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耀桐:国家治理:古希腊城邦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4 次 更新时间:2018-07-17 14: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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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耀桐 (进入专栏)  

  

      苏格拉底与德谟克里特倡导遵从法治的思想一脉相承,他对正义的理解就是与守法紧密相连的。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一书中,明确地提到了苏格拉底的“正义即守法”的理念,并对正义与守法的关系作出阐述。所谓守法就是城邦公民遵守自己城邦的律法,而这些律法是通过城邦公民的一致确认而制定的协议,它们规定了公民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对城邦公民来说,法就是普遍的正义,是城邦生活最高的指导原则。苏格拉底对斯巴达人能够自觉遵守莱克古士确立的法律制度大加赞扬,把它称之为“守法精神”。苏格拉底不仅强调守法的重要性,而且自己身体力行。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记述了苏格拉底在被处死之前曾有一个逃离的机会,但他宁可拒绝、慷慨赴死,也不愿违背城邦法律而违背了自己的守法信念。在他看来,法律是城邦公民自愿遵守的约定和典章,是使城邦赖以生存的基石。如果法律可以按照个人意志随意违反的话,很难想象城邦还能继续存在下去。苏格拉底还把善和法律联系起来,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但是善不会在人们心中自然生成,如果没有外在的法律的严格约束,那么善就不可能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在认识政体的良恶与否,苏格拉底也明确提出,僭主制之所以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不按照律法”[28],从而把是否合乎法律作为一个基本要求。

  

      公民作为被执法者要他们守法不易,而国家作为执法者要他自身守法更不易。正因为这样,柏拉图对于苏格拉底关于政体是否合乎法律的合法性要求格外重视,他在对城邦政体是否良善的分析中,把法治作为衡量的重要标准。柏拉图在分析当时希腊城邦政体时先按统治者人数的多寡来分,有三种政体: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统治。然后,又以法律为标准,作守法和不守法之分,一人统治的可分为守法的君主制和无法的僭主制;少数人统治的可分为守法的贵族制和无法的寡头制;多数人统治的可分为守法的民主制和无法的暴民制这样六种政治体制。柏拉图指出,“一人统治,若以优良之成文的东西(即法律)来约束它时,则在六种之中为最好,而若没有法律的约束,则生活于其中是最艰难、最难以忍受的。”[29]柏拉图在这里强调了讲法治、守法律的君主制在六种政体中是最好的。当然,如果君主不守法律,那就是僭主制,则是最难受的。对于民主政体,柏拉图作了同样的分析,“生活于民主政体,胜于生活于无节制的政体中。而与那些在正当秩序中的政体相比,生活于民主政体中又是最不好的。”[30]柏拉图虽然不认为民主政体是好的政体,民主制在守法的政体中是最坏的,但他也认为讲法治的民主政体比不讲法治的政体都来得好,在无法的政体中是最好的,均优于寡头制和僭主制。

  

      古希腊城邦的哲人,经历了从推崇人治到实行法治的转变,认为法治优于人治,法治的意义在于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应重视法律的社会作用,而这样的法律又是制定得好的法律,目的在于谋求正义,由此倡导和确立了法律与法治是城邦治理的重要手段。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与古希腊形成的法治治理精神相一致,聚焦于现代化的法治建设。习近平指出,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31]。这里所说的“国家制度体系”“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都在强调要坚持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总方略,为此,2014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诸多新理念,例如,提出了“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必须建立健全国家治理的法律体系。按照《决定》的要求,中国要致力于“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进一步深化立法、司法体制改革,为依法治国树立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以重心下移接地气,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使全体公民都能更好地尊法守法护法。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进入了新时代,已经形成全新的法治治理格局。

  

   四、推进政治改革与民主治理

  

      在古希腊的数百个城邦中,雅典城邦是最繁荣鼎盛和民主进步的城邦,成为希腊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雅典城邦在经济方面,工商业发达,物品丰富,生活富裕;政治上,全体成年男性公民都可以参加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决定内政、外交、和平、战争等重大问题,是奴隶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高峰;文化上,鼓励学术研究,发展文艺,重视教育,社会文明昌盛。雅典城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改革,推进了民主治理的发展。

  

      雅典城邦的政治改革大致有四次。第一次,德拉古的立法改革。公元前600年左右,在雅典城邦贵族统治时代,全国的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均操纵在贵族手中。他们居住在城镇之中,生活比较豪华。贵族只注意自己阶级的利益,忽视农、工、商阶层等人民群众的利益。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斗争集中于一点,即雅典的贵族经常利用传统的习惯法作为剥削和统治人民的工具,由于通行的习惯法没有写成文字,统治者可以滥用职权任意解释说明。为了避免贵族统治者随意伪造或杜撰习惯法,人民群众经常起来要求制定成文法典。贵族统治者在群众的压力之下被迫让步,同意制定第一个雅典的成文法。这样,就发生了德拉古的立法改革。公元前621年,由司法执政官之一的德拉古制定成文法。德拉古的立法从根本上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的,是保护私有财产的,但立法本身以及一些条文规定,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具有政治民主意义。德拉古的立法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的司法专横,对于富裕的商人也比较有利,而对于平民群众来说,在对贵族的斗争中也使他们得到了自身的利益。

  

      第二次,梭伦改革。如果说德拉古立法是被动的改革,那么,20多年后的梭伦改革则是积极进取的改革,奠定了城邦民主治理的基础。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为首席执政官,着手解决已经白热化的穷人和富人的冲突。梭伦改革主要包括,一是解负令。废除了借贷以土地做抵押和妨碍平民自由的债权人的一切要求,下令撤除田地里的债务碑石,免除平民的债务负担,因欠债而被没收的土地一律归还原主,因负债而沦为奴隶的人,全部取得了自由。二是废除世袭贵族的垄断权利,不再以出身而以财产的数量来划分公民等级。按一年农产品收入的总量把公民分为4个等级(500斗、300斗、200斗和200斗以下四级),第一等级可担任一切官职;第二等级的公民可以担任除司库(即财政官)以外的高级官职;第三等级可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的公民不能担任公职,但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三是设立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作为最高行政机关。四百人会议由4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了第四等级外,其他公民皆可当选。四是设立陪审法庭,作为最高司法机关,任何公民都有权上诉。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由所有等级的公民经抽签方式选出。陪审法庭受理并裁决公民投诉或上诉的案件,扩大了公民的权力。五是制定新法典取代德拉古法典中的严酷法律,只保留了其中有关杀人罪的部分,使整个雅典的法律具有人道色彩。

  

      第三次,克利斯提尼改革。梭伦在首席执政官任满后,即放弃全部权利离开雅典远游去,而这引发了在继任者问题上的党争不断和僭主政治的出现。公元前510年,雅典政治家克利斯提尼联合广大的平民群众发动起义,推翻了僭主势力,取得统治权,并在公元前508年至501年实行一系列政治改革,使雅典的政治制度进一步民主化。克利斯提尼推行的政治改革在于,一是废除了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胞族和四个部落的组织关系,建构出新的行政区划,把所有的居民划分为10个部落,以代替原有的四个部落,目的是使不同部落的成员混合起来。新部落打破了贵族与非贵族的严格界限,民主政治的基础由此确立,促使更多的人参加到政府中来。二是建立“五百人会议”代替原来梭伦的“四百人会议”,五百人会议从10个部落的任何等级公民中,经抽签各选出50人组成,它享有很大权力,并且对所有等级公民开放,在公民大会闭幕期间,负责处理大部分城邦政务。三是加强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的活动,制定了贝壳(或陶片)放逐法。古代希腊人经常在陶片上或贝壳上书写字据和其他一些简短文件,在公民大会上还用它来投票,危害国家利益的人就要受到贝壳放逐,这是为了防止行政官吏滥用职权以防僭主再起。克利斯提尼改革确立和巩固了雅典的民主政治,自此,彻底清除了雅典氏族制度的残余,雅典的贵族政治和僭主政治已经转变为奴隶主的民主政治,任何成年男性公民都有参加政治和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英国学者索利指出,“克利斯提尼的名字,与雅典民主制度的发明,将永远连在一起。”[32]克利斯提尼的改革在推动民主政治发展方面,比梭伦更跨出了一大步,将整个城邦的大权交付给全体公民。“克利斯提尼的民主制度赋予雅典公民前所未有的自由,让他们得以表达自己的意见,自行作决策。……让他们深信民主制度的优越性。”[33]

  

      第四次,伯里克利改革。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43年至公元前429年连续十四年当选为雅典首席将军,他不仅学识渊博,文武双全,而且具有出众的口才。伯里克利主政期间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是立法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每隔10天左右集会一次。参加大会的公民都有发言权。发言时可以提出任何建议或批评担任公职者,最后进行表决。二是五百人议事会,是公民大会常设机构,闭会期间处理日常事务,处理宣战媾和大事,负有种种行政职权,并且事前审核那些提交公民大会讨论的大事。三是陪审法庭,成为最高司法与监察机关,由六千人组成,从每个部落中用抽签的方法选出六百人,六千人中五千人是陪审法庭的正式陪审员,一千人为预备陪审员。伯里克利的改革措施,使雅典民主政治最终确立并达到顶峰,被称为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其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为近代以来的民主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古希腊雅典城邦推行的政治改革,建立的是民主制度。这样的民主制度,“是指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它的公民”[34]。古希腊城邦治理的成就有力地启示了后人,只有坚持不断的政治改革,方能除弊兴利,国家才能沿着民主治理的轨道发展。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改革开放的路径。中国的全方位改革,其中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40年之久,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改革的酝酿和启动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解放思想,发动改革,要求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二是改革的部署和展开的阶段,阐述体制改革的一系列实质性问题,明确要求改革要达到: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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