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再为人文学科辩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2 次 更新时间:2018-07-19 05: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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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汉金斯   吴万伟  

  

   在人文学科的诞生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仍然有人相信文学的价值。不仅是当今阅读文学、撰写文学、讲授文学、包装文学和出售文学的人,而且还有真正相信文学价值的人。他们相信,某些古老典籍---包括诗歌、历史、道德哲学、戏剧和演讲等---能塑造年轻人的心灵,重建国家、社会、艺术和科学,能把野蛮人变成文明人。这些人认为典籍包含了早已消失的帝国的秘密,那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古书教你如何变得强大、聪明、智慧、善良;如何说话以便让话语征服所有人;如何让城市变得和平、强大、和美丽;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如何摆脱民间宗教的迷信;如何重新发现早已被遗忘的精神世界。学习古典学的人据说是在研究人性,从而与学习神学和宗教书籍的其他人区别开来。

   把人文学科作为连贯的研究科目而创造出来的最大功臣是弗朗西斯克・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1304年- 1374年) 。当今人们只知道他是伟大的意大利诗人。他生活在14世纪,好人对那个年代都感到绝望。欧洲受到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军队和东方伊斯兰势力崛起的威胁,但欧洲政治领袖痴迷于内部的勾心斗角,什么也不做。神圣罗马帝国是个没有实权的骗局,意大利则被血腥的独裁者所控制。更糟糕的是,当时奠定欧洲文化语调的宗教权威已经腐败到了令人惊骇的程度。教皇连同其谄媚者离开圣城罗马,前往法国南部欢乐的地中海城市阿维尼翁(Avignon)。前者被殉道者的鲜血变成圣地,后者则是权贵们嫖妓和饮用上好勃艮第(Burgundy)葡萄酒的乐园。他们关心的只有金钱和地位。教会这个欧洲最大的金融权力机构被控制在法国贵族手中,他们与意大利银行家和金融寡头沆瀣一气,把教会财富聚敛到自己的腰包。彼特拉克指控说,教会的高级教士已经从基督的贫儿变成脑满肠肥的家伙。“本性、财富和时代风俗已经令你们变成毫无羞耻之心的浑蛋。”1348年之后的瘟疫吞噬了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这肯定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更糟糕的是,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连续几代遭受雇佣军士兵的掳掠蹂躏,而遭受威胁的城市和乡镇只好依靠巨额贿赂来阻止劫掠和破坏。如若不然,就遭到烧杀抢掠。一个以残酷暴虐著称的雇佣军首领曾经说过,“没有火的战争就像没有芥末的香肠那般乏味无趣。”

   彼特拉克早期曾认为,欧洲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民众起来反抗封建主的政治暴动。难怪刚开始他支持科拉·迪·里恩佐(Cola di Rienzo)在1347年的罗马民众革命。但这位革命者的虚荣、缺乏经验和反复无常的性格最后导致了失败。在贵族统治被恢复之后,彼特拉克设想出将欧洲从自我破坏中拯救出来的惊人新观点:学习人文学科(the studia humanitatis),也可以翻译成“对人道文化的痴迷”。他逐渐认识到需要改变的不是统治方式而是欧洲统治者的道德品质。这当然是因为虔诚、真理、忠诚、和平都已经处于流亡中,在整个世界上横行霸道的是背叛、虚假、欺骗、混乱和战争。因为道德遭到污染,教育走上邪路,风俗习惯遭到扭曲,很显然,罪恶完全和彻底根源于人的本性。1

   因此,罗马人所说的人文教育和希腊人的“爱人类”(philanthropia)需要得到复兴。从根源上说,这个术语意味着对他人的友好和同情,但是其隐含意义被进一步扩展,包括了如“文明”或“文明的行为”等内容。从词汇学上说,其反义词是不人道、野蛮或残酷。

   彼特拉克认为,依靠学习古罗马人写的书籍和学校讲授的东西,我们能恢复其高贵的人文教育。意大利的文人学者连续几代人都从古代拉丁语作品中获得灵感,但是现在,彼特拉克是要依靠学习古典文学来努力改造人的性格品质。他创造的运动被现代历史学家称为“人文主义”,虽然它与现代的反宗教人文主义实际上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受到彼特拉克和后来的伊拉斯谟(Erasmus)和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等启发的人文主义者都相信,自己是在通过返回古代根源而帮助重建基督教王国。他们相信学习中世纪(这是他们创造的一个概念)忽略的古典语言和文学能够改善人性,并创造出对智慧和真虔诚的热爱。

   这是怎么出现的呢?人们相信性格是习惯养成的,性格的习得存在于人的灵魂深处。良好性格的形成需要有效的劝说和高贵行为的榜样。但是,重新返回到古代的高贵行为模式不能指望人们阅读中世纪后期的文学作品而受启发:如有关逻辑、医药或者神学的专业著作;流行的宗教虔诚书籍、行侠仗义的武士小说和卜伽丘(Boccaccio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十日谈》的作者---译注)的故事。他们需要普鲁塔克、塞涅卡、西塞罗、李维、还有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这本伦理学被重新翻译成人文主义者喜欢的流畅拉丁语。口如悬河的雄辩口才是主要目标。人文主义者相信,拥有高贵性格的人天生有一种个人魅力,但这种魅力的传播需要古代罗马人那样的雄辩口才。而学校平庸的、丑陋的、没有个人色彩的文笔---就像当今的学术著作---不大可能引发圣战热情,也不大可能用智慧和公义来治理城市。美德需要雄辩口才的宣扬。所以,人文主义者变成了语文学家、语言爱好者,他们迫切渴望复兴古代的语言艺术:正确说话(语法)艺术和雄辩演讲(修辞)艺术。这要求熟练掌握古代语言,尤其是诗歌和演讲术,古代人对演讲的精通达到最高峰。因此,人文主义者很快就意识到最伟大的拉丁语演讲者都是在希腊求学的,所以他们必须学习希腊语。

   接着是历史和哲学。历史及其姊妹学科传记是谨慎教育---四大基本美德之一。它们为未来领袖提供的不仅是高贵行为模式而且使其认识到人类活动中重复出现的模型。它们培养谨慎的美德,有能力看到善行和恶行的后果。仅仅热爱善是不够的;人类腐化堕落而造成的混乱和痛苦的彻骨意识需要不断强化。历史也奖励美德:崇高荣誉和死后子孙后代对他的深情回忆。切斯特菲尔德伯爵(Lord Chesterfield)成长于人文主义传统中,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

   历史驱动和激励我们热爱美德,践行美德,依靠的是向我们显示时代伟人或高贵之人总是得到后人的关注和尊敬,他们的大名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称赞和推崇,一直持续至今。2

   哲学为历史案例增添了理性的论证。人文主义者喜欢道德哲学甚于任何更加深奥难解的学科,大部分人认为技术哲学纯粹是浪费时间。但是,西塞罗和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中描述的那种哲学---聪明和高贵的人提出有关人生应该如何度过的严肃问题---被他们认为在培养美德方面非常有用。哲学也为投身哲学研究的人提供了一种宇宙观,其中,理性行为或善行总是与自然法则和谐一致。“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哲学家热爱美德的原则。文艺复兴哲学敦促接受古典教育的人拥有追求地位的不同形式,而不仅仅是听从腐败的人类社会的告诫。意大利哲学家、人文主义者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写到,人们能够依靠智慧和善良提升自己在自然界的尊严和地位:人们能够跟着天使飞上天空,但也可能堕落到禽兽不如的水平,完全丧失人性。真正的高贵源自美德。

   彼特拉克激发了几代意大利文人的灵感,他们坚信古书的力量。到了15世纪末,这个运动扩展到北欧,那里的领袖是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欧洲文人创造了修身的新方式,让你变好的作品,即“好的文学作品”(bonae litterae)”或者让你变成更有人性关怀的文学(the literae humaniores尤指古典文学的研究)。人文学科变成一种教育传统,在西方课堂占据支配地位长达四百多年。从整体上看,欧洲大学和欧洲文化的人文课程逐渐被它们所改变。人文主义激发了文艺复兴运动,但是,这种脉动通过西方教育体制的血液循环一直维持到最近。但到了18世纪末期,人文主义的基本假设---人生指南能够和应该到古代寻找,能够依靠学习古代语言而掌握---已经被冲垮,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科学,即个人和社会能够和应该依靠科学创造新生活模式。我们应该朝着自己选择的未来不断取得进步,充分实现自己的潜力,改造个体的自我,用歌德的话说就是“提升我们存在的金字塔级别。”或者我们应该肩并肩平等迈向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给学生灌输从腐朽的封建时代继承下来的行为规范模式的一致性不仅是倒退,而且比它更加糟糕得多。那是持续让人类处于被奴役的状态。

  

19世纪革命之后的人文学科

  

   但是,教育实践总有些保守色彩。鼓吹进步的人士花费了一个多世纪才将学校从传统人文学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在快速迈向21世纪的当下,却陷入“人文学科的危机”之中。当代评论家们哀叹人文学科的危机至少已经四十年了。每过去一年,人文学科在大学内外被边缘化的程度似乎就更进一步。在笔者任职的哈佛大学,想学习人文学科的大学新生比例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30%下降到今天的15%,虽然招生部官员承认学文科的学生比例出奇得多。尤其是在过去几年,人文学科的新教学岗位越来越少。文科教师似乎不能说服学生和管理者(更不要说国家立法者)意识到他们讲授的东西的价值,重新塑造人文学科以便推动政治和文化议程的尝试只是成功地让人文学者陷入分裂和自相残杀的泥沼,引发自然科学同行愈加强烈的敌意。为什么现代人文学者对自己学科价值的论证如此之弱?答案就在于人文学科自19世纪以来发生的新变化。

   从文艺复兴继承下来的传统人文学科课程以古典文学和道德修身为中心,到了19世纪下半叶,它在美国遭受哈佛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 Eliot)的攻击。学化学出身的艾略特创立了“选修制”,因为相信现代学生更需要自己选择教育途径的自由。文学研究不再被认为是文明价值观的独特序幕,而应该被视为另外一个话题,就像教育选择自助餐菜单中的另一道菜。20世纪进步教育理论的领袖人物约翰・杜威(John Dewey)认为,教育应该被彻底重新塑造。它应该不再强迫学生掌握死掉的语言,而是让他们“积极学习”与其日常生活经验和作为社会人的成长相关的东西。教育不应该集中在习得一整套固定的事实,而是应该帮助学生学会创造性和自我表现,使用自己选择的技能来推动社会变革和民主改革。

   随着19世纪后期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成型,人文学科只能通过强调其最擅长的专业化传统才能生存,即语文学:研究文本的历史和科学。3人文学科分裂成杂乱一堆的众多学科和院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学习人文学科的合理性论证已经随着历史洪流而逐渐减弱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某些新的伊拉斯谟站出来试图表达其观点,大部分教育者做出的反应肯定是一脸茫然、充满愤怒,甚至觉得滑稽可笑。

  

抛弃人文学科

  

不容置疑的是,20世纪的很多人很难满怀同情地看待传统人文学科,也很难看到它与当今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有多大相关性。拉丁语法或修辞学?在今天,拉丁语仍然维持某种势利性的价值,但对于受教育者的话语来说最无关紧要;甚至连研究古典语言的教授常常也不能充分掌握其细腻的差别。令人感到悲哀的是,现代世界的大部分语言专家认为,将过去的优秀用法与当今用法区分开来的尝试极其不民主,而“修辞”这个词本身在当代文化中就带有强烈的负面含义。修辞学课程从前是学院核心课程的主要组成部分,到20世纪50年代时仍然是哈佛学院的必修课---现在已经被大学抛弃了。今天,即便强烈维护人文学科的捍卫者如安纳波利斯(Annapolis美国马里兰州首府)的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也不再声称,其学院课程应该全部由古典作家的原语作品所构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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