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为人文学科辩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7 次 更新时间:2018-07-19 05: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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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斯汀・斯托弗   吴万伟  

  

   人文学科不仅仅是濒临死亡。按照某些标准,它们已经死了。在苏格兰,古老的人文讲座(也就是拉丁语)的讲授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几乎全部消失:被废除、被空置、或者被合并到古典学讲座之中。在同一时期,牛津大学修改了著名的人文学科课程(Literae Humaniores),“伟大著作”变成了某种类似于技术性的古典学学位。这两者都是长寿的幸存者,在尤其是拉丁语在我们当今称为人文学科的课程荟萃中仍然扮演核心角色的时代,可以说是时代的大倒退。这些“残余结构”的丧失显示出缓慢的重新矫正过程,其中人文学科已经变成松散定义的技术学科集合体,与古老的艺术课程或文艺复兴时代新大学的人文学科课程仅有些谱系学上的联系。 造成的结果是深刻的概念困惑,人们不清楚人文学科到底是什么和为什么要学习人文学科。本文不打算谈论第一个问题,也不涉及相关问题,比如若没有古典人文学科是否真的存在有关人文学科的连贯描述,以及哪些具体学科应该被包括进文科课程表的问题。毕竟,我们大多数人在看见了人文学科时都能辨认出来。

   相反,本文希望谈论另外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要学习人文学科。在当今学术背景下,这个问题预设了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大学官员、院系主任、教务长和校长等都更有可能知道如何构建哈佛商学院(HBS)案例研究而不是从语法上分析描述希腊语动词,更熟悉流程表而不是三段论,更容易就管理话语侃侃而谈而不是论述英语语言的丰富性。因此,“要为人文学科辩护”的呼吁也就常常被反复提出了。

   这种努力常常模糊不清和充满矛盾。这与现有政治分歧当然有一定联系,但并不像批评家常常指控的那样简单。通常被给予最充分报道和揭露的是庸俗的保守派对人文学科的批判,但与此同时,构成学校传统人文学科的最有份量的研究常常是辛苦工作的政治上(宗教上)的保守派。为人文学科辩护的左派学者在日益商业化和赤裸裸的经济世界面前捍卫文科的价值,但他们也破坏了人文学科探索的某些核心区域---“西方文明的一切”---被家长制、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彻底玷污了。所以,人文学科的辩护者和批评者都既有左派也有右派。如果能够提出为人文学科辩护的连贯性论证,或许产生某种有效的说服效果,但左派辩护者在这方面的蹩脚无能是臭名昭著的。不过,在捍卫“无用的”学科,反对政治和经济攻击方面,他们往往有更多的一致性。为人文学科辩护的右派捍卫者有时候能提出文科价值的强有力的和充分的论证,但是,如果遭遇共和党或者保守派政客对人文学科的实际攻击,他们往往就招架不住了。令人悲哀的真相是,这种模糊性导致文科同时受到左右两派政治势力的夹击,却无法组成超越意识形态共同为人文学科辩护的联盟。

   事实上,双方都为人文学科的敌人提供力量。保守派试图用国家的强制性力量或经济威力纠正在他们看来是教授群体内的意识形态滥用,却成为摧毁古老的、永恒的学术研究的帮凶,这些本来是他们竭力要捍卫的东西。仅仅为了惩罚自由派教授的政治罪恶而与寻求将大学产业化的商业利益合谋的确是自暴自弃的愚蠢之举。而左派进步人士则希望想把人文学科变成社会变革实验室和文化革命催化剂和积极分子训练营,他们犯下了同样的罪恶,即把人文学科工具化。当他们强行要求每个学科领域的学者参加事实上的意识形态石蕊测试(litmus tests)能有效决定及衡量事物质量、效果或性质的关键方法)时,左派已经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即人文学科的存在仅仅是服务于当今政治和社会目标。

   处于中间的是一些人文学者,他们仅仅渴望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好自己的工作;读书、思考、并通过认真分析证据得出有关过去和现在的结论;深入探索语言、数字、艺术、工艺、文化、自然等。这正是文科一直在做的事。这是大学创立的初衷。

   看到这一点,人们必须首先明白,人们对当今人文学科现状的批评从根本上都是没有击中要害。批评往往集中在过分专业化、文章书籍过多过滥、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太多、过分重视科研、过分轻视教学等等。这些批评家往往是出于好心,批判当今人文学科研究的衰败和过分,但实际上他们攻击的恰恰是人文学科的核心,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百年了。

  

赞美过分专业化

  

   批评家抱怨说,当今学者不是跨越人类知识宽广范围的整个长度和宽度,而是将研究范围限制在非常狭小的空间之内。一位英语教授或许专门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三流小说家;另一位教授或许满足于探索30年前法国理论的琐碎注释;第三位学者或许连续多年研究17世纪的凸版印刷术。但是,这种情况并无任何新鲜之处。对于令人痴迷的罗马学者维比乌斯·西昆斯特(Vibius Sequester),我们拥有的唯一遗迹无疑是他制作的地名目录,里面包括了诗歌中出现的河流、森林、山峰的名称。罗马作家尤里乌斯·奥普塞昆(Julius Obsequens)显然对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关心,所专注的是他出生之前四个多世纪的天才记录。有些中世纪学者也不例外:中世纪里被人阅读最广泛的作家之一规多大师(Master Guido)所出版的著作,不过是对50年前写的平庸拉丁浪漫故事的评论。我们知道他的学问渊博,只是因为他在字典的边缘处留下很多注释。对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我们或许有更多的期待---事实上15世纪到17世纪的大量学者的开阔视野和非凡成就的确令人惊讶。但是,让法国人文主义学者吉约姆・比代(Guillaume Budé)一举成名的著作是他对古代货币和度量衡的跟踪研究。专业化和默默无闻一直就是学者的宿命,而且总是受到外行的批评。经院哲学家没有人论证有多少天使能在大头针盖上跳舞---提出这样的问题需要哲学家丰富的想象力---但是,对中世纪学者的普遍描述说明,其专业化追求未必总是得到充分的欣赏。

   总之,当今学术研究有可能因为不够专业化而遭受批评。在人文学科的很多学科,学者们被期待不仅掌握精心定义的小型研究领域,而且要全面了解20世纪的文学理论,熟悉种族、阶级、性别、空间等时髦议题(issues du jour)。人们对当今人文学科学术研究的期待之高着实令人吃惊---作者不仅要对1650-1699年法国文学中的服装提供详细的解释,而且要将学术研究确定在文学理论的大海中,沿着当今时代的文化缺陷线提供对相关议题的强有力分析。如果学者满足不了这样的期待,即便出产了有价值的东西---比如研究17世纪意大利的语源学理论,或希腊小说中的词序,或佛兰德绘画中的鸟---他或她可能应该预料到批评家感到失望的咂咂声,令人悲哀的是,他们会注意到作品“理论不足”、“好机会错过了”、“典型特征是缺乏理论探索”等。

   批评人文学科过分专业化的更深刻讽刺意味在于这种批评常常伴随着哀叹,哀叹人文学科研究中对真理的尊重越来越弱。就拿重要的话题如古代雅典的民主来说,如果你不满足于愚蠢的幼儿园故事,只说雅典是民主摇篮,是把我们带向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美国革命、工业繁荣等金光大道的起点---如果你真想弄清楚公元5世纪雅典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那就必须深入钻研从碑文到《次要的阿提卡演说家》(the minor Attic orator),再到喜剧和悲剧,再到希腊经济、希腊与地中海的贸易关系、货币、船舰建造、物资供应链、殖民地、性别角色、甚至服装和饮食等任何东西。换句话说,它需要庞大数量“无用的”、过分专业化的调查研究。替代性选择是糟糕的学术研究,更糟糕的是,服务于赤裸裸的政治目标的蹩脚学术研究恰恰是---最初遭到反对的东西。

  

为过多的出版物辩护

  

   批评家们继续说,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不仅偏僻怪诞,而且当今出版物的数量泛滥,一本又一本专著,一篇又一篇论文注定被人遗忘,只有少数勇敢无畏者或有兴趣者才会捡起来看看。这种说法真假参半。在细微的意义上,它是真实的:现在的出版物的确比从前多多了,但那只是因为学术机构比从前多多了,因而有更多学者试图依靠著作找到工作、晋升职称或者提高工资。而在其他意义上,这种说法都站不住脚。

   13世纪一位感到绝望的学者写到,亚里斯多德为我们提供了智慧的钥匙,却把钥匙藏在很多书中。从这个阶段开始的两个世纪里,要想成为获得证书的知名神学老师,你需要对彼得・伦巴德(Peter Lombard)的《论述》(the Sentences)写出数百页严密论证的评论,该书是12世纪的神学纲要。数万则评论压弯了欧洲手稿图书馆的书架,在写出来至今的700多年里,很多可能从来就没有被阅读过。艺术大师们撰写了很多有关亚里斯多德的评论,数字再次可能有数千篇---我们甚至不知道仍然存在的还有多少,更不知道这些评论里到底说了些什么。查尔斯・洛尔(Charles Lohr)的权威性亚里斯多德拉丁语评论集仅仅提供了作者、著作和手稿的清单,就有厚厚的五大卷。与此相反,奥尔加・魏哲斯(Olga Weijers)只看巴黎大学,包括所有艺术大师,再次只有著作和手稿清单。她的文集《大师文本》(Le travail intellectuel à la Faculté des arts de Paris: Textes et maîtres (ca. 1200–1500))预计收录厚厚9大卷。这个阶段是大学诞生的时期。学界出版物太多一直是大学的特征,而且永远如此。这是结构性问题。学术著作的写作有很多理由---为了量化考核,为了单位和个人的晋升,甚至为了持久性学术贡献。但是,这些著作写出来原本就不是为了阅读的,至少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阅读”。


反对教学

  

   批评三部曲的第三条腿是教学神话。批评家们断言,如今的教授在教育学生方面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大学已经迷失了方向,完全忽略了教育学生的首要义务。无论来自右派还是左派,这些批评都暴露出想象力极其狭隘的局限性。他们只看到大学是靠出售服务换取学费的公司或者是兜售知识的商贩。但是,这些批评的讽刺意味在于这恰恰是把大学与其他教育机构和倡议区别开来的东西。一所中学---无论是德国的文理高中(Gymnasium)还是实科学校(Realschule着重理工科和现代语教育)或者法国的学院(a collège)或中学(a lycée)还是英国的文法学校或综合中学,美国的预科学院或者公立学校---的存在都是为了教学的。但是,大学和中学的区别不仅仅是学生年龄和讲授知识水平的差异。大学是完全不同的事。至少在巴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Bologna)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大学的建立是组成教师共同体或联合体,不仅是减轻争夺学生的破坏性影响,而且对授课内容产生类似质量控制的作用。但从前的学生争夺被转移到我们现在所说的科研竞争---如争论问题(quaestiones disputatae )与经文教程(lectiones)。学生参与和选边站,因而自己最终也逐渐成为老师,毫无疑问,学生带来的金钱帮助维持了大学的继续存在。

但是,一般来说,人们对于古代大学的氛围还是能够略知一二的。学生及其教育很难说是唯一的焦点。教学有时候似乎是偶然性的。事实上,有些大学如剑桥常常支持一个庞大的教师生态系统,这些教师在学生的实际教育中扮演关键角色(拿工资),但他们与大学本身没有任何正式联系。当今教学辅导产业的大爆炸、靠前辅导班卡特尔和论文编辑骗局的出现或许就是同一种现象的遥远回声而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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