远至，绿树嘉有余。登高展遐眺，万象各以舒。念此客行久，感彼时节徂。退食耻尸素，进思愧庸驽。仰视日月高，俯察川原纡。愿欲凌风翔，周流观六虚。天路阻且修，惜无奇肱车。倚松玩悬萝，藉茅想连茹。公叔实尚贤，宁武不能愚。何当脱尘鞅，归卧园田居。[20]

这就是刘基式的沉郁顿挫。他本欲登高望远，以舒胸怀，可感受到的却是客居中岁月的流逝。于是他想到了自身的处境：“退食耻尸素，进思愧庸驽”。他不愿丧失儒者的责任，但在官场又难以被重用。眼望长空，他顿生“愿欲凌风翔，周流观六虚”的豪情，但回顾现实，却不得不面对“天路阻且修，惜无奇肱车”的尴尬。于是，最后“何当脱尘鞅，归卧园田居”的选择也就不是人生的通达，而纯属人生的无奈。在这样的徘徊犹豫中，他的心情无疑是沉重的，情思百转的结果必然是深深的愤懑伤感。在整个元末的宦海浮尘生涯中，刘基都始终是在此种矛盾徘徊、进退失据的心绪中度过的，因而也就形成了他独特的沉郁顿挫诗风。

刘基当然也有陈廷焯所说的那种沉郁，这便是他明初的五古诗作，尤其是其代表作《旅兴五十首》。尽管在明清诗论家的眼中，作于明初的《犁眉公集》远比不上作于元末的《覆瓿集》，但对其《旅兴》组诗则有着几乎一致的好评。陈子龙《皇明诗选》选3首，钱谦益《列朝诗集》选《旅兴》40首，朱彝尊《明诗综》选14首，沈德潜《明诗别裁集》选2首。连一向论诗苛刻的王夫之，竟然在《明诗评选》中一下就选了《旅兴》16首。[21]而且，《旅兴》的特点已与杜甫诗风关系不大，而长被诗论家评为有汉魏古诗风貌。胡应麟说：“《旅兴》等作有魏晋风，足为国朝选体前驱。”[22]等，然说选体过于宽泛。如果认真对比，应该说这组诗具有与阮籍《咏怀》八十二首风格较为接近。从内容上说，它的题旨较为模糊，很难找到其具体所指，并且已不再就具体事件与社会伦理着眼，常常是对于人的生命的思考与咏叹。从写作角度说，它很少显示出技巧的痕迹，而纯任思想情感自然流出。从体貌上说，它更接近汉魏五言古体的浑朴高妙的境界，而较少后来的秾丽工巧。所有这些，都与阮籍《咏怀》诗较近，所以王夫之说它“是唐以下第一首古诗，几于无字。”[23]便是指它自然天成的诗风。

秋风肃万物，百虫竞号鸣。蟪蛄最可怜，切切悲其生。屣履步庭除，素月圆且明。玩之不可掇，渺焉忽西倾。回身掩房闼，怆怳烦虑盈。太息以终宵，展转难为情。

日暮登高台，流目盼云间。云间有明月，窈窕芙蓉间。光辉被四表，万古一往还。惜无腾化术，仰之不能攀。

吾观穹壤间，万变皆有穷。何如顺天道，原始以知终。清晨揽衣起，絺绤生秋风。雍雍鸣雁来，灼灼酸枣红。怅焉念所思，悲感集予衷。佳期在何许？瑶草成枯蓬。伫立望日月，劳心极忡忡。

浮云西北起，飞雨东南去。微微若轻烟，霭霭如薄雾。卧疾少出门，不知春已暮。芳年复几何？冉冉征鸟度。花落有再开，水流无回注。坐念入杳冥，明月在高树。[24]

看白虫之哀鸣，见明月之西倾，都足以引起他的无限悲伤。他渴望像明月那样万古长明，但自知那只是痴心妄想；他也设想顺从天道，以顺大化之流行，但真正面对万物之盛衰，又无法避免烦恼忧愁的萦绕心中。他的这种人生悲凉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既难以说清具体原因，又难以言说清楚，“坐念入杳冥，明月在高树”，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如烟如雾的意念与境界？他让读者感受到的，是人生具有种种的恐惧与愁闷，但要摆脱超越它又几不可能，于是就形成巨大的心理郁积而受到无尽的情感折磨。这种对生命的咏叹，仿佛又使人找回了《古诗十九首》的阅读感觉。因而王夫之评“日暮登高台”诗：“其韵、其神、其理，无非《十九首》者，总以胸中原有此理、此神、此韵，因与吻合。”[25]又评“吾观穹壤间”诗：“又极似步兵《咏怀》，非取肖也，英雄略同。”[26]的确如此，《旅兴》具有与《古诗十九首》与阮籍《咏怀》诗相近的情感意蕴与艺术境界，但那不是刻意的模仿，而是他具有相似的情感与人生经历，所以也就有了相近的艺术感受，从而写出了格调相近的诗作。对于阮籍《咏怀》诗的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特征，陈德文曾解释说：“咏怀八十二首者，岂数极阳九而作耶？意微旨远，见于命题，志士发愤之所为也。读籍诗者，其知忧患乎！”[27]也就是说阮籍处于魏晋易代之际，有了太多的忧愤愁闷，所以借诗以寄托自我之心绪，他本不欲让人知其心迹，而不得不抒写郁闷，就只好用朦胧的笔法去表达渊放难求的意旨了。刘基的情况与阮籍大致相类，他身处明初的复杂环境中，既难以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又常常有祸患加身的忧虑，进则陷于政治倾轧之漩涡，退而有违朱元璋之圣意，故而心中颇多郁闷感慨，由于不易明言，也就只能借诗以咏怀了。刘基的《旅兴》诗不是刻意的诗艺追求，而是心绪的自然流露，也就有了浑朴自然的风格特征了。这是一种于平淡中寄深邃的五古体貌，既不同于长篇五古的叙事真切，也不同于元末五古沉郁顿挫的深沉浑厚。

相对于其五言古体而言，其七言古诗的成就要低得多，包括其歌行体在内，能够成为名篇的实在太少。刘基现存七古41首，歌行58首，大多均为题画与送行诗，尽管也能显示作者的才华与学识，但一般说来写的较为率意，缺乏应有的剪裁与精心布置，也就不太耐读。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叙事言情的作品，写的有些特色。如《悲杭城》、《夏夜台州城中作》之叙元末史实，《寄陶中立郭秉心叙旧言怀》、《枯树图歌》、《雪晴偶兴因以成篇》、《雨中寄用章上人》、《题富好礼所畜村乐图》之寄托抒怀，均有可读之价值。其中《赠杜安道》一诗值得关注，这是刘基入明后所写长篇七古，其中追忆明军鄱阳湖大战颇有气势：

忆昔天兵伐荆楚，舳舻蔽江千万橹。欢声激烈似雷霆，猛气咆哮震貔虎。拔栅皖城犹俯拾，探穴九江无险阻。明年大战康郎下，日月坱圠相吞吐。冯夷蹋浪群水飞，巨鳌掉首三山舞。云随太乙拥锋旗，鼍为丰隆作灵鼓。将军金甲箭攒猬，战士铁衣汗流雨。火龙熺焰绛天衢，燧象豗烟煎地府。鲸鲵既剪搀抢落，草木熙阳鱼出谷。[28]

写战斗场面之激烈宏阔，气势之盛大昂扬，真正体现了明朝开国之气象与台阁诗体之壮观。正是通过这场决定性的大战，奠定了明朝建国之基础，所谓“只今四海同车轨，葑菲罔遗遵往古。”然而，该诗的结尾颇值得玩味：“顾我愚疏忧患集，病骨崚嶒蒸溽暑。兴来怀旧倚长歌，星星两鬓丝千缕。”刘基能够写作台阁体诗作，但他这种虎头蛇尾的结构布局，将自己的忧患感伤与朝廷的宏大气象分离开来，从而也将其私人化的抒情与台阁体的创作严格区别开来。那场激动人心的大战充其量只是他记忆中的事件，如今已经往事如烟，剩下的是永久的哀愁与忧患。后来，他就再也没有此种将朝廷之雄壮与个体之忧伤同处一诗的现象了，而往往是应酬之台阁体与真情之感怀诗分而述之。

其七古与歌行在诗体上的突出之处便是对险怪奇崛的追求。此类诗作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二鬼》，除此之外，还有《青萝山房歌寄宋景濂》、《泾县柬宋二编修长歌》、《听蛙》、《题群龙图》、《雪鹤篇赠詹同文》等作品。他在《雪鹤篇赠詹同文》一诗的结尾曾如是说：“盘空硬语去脂韦，歌以赠君君莫讥。”就是说他“盘空硬语”的语言风格是一种自觉的追求，其目的便在于避免纤弱的诗风而显出骨气来。这便是诗论家常说的，刘基有意识地取法于韩愈的结果。[29]这种诗学追求元末的杨维桢曾做过充分的尝试，并形成其名噪一时的铁崖体，刘基的做法无非是铁崖体的延续而已。只不过，杨维桢的取法对象为二李(李白与李贺)，并集中体现在其乐府诗的创作中。刘基则主要体现为对韩愈的取法，并在七古与歌行中进行尝试。从情感表达的角度，有些诗作还是比较成功的，比如《二鬼》诗的光怪陆离主要是遮人耳目，以神异的色彩与艰涩的文辞掩饰自己所表达的主旨。《泾县柬宋二编修长歌》是用诡异的环境描写与艰涩的文字表达造成一种怪诞的格调，以表现其至南京投奔朱元璋时心神不定的复杂心情。而且这种险怪特色的追求的确造成了瑰丽瘦硬的诗风，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元诗的平正与纤弱。但一般说来，这与刘基所追求的志士之诗的怨刺教化与抒发郁闷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押险韵就有凑韵玩弄文字技巧的倾向，诡异怪诞的描写往往将读者的视线从现实中引开，而生僻文字的堆积无疑影响了读者对诗意的理解。如果表现在一味以追求形式技巧为创作目的的诗人身上，也许还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和行文的技巧，但放在刘基这位儒家意识浓厚并看重诗歌抒情言志效果的作家身上，似乎就给人有些意外的感觉了。

三、        近体诗：慷慨悲凉与凄清细婉的结合

刘基在近体诗的创作上，基本以七言为主。就现存作品看，得其五律47首，七律239首；五绝17首，六绝3首，七绝231首。而且就创作的整体水平看，五言也难与七言相比。近体诗是有严谨格律限制的，创作时当然要在形式技巧方面多一些讲究。像刘基这样重言志抒情的志士，写作时似乎不应侧重此类诗体。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他都以乐府与五古为主要代表。但这并不能说刘基完全忽视诗歌的形式要素。就像他在七古与歌行中故作怪异之笔一样，在写作七律时他也颇重形式的讲究，有时甚至包含游戏的成分。比如他元末与石抹宜孙的唱和之作大都用七律诗体，曾经被钱谦益誉之为“魁垒顿挫”的杰作，其实如果认真解读，会发现其中既有感情深沉的慷慨激昂之作，也具有游戏往来的一般唱和，与元末诗坛的其他诗社唱和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也就带有元诗的某些特点。他有一首《病足戏呈石末公》，其中有“跬步不妨犹似鳖，踔行那得更怜夔”；“塞叟于今知非祸，周鸡从此免为牺”。[30]格调幽默轻浅，与感时述事毫无关系。他的唱和诗中不仅有押险韵的逞才弄学的爱好，甚至有反复次韵乃至唱和倒用前韵的行为，实在是将形式的卖弄推到了极致。以《次韵和石末公七夕诗》与《再和倒用前韵》为例，二诗均用“青”部窄韵，此已属弄险。而后一首还要将前首的五个韵脚的字再倒用一遍，则已经纯为智力游戏了。再有就是刘基的部分七律带有元诗纤巧的积习。如“远岫带云才隐约，斜阳照树却分明”（《为贾性之题山水图》）、“江枫恰似知人意，强学芳菲二月初”（《重用韵答严上人》）、“绝怜草色绿铺地，可爱梅花白照人”（《宿贾性之市隐》）、“可怜枝叶从人折，尚有根株为客留”；“荒畦蔓草缠蒿草，落日青猿叫白猿”（《丙申岁十月还乡作》）、“丹心欲共灯花结，白发偏随漏水长”（《秋夕》）等等，都是看似颇为工整巧妙，实则流于小家子气的元诗纤巧特征。何穉孝说：“伯温诗沿元习，其精之，学韩退之。”[31]此种评价既不全面也不公正，但却不能说全无道理，刘基的诗作的确在某些方面依然受有元诗的影响乃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刘基的七律更多还是感时述事的有为之作。只是元末与明初的作品在格调上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元末的作品接近于杜甫的七律，具有慷慨悲凉、沉郁顿挫的体貌，尤其是那些认真创作的组诗，如《次韵和孟伯真感兴四首》、《春兴七首》、《感兴三首》、《感兴七首》、《次韵和谦上人秋兴七首》，以及与石抹宜孙、僧严上人等人唱和的部分诗篇，都能体现出苍凉劲健的风骨。试看下面三首：

日照江边春树林，繁花乱叶感人心。花间蛱蝶漫多事，叶底杜鹃非好音。举目山川成皓首，侧身天地一沾巾。解忧惟有尊中酒，疾病年来已厌斟。（《二月二十三日自黄冈还杭州途中作》）[32]

五载江淮百战场，乾坤举目总堪伤。已闻盗贼多于蚁，无奈官军暴似狼。绿水青山人寂寂，长烟蔓草日荒荒。弟兄零落音书绝，肠断春风一雁行。（《次韵和孟伯真感兴四首》其一）[33]

一自中原万马奔，江淮今有几州存？龙韬豹略痴儿戏，秾李夭桃猛士门。废垒秋风销战骨，荒郊夜雨泣冤魂。江湖愁绝无家客，伫立看天泪眼昏。（《次韵和谦上人秋兴七首》其一）[34]

这些诗作尽管稍有模仿杜甫的痕迹，尤其是第一首，能够读出《蜀相》、《登高》等杜甫作品的感觉来。但更多的还是作者自身的感受与情思：有对盗贼横行的痛恨，有对官军暴虐的不满，有对官府将帅腐败昏庸的讽刺，有对生灵涂炭的深切同情，当然也有对兄弟分离，自身漂泊的悲叹感伤，所有这一切汇聚成深沉厚重的情思意蕴，与诗中的寂寞青山、荒烟蔓草、废垒秋风、荒郊夜雨等物象融合在一起，遂构成苍凉悲壮的意境与沉郁顿挫的格调，具有巨大的思想情感的力量。然而在入明之后，这种骨力苍劲的诗作就再也很难见到，取而代之的是凄凉感伤、低沉哀婉的吟唱。不仅其七律如此，连同此时所作的七绝也都带有此种浓郁的伤感色彩：

老去知心更有谁？愁将短发对花枝。花残更发新春叶，发白空垂满面丝。纵酒放歌怜往日，倚阑听雁立多时。若为化得搏风翮，汗漫东西任所之。（《漫成》）[35]

日白天青木叶凋，云山漫漫故乡遥。石床坠露珠光动，碧砌幽花玉色消。十载故人俱土壤，五更归梦负渔樵。怀来忆往成惆怅，蔓草羁虫对寂寥。（《秋感》）[36]

物换星移亦已迷，重来旧处惑东西。可怜如镜天边月，独招栖乌半夜啼。（《有感七首》其一）[37]

雨隐沧江雾隐山，相关迢递寄书难。病来至盼春风到，不拟春风晓更寒。（《春日杂兴八首》其七）[38]

春华秋草两悠悠，素发多情却满头。落叶自随流水去，远山空带夕阳愁。（《秋日即事十五首》其五）[39]

读这些诗作，看到的是一位百无聊赖的老者，他似乎在任何环境中都难以消除那无尽的哀愁。花残了还有新叶长出，可是头发白了就意味着人之衰老无可挽回；而就在这老年的晚景里，他不能回到温馨的故乡，故人老友也都纷纷弃世，伴随他的便永远是寂寥的蔓草羁虫；新朝建立，物换星移，但他却迷失了自我，找不到位置；他孤独凄凉，以为到了富于生机的春天或许会好些，不料早上的春风更加寒冷，可知这老人的一夜未眠。于是，春华秋草，落叶流水，远山夕阳，所有的景物都带上了浓浓的哀愁。读这些诗作，格调低沉，境界凄清，但情感细腻，真挚动人，似乎更像出自中晚唐诗人之手。难怪宋徵舆会说：“文成诗似刻意中晚，而声调稍雄。”[40]其实，声调稍雄的还是元末所写的那些诗作，明初的这些作品更像是晚唐的格调，但他却不是刻意的。凭刘基的才气，他如果真想刻意创作格调高昂的篇什，那并不是不可能的，他也曾为应付场面写过少量的台阁体作品。但那些诗既不感人，又乏骨力。刘基并不是偏爱晚唐诗歌，甚至不全是年老多病所导致的晚年心态灰凉所致。那是一种政治理想失落后的绝望与危机境遇中的恐惧，而且他无可回避。尽管他很不情愿说出其感伤的原因，但还是在某些诗作中有意无意作了透露：“六雄糜沸扰天纲，天下嗷嗷望禹汤。多事秦皇能一统，却教人忆楚怀王。”（《咏史》）可见一统天下只是表象，关键在于实现圣王之治。如今的大明王朝实现圣人之治了吗？如果没有，他宁可回到过去。“焚书千古讶嬴秦，逃难茫茫走缙绅。尚忆商山近京洛，白头容得采芝人。”（《有感七首》其二）秦朝的确是斯文之灾难，然而就在京城附近，不还隐居着商山四皓吗？如今刘基也满头白发、疾病缠身，可他连山中隐居也称为梦想，他还能不写出悲观凄凉的诗作吗？如果从文学思潮演变的角度看，他的诗作风格的改变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沈德潜说刘基的“五言近体又高于七言”，尽管不完全符合其创作的实际，但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沈德潜是一位格调论者，评诗的标准在于是否具有高雅的格调与雄浑的境界。刘基的五言律诗虽然数量不多，从整体上难以与七律相比，但其中的部分作品的确具有很高的水准，尤其是元末的五律，不少是被后人广为赞誉的名篇。

杀气乾坤黑，阴氛日月黄。已成心曲乱，不复鬓毛苍。夜哭城笳里，朝烟野戍旁。扶倾无郭里，何地尚耕桑？（《杀气》）

古戍连山火，新城殷底笳。九州犹虎豹，四海未桑麻。天迥云垂草，江空雪覆沙。野梅烧不尽，时见两三花。（《古戍》）

璇室群酣夜，璜溪独钓时。浮云看富贵，流水淡须眉。偶应非熊兆，尊为帝者师。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题太公钓渭图》）

第一首写元末战乱，既突出乱象之严重，又同情民生之疾苦，而最后归之于自我的忧感。“杀气乾坤黑，阴氛日月黄”，是气氛渲染之有力笔调。“夜哭城笳里，朝烟野戍旁”，则极写百姓之困苦与凄惨，是概括力很强的诗句。“扶倾无郭里，何地尚耕桑”，则突出了作者忧国忧民之深情与博大之胸怀。全诗境界阔大，格调苍凉，于悲愤中显出劲健。第二首亦格调雄浑，骨力遒劲。首联总写战乱之频仍，古戍与新城互文，言到处皆为战火；“连山火”与“殷地笳”对举，言战乱程度之烈。次联言战乱所导致之结果，正因“九州”依然虎豹遍地，所以“四海”未得及时农耕。第三联为作者眼中所见，大地荒凉故显天远而云与草相接，江面空阔乃因无船来往而惟有雪覆两岸黄沙。前六句极写战乱之祸害，显荒凉凄然之景象。而尾联却翻出新意，在荒凉空阔的画面里，犹有顽强之野梅花朵绽开，给人以生机，给人以活力，给人以希望，给人以力量。于是全诗遂由凄凉而转向昂扬，形成其悲壮遒劲的风格。也许正因刘基始终未失去希望与责任，才有了第三首的言志之作。本诗虽是题画诗，但却由题画、咏史与述志三层内涵构成。前四句写太公之隐居生活，乃所题画面的实有内容。当殷纣王在宫中荒淫无度而弄得朝政一片黑暗之时，吕尚却正在渭水边隐居垂钓。他此刻超然自适，无意于富贵，以自在悠闲的心境安度岁月。后四句是对太公出仕后生活情调的叙述，这是画面未提供的，是继上四句实写之后的虚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吕尚遇到了文王这位明主，转眼间便被尊为帝王之师，并辅佐他建立了不世之功。面对着高官贵爵与赫赫功业，太公犹如对待隐居生涯一样坦然，就象自己本来就是如此似的。在刘基“千载起人思”的诗句里，分明包含了他自己对太公此种境界与风度的向往之情，并暗示了他渴求君臣遇合、做帝王之师的志向，所以沈德潜说此诗“通首格高，隐然有王佐气象。”[41]从这些诗作中，人们看到的是宏阔的境界，深沉的情感，远大的志向，高昂的格调，当然会被沈德潜这样的诗论家所激赏了。当然，这些作品即使今天看来，也依然能够感动人心，鼓舞人志，从而被人所喜爱。

四、        结语：刘基在明代诗歌史上的地位

刘基的诗歌创作成就在明清两代一直评价甚高，但我以为得其实者为潘德舆。潘氏的评论不在于对刘基诗的全面评价与具体篇章的论析，而是对其诗作主要特性的定位。他说：“明诗不可以轻心抑之也。明开基诗，吾深畏一人焉，曰刘诚意；明遗民诗，吾深畏一人焉，曰顾亭林。诚意之诗苍深，亭林之诗坚实，皆非以诗为诗者，而其诗境直黄河、太华之高阔也。”[42]“苍深”的确很抓住了刘基诗作的典型特征，正由于苍凉深沉的格调，才会构成其如黄河、太华之高阔的境界。但最重要的是他对刘基“皆非以诗为诗者”的体认，因为这不仅决定了他对诗歌的认识与诗歌创作的特质，也是区别于其他诗人与诗歌流派的重要原因。潘德舆本人就由此对比了刘基与高启的不同：“予又就青田、青丘二子衡之，则青田之雄浑博大，又非青丘之所能及。盖青丘犹诗人之诗，而青田则士君子言志之诗也。岂惟明一代之开山，实可跨宋、元上矣。”[43]潘德舆的看法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刘基的诗作并不能全部概括进“士君子言志之诗”的范围内，这已见于上边的论述之中；其次是刘基能够“跨宋、元上”的判断，也只能视为是潘氏的兴头话而不能当作准确的评语，因为且不说苏轼，如何安排陆游、元好问恐怕都将成为问题；其三是关于高启与刘基的地位高低问题，当然可以有见仁见智的差异，但大多数人也只是论其差异而不论其高低。如果一定要论高下，恐怕赞成高启为明诗第一的人要占多数。比如朱彝尊《明诗综》选明诗，只有高启与刘基能够单独成卷，但高诗选138首，而刘诗却只有104首。沈德潜是格调说的倡导者，而其《明诗别裁集》选高启诗21首，刘基则20首，看不出他有刘基高于高启的判断。尽管如此，潘德舆的看法依然值得重视。他的“诗人之诗”与“士君子言志之诗”的概括，不仅抓住了高启与刘基二人的最大区别，同时也是元明之际吴中诗派与浙东诗派的根本区别。正是由于刘基的诗是“士君子言志之诗”，所以他才会论诗讲兴观群怨的怨刺功能，作诗才会关注现实民生，抒写慷慨不平，从而形成其雄浑博大的沉郁顿挫格调。高启是诗人之诗，他要表现的是超然之性与自适之情，并因而形成其飘逸清新的自由挥洒格调。可以说他们都代表了各自所属的诗派：刘基代表了浙东诗派重事功、重现实的传统，同时突显了自身重讽刺、重悲怨的个性；高启则代表了吴中诗派重自我、重个性的传统，同时也表现了自身超然飘逸的个性。他们从两个方面提升了元诗的品格，因而也就得到后人的一致好评。

注释：

[1]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见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第1023页，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

[2]陈子龙：《皇明诗选》卷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01页。

[3]顾起伦：《国雅品》，见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第1093页，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

[4]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1页。

[5]刘基：《枣下何纂纂行》，《刘基集》第24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

[6]刘基：《长安道》，《刘基集》第23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

[7]郭茂倩：《乐府诗集》第1044页，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

[8]郭茂倩：《乐府诗集》第346页，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

[9]隋树森：《全元散曲》第1768页,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

[10]《刘基集》第25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

[11]此三首诗分别见《刘基集》第226，229，25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

[12]沈德潜：《明诗别裁集》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出版.

[13]《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09页。

[14]《采莲歌六首》与《吴歌五首》均见《刘基集》第26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

[15]宗臣评语，见朱彝尊《明诗综》第74页，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

[16]《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349页。

[17]《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363—367页。

[18]刘基：《四月二十二日郊游得水字》，见《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353页。

[19]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5页。

[20]刘基：《立夏日有感》，见《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348页。

[21]《明诗评选》五古类刘基共入选37首，其中《旅兴》16首。张羽、许继皆11首，高启、祝允明皆10首,其他人皆在10首以下。可见王夫之对刘基五古成就之认可，尤其对《旅兴》多有好评。

[22]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见周维德《全明诗话》第2733页，齐鲁书社2005年出版。

[23]王夫之：《明诗评选》第8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

[24]《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374—381页。

[25]王夫之：《明诗评选》第8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

[26]王夫之：《明诗评选》第8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

[27]见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207页，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

[28]《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417页。

[29]钱谦益就已指出：“此诗（指《二鬼》）”盖拟昌黎《二鸟》而作。周群则认为除受《双鸟诗》外，还受有韩愈《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的影响。见周群《刘基评传》第32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30]《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455页。

[31]朱彝尊：《明诗综》第66页，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

[32]《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439页。

[33]《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449页。

[34]《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482页。

[35]《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471页。

[36]《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484页。

[37]《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512页。

[38]《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514页。

[39]《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529页。

[40]陈子龙：《皇明诗选》第10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41]沈德潜：《明诗别裁集》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出版。

[42]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三，见《清诗话续编》第20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

[43]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六，见《清诗话续编》第20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

【作者介绍】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