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奎:有经有权:郭沫若与毛泽东文艺体系的传播与建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7 次 更新时间:2018-07-20 00: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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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奎  

   苏联的革命理论、斗争经验和建设成就,为郭沫若提供了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远景,并为他的历史选择提供了参照;相对而言,本土的革命实践则以更为直接的形式决定了他的历史命运。不过郭沫若作为国统区的无党派人士,他与延安的关系也决非单方面的被影响这么简单,而是基于不同时代问题的相互倚重。本文试图从郭沫若与毛泽东文艺体系建立的关系这一历史角度,考察郭沫若与延安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既在进一步追问他与政党政治间的密切联系,也为探讨他与新的国家文艺体系之间互为借镜的关系。

   据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回忆,在“座谈会讲话正式发表不久”,毛泽东对他说,“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事有经有权’”。胡乔木强调说:“这话是毛主席直接跟我讲的,他对‘有经有权’的说法很欣赏,觉得得到了知音。郭沫若的意思是说文艺本身‘有经有权’,当然可以引申一下,说讲话本身也是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的。比如毛主席讲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时,说作家艺术家要收集老百姓写的什么黑板报、什么歌谣、画的简单的画,帮助修改,音乐也是要帮,这样的事是不可能经常做的”。从经权的角度分析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简称《讲话》,引文照录),学界已所在多有,问题意识大多是“讲话”在当代的适用性问题,胡乔木此说实际上也是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视野下,强调“讲话”的权宜性,但对毛泽东为何如此重视郭沫若与茅盾的意见,以及郭沫若是在何种语境下谈论这个问题的,学界关注不多。因此,本文将从郭沫若的视角出发,探讨他在毛泽东文艺的确立、传播,以及毛泽东文艺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郭沫若“经权”论生成的语境和历史意义。

  

先去看郭老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主要体现在《讲话》中。《讲话》是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两次发言稿,于翌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正式发表于《解放日报》。从共产党的角度看,这是毛泽东在确立其政治领导权之后,进一步确立其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方式,是整风运动的一环。因此,《讲话》甫一发表,中共中央总学委就发出通知,指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并进而提升到世界观与认识论的高度,指出“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因此,“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相距不到一月,中宣部也下发文件,要求党员以“讲话”精神为指导改造小资产阶级习性,“无论是在前方后方,也无论已否参加实际工作,都应该找适当和充分的时间,召集一定的会议,讨论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联系各地区各个人的实际,展开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讲话》的传达过程,并不仅仅关乎文艺问题,而是中共此时大规模展开的整风运动的深化。那么,郭沫若这个“党外人士”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从郭沫若所处国统区对《讲话》的接受来看,在《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正式发表以后,《新华日报》并未及时跟进,直到1944年1月1日才以“概述”的方式发表。据《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回忆,他们在接到《讲话》以后,“副刊编辑室立即开会研究如何才能发表出去”,但鉴于“当时检查‘行情’”,“如果照原文把《讲话》抄送检查,不仅不能过关,而且完全可能把稿子扣押不还,作为他们检查的资料”,因此,他们“决定采用‘化整为零’的战术”,“由副刊编辑室的三位同志把全文‘化’作三篇文章,采取能摘取原文尽量摘取原文,否则就用概述的办法来‘化’”。这便是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总标题的三篇文章——《文艺上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的普及和提高》与《文艺和政治》。较为完整地传达了《讲话》的工农兵文艺、文艺的大众化、文艺从属于政治以及知识分子改造等核心问题。此外,当时重庆也有《讲话》的单行本,这是一本题为《文艺问题》的小册子,实际上就是《讲话》。当《讲话》在重庆传播开了之后,由郭沫若所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曾两度组织学习。据胡风后来在《三十万言书》中所述: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八日十九日,郭沫若先生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里的一部分同仁在乡下开过两次座谈会,讨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冯乃超同志主持。第一次要我报告,我就当时国统区的环境作了一些分析,说明当时当地的任务要从与民主斗争相配合的文化斗争的角度去看,不能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去看,我们应该从“环境与任务的区别”去体会并运用《讲话》的精神。在第二次会的讨论中,因为我提到过当时的主要任务还不是培养工农作家,但在写着《辩证唯物论的美学》的蔡仪同志不同意,说应该是培养工农作家。他举了一个例子证明:文化工作委员会有一个当勤务兵的李平同志已经被提升为少尉副官了。我觉得这样讨论起来很困难,没有再说什么。座谈会也没有续开第三次。

   胡风与蔡仪此时都在郭沫若主持的“文工委”工作,郭沫若虽未参加,但“文工委”的座谈会至少是经他同意的。不过这次学习并未达成一致,胡风看重的是毛泽东关于国统区与解放区的“区别”论。在《讲话》中,毛泽东不仅指出边区的工作对象与国统区不同,而且指出了“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胡风学习《讲话》的态度,以及他与蔡仪等人的分歧,也被他自己和部分学者解释为其“冤案”的源头之一,可见如何对待《讲话》关系重大。

   与《讲话》发表相配合的,是延安对《新华日报》《群众》以及《中原》等报刊的批评。《新华日报》最初是中共长江局的党报。由王明和周恩来主持的长江局,在抗战初期一度扮演着第二中央的角色,《新华日报》也发挥着中共党报的功能。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重新整合了延安的媒体资源,创办了《解放日报》,替代了《新华日报》的党报地位。毛在掌握了延安的媒体资源后,便开始了对国统区的整顿,不仅南方局的领导纷纷返回延安参加整风,国统区的刊物也面临被整顿的命运。在《讲话》发表前后,中央便开始了对《新华日报》的整顿。1943年11月22日,中宣部下发文件,指出《新华日报》大捧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政策,“是失掉立场的”;对乔冠华、陈家康等“才子集团”,以及胡风、舒芜等人的“主观论”都提出了批评。这次整风与郭沫若也多少有些关联,对他不利的是,乔冠华等人的文章,有的就发表在他所主编的《中原》上,因而南方局在检讨时也作了点名批评;有利的一面是,南方局的这次小整风,及时制止了陈家康与胡风等人策划的对郭沫若的批判。不过这次整风并不激烈,据时在《新华日报》的夏衍回忆,“受批评的有章汉夫、陈家康、乔冠华”和他自己等人。章汉夫是总编,失误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那天,报纸不仅全文登载了中央社的消息和照片,“并围了一个很大的黑框”,因而被批判为失掉立场。在他看来,“这次小整风批评是坦率、尖锐的,但并没有什么‘残酷的斗争’”。作为《讲话》传播的整体背景——整风运动,其开展的状况,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力度。而无论是整风,还是《讲话》的发表,虽与郭沫若多少有关,但他参与的程度并不深。这种状况,到1944年中期有所改观。

   为了加强大后方学习《讲话》的力度,1944年4月中共派何其芳、刘白羽前往重庆,专门传达《讲话》精神。选此二人的原因大概是,刘白羽率先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学习《讲话》的长篇心得,何其芳则除了学习讲话的心得以外,在国统区还有很多旧友。在出发之前,时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周恩来,曾专门召见二人传达工作指示:“你们两个人去了,先做的,就是介绍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介绍延安整风,同时也要听取多方意见,这也是一次调查研究”。至于如何展开工作,周恩来也有具体的安排,他建议刘白羽、何其芳到重庆后,要先去找郭沫若。据刘白羽回忆:

   周副主席分配任务,从来不是简单决定,而是仔细叮咛,他告诉我:“你们去了,先去看郭老(郭沫若),先把你们的任务向他汇报,然后听从他的安排,进行工作,接触的人面要广些、要多些……要善于同不同意见的人交谈,思想工作是十分细致的事情,你们不能急于求成……

   “先去看郭老”,这既由郭沫若在国统区的地位决定,同时,也与郭沫若当时在延安的影响力有关。1944年是延安频频向郭沫若示好的一年:该年一月九日,毛泽东发去电报,感谢郭沫若所赠剧本《虎符》,对他所做的“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表示庆贺”;同一天,毛泽东在致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再次提及“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三月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继而受到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论的批判,毛泽东却在《学习与时局》一文中对郭文予以高度肯定,《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党中央随即将其确定为整风文件;七月二十七日,郭沫若归国六周年纪念,林伯渠、王若飞和徐冰三位中共元老亲往道贺;八月郭沫若收到延安印行的《屈原》和《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致信毛泽东等人表示感谢;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覆信,不仅再次肯定了他的研究和创作,而且回忆了二人共同经历的国民大革命,结语是“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尊重中透着亲切。此时,周恩来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毛泽东开始亲自与国统区的文化人建立联系。在这种统战局面下,周恩来指示刘白羽等先拜访郭沫若,首先看重的是郭沫若的这种特殊的地位:他既是延安甚至是毛泽东信任的人物,同时,郭的“党外人士”身份,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讲话》的政治色彩。

   刘白羽到重庆后,确实如周恩来所示,先去拜访郭沫若,用了“整个下午”向郭沫若介绍延安的整风情况。根据阳翰笙日记,可大致还原刘白羽、何其芳在重庆的活动与郭沫若交叉的轨迹:

   1944年5月27日 文化界的友人们今日欢迎何、刘两兄于郭老家。何、刘对大家畅谈西北文运至久,大家也都听得很兴奋。

   7月11日  何、刘两兄来乡,至欣慰。

   7月12日 与成湘兄请何、刘两兄晚餐。陪客仅郭老、乃超、泽民,谈至夜十时许客人始去。

   7月13日 晨,会中同人开一座谈会迎何、刘两兄。由刘、何先后报告他们那儿文化活动状况后,大家提了许多问题来问他们。彼此都谈得很热烈。

   所谓的“乡”,指“文工委”在重庆郊区赖家桥的办公地,郭沫若每年暑期都搬到此处避暑。何、刘二人除抵达重庆之初,郭沫若与文工委同仁尚在市内天官府,但不久他们便移到乡下办公,何、刘在市区拜会文化名流之后,又特到赖家桥,可见他们对郭沫若的倚重。同时,郭沫若所主持的“文工委”也为他们传达《讲话》提供了便利,如专门召开座谈会等。

   此外,时在文工委的胡风,又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名义为他们召开了座谈会。在“文协”组织的座谈会上,《讲话》受到了更多的质疑。据胡风回忆,何其芳以“现身说法”的方式报告了整风运动的情况,但“由于何其芳同志的自信的态度和简单的理解”,以致“会后印象很不好”,“会后就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了,就跑来改造我们”,“连冯雪峰同志后来都气愤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

但何其芳与刘白羽的任务,并不仅仅是“传达”《讲话》精神,他们还有两个任务:一是澄清国统区关于整风运动的“传说”和“谣言”,这是何其芳要起到的作用。事实上“文工委”诸人的问题,并不是关于《讲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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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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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岳论丛》2018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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