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凯:“理想人物”的历史生成与文学生成 —— “梁生宝”形象的再审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 次 更新时间:2018-07-15 08:55:30

进入专题: 十七年文学   《创业史》   柳青  

程凯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3期。

   在十七年文学的形象系列中,梁生宝是一个别具认识价值的人物。自诞生之初,这个“理想人物”就曾遭到是否过于“拔高”的质疑。但梁生宝的“理想性”并非“理念先行”,作者柳青是试图通过梁生宝的品质、性格、精神、素质来呈现他对于在合作化运动的“现实”中需要什么样的人的理解。这种人既是“现实”所必需的,也是“现实”所应该培养、生成的。就前一个角度而言,人物折射出的是“现实”的矛盾构造,只有理解、把握“现实”矛盾的结构性要点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的品质是可贵、必要的。就此而言,一个“新人”典型的背后对应着一套新的社会构成原理。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意味着改造所有制形式,不仅是建立、巩固一套生产关系、生产制度或政治体制,它还需确立一套社会制度,一套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思想意识状态。这个思想意识状态包含着认识机制、道德品质和精神诉求,概言之,可称为一种社会主义的主体形态。在这套新的社会制度中,什么样的人被放置在结构性的、组织性的位置上决定着这套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运行状态,最终作用于集体关系和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情理、气性。从后一个角度讲,社会主义革命的落实也有待于不断发现、调动、养成、提升能够与之配合的主体。于梁生宝这样的形象中恰好可以体察出社会主义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所具有的挑战性。

   事实上,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心经历了以所有制改造为牵引转移到以政治、思想改造为牵引的变化。这一变化体现为,强调不仅在所有制和生产关系层面,更要从观念意识层面消除再产生资本主义的种种因素。然而,与这种“不断革命论”持续深化所同步的现实却是小农经济惯习的破坏和新的生产组织、经营管理制度弊端丛生,终于导致严重恶果。亲眼目睹这些起伏波折,柳青在梁生宝身上所赋予的就不单纯是对合作化运动的信心——基于信任、积极性而投入社会主义改造大潮的英雄主义气度——而是超常的责任心,谨慎的态度,反思性,斗争意识与实践能力。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梁生宝在性格上过于谨小慎微,偏于“沉重”,而在思想意识上又过于敏锐,近于成熟干部或知识分子1 。而这与柳青要赋予主人公的“理想构成”有关。即,一方面他在意识观念上有着高度自觉,并不断培养、提升自己的意识习惯,养成一种“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品质;另一方面,他在置身、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时又是从不脱离实际、埋头实干而谨慎小心的。这折射着“大跃进”后的“调整时期”所设想的某种理想形态。就此而言,梁生宝的“觉悟”并未流于对政策的直线说明,亦难还原到“指导/接受”的单向关系中。他是不断将政策方针、政治理念融化、统摄到一个更混溶的精神原则层面,使之成为培育“脱俗”而“纯粹”人格的阶梯,再经由“诚意”的中介化为行动原则。这一系列养成不拘于在一个主体内部完成,而是持续将自己重置于乡亲、邻里、伙伴、同志的多重伦理、责任关系中加以锤炼、培养。这个理想主体的构成方式和生成过程都“层积”着作者的实际经验、现实体会与历史理解,它也蕴含着对现实和历史的机能性把握。

   之所以说是“层积”着作者的理解,因为这一把握非一时产生,它既是作者在长期扎根基层工作中渐渐摸索、体会出来的,也是经过曲折的写作探索锻造出特有表现方式才能加以塑形与传达的2。梁生宝这一理想人物的诞生交融着历史生成与文学生成的双重过程,只有充分还原这一双重过程的诸多褶皱才能逼近其认识价值。再者,作者的现实把握不是只聚焦在一个主人公的身上,而是体现在一系列人物错落、交织的矛盾关系上。作者在创作上的探求也特别诉诸于如何通过结构一系列人物关系和矛盾构成来折射现实问题。梁生宝作为第一主人公正是诸种矛盾的汇聚点,把握了他与作品中其他主要人物——梁三老汉、郭振山、高增福、改霞——矛盾的构成与实质,就能够相当程度上击中作者现实认识与表现的要点。因此,这篇论文虽意在揭示梁生宝这一理想人物的历史生成与文学生成机制,激发其认识价值,但切入方法却是对梁生宝与其周边人物关系、写法、区别的逐一对比、解读,试图经由“写法”的剖析逐步还原其矛盾构造方式、指向与认识意涵。

  

两个“主人公” 和 两种“历史”

  

   梁生宝在《创业史》中有两轮出场。正文第五章“梁生宝买稻种”表现了一个“新人”的出场。他的“前史”则集中在题叙中交代。表面看,题叙历史与正文历史紧密衔接,其实,正文展开的是一种新的“历史”,题叙的“写”梁生宝与正文的“写”梁生宝存在某种断裂。

   作为主人公,梁生宝在正文中一出场就有高度的精神完整性,既有性格上的成熟,也有政治意识上的觉悟。而题叙作为“前史”概括了主人公之前的经历,却没有给出足够空间讲述其精神养成的内因与过程。正文中梁生宝性格的稳重与其政治觉悟互为表里,其性情的各种特点与其在工作中所受的考验、锻炼相关。如果真要追溯作为“新人”的梁生宝之“来历”的话,身世只能是背景,决定性的变化当在迎接解放、参与土改之后。因为,经由参与一系列运动、工作而产生的与新政权、共产党的互动才是使其从庄稼人变成“在党”、“姓共”的枢纽。事实上,土改之后,对农村共产党员的发现、培养、教育相当具有挑战性,是一个反复筛选、互动的过程3。但这部分历史在题叙中几乎空缺。这造成了很大的不平衡。一方面,正文中,梁生宝对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已达到可以同最高决策者内在一致的程度,但这个认识的来源却并不清晰。另一方面,题叙中突出了他的魄力,他的爱憎分明和斗争性,可这些品格在正文中反而不那么突出。换句话说,在题叙中勾勒的一些决定性品格到正文中变得不具决定性了,正文中具有决定性的品格——沉稳、耐心、坚定、公心、敏锐等却在题叙中找不到来源。

   从题叙到正文的某种断裂其实是主题、矛盾构成与写法的断裂。不难感觉到,题叙的主人公是梁三老汉而不是梁生宝。题叙中对梁生宝的描写是外在行动式的。整个创业前史是在梁三老汉的内在视野中展开的。梁生宝的行动是由梁三老汉的视角能够看到的行动,因此,对于梁生宝至关重要的转变经由梁三老汉的视角就变成了鬼迷心窍。比如,发了土地证后,很多干部退坡,但梁生宝“比初解放的时候更积极”。这个“更积极”是梁生宝开始区别于郭振山等一般干部的一个基点。还原到历史中看,它一定不是自然发生的。但题叙中的叙述直接转入梁三老汉的诧异:

   梁三老汉独独地站在那里,奇怪起来:为什么那样机灵的小伙子,会迷失了庄稼人过光景的正路?……他的心变了。种租地立庄稼时的那个心,好像被什么人挖去了,给他换上一个热衷于工作的心。(《创业史》第一部4,第19页)

   而到了正文,梁三老汉就不再足以成为主人公,主人公变成了梁生宝。正文开头,矛盾的形式是梁三老汉对一心为公的梁生宝越来越难以抑制的不满。可这矛盾的“激化”几乎都是在梁三老汉单方面展开的,且富于喜剧色彩——老汉刻意趁着梁生宝不在时夸张地发泄自己的愤怒。这意味着他已构不成对梁生宝要走新路的阻拦。如果说,围绕社会主义的“新路”所展开的斗争是小说要表现的主要矛盾,那么,梁三老汉已不在这个矛盾的主干上。这可以从梁三老汉的缺乏行动性上看出来。事实上,梁三老汉这一人物在正文中更多表现为“内面”的,心理活动远多于行动。他看不惯梁生宝的“叱咤风云”,纠缠、煎熬于自己的焦虑、抱怨、担心,却很少能让这些抱怨转化为对梁生宝的实质性阻碍。

   这种主人公的转移与正文的矛盾结构方式有关。一定意义上,题叙是以“创业”为主题串联起来的历史,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史。这个“历史”带有着庄稼人眼中“世事变迁”的表征,它与大历史相勾连,却更标记着家庭和个人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部分,充满了灾变、动荡,却缺乏动因和方向。越是认同于这样的“历史”的人就会越被桎梏于现实中。题叙中这样描写梁三老汉创家业梦想破灭后的状态:

   老两口头上都增添了些白头发,他们显得更加和善、更加亲密了。他们没有什么指望,也没有什么争执,好像土拨鼠一样静悄悄地活着。生宝他妈领着闺女和童养媳妇两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儿,春天在稻地南边的旱地里去挖野菜,夏天到北原上拣麦穗,秋天在庄稼路上扫落下的稻谷,冬天在复种了青稞的稻地里拾稻茬。人们赞美这对老夫妻,灾难把他们撮合起来,灾难使他们更和美。(《创业史》第一部,第14页)

   无论是面对灾难随遇而安,还是重燃发家梦想,其生活的本质都是趋于静态的。“历史”似乎只是一种纷扰。然而,正文围绕社会主义革命展开的历史图景却不是“纷扰”,它是要将所有“生活”搅碎和重组的现实力量。这个“历史”是有方向的,它是被前进方向带动的对过去、现实、未来的本质认识。它的方向感被置于对人类历史予以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其目标不能化约为一套社会经济指标,而是导向人类解放的终极目的,是对被桎梏于现实的决定论的超越。其前进动力不单来自现实的社会力量,更需诉诸历史哲学的视野,透视出历史发展的矛盾结构,并把这种认识转化为现实社会关系的斗争、改造与重组。因此,社会主义革命所诉诸的矛盾动力固然被一时概括为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但它不是能被一次性解决的,而是不断再生产的,相应的斗争关系也是不断再生产、不断转化的。

   《创业史》所要把握的就是这个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不断再生产和转化的矛盾关系与斗争关系,而不只聚焦于某个具体冲突。可以对比的是,一般反映合作化运动的小说容易沦为“问题小说”,其矛盾设置、情节构造、叙述动力常来自一些工作问题,问题的解决就是情节高潮也是叙述终点。而《创业史》,哪怕它大量借助阶级规定性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但没有哪对矛盾是可以完全回收到工作中“解决”掉的。小说起首,“活跃借贷”失败,显示阶级关系的再分化与发动互助合作的必要。梁生宝带队进山割竹是对这一危机的解救,形成扩大互助组的契机。但割竹的成功并没有带来互助组的顺利发展,反而导致两户退组。直到第一部结尾,互助组的危机始终没有根本解除。与之互为表里的是郭振山与梁生宝的矛盾。正文开端,郭振山“轰炸机”式的工作方式后继乏力,梁生宝作为新带头人崭露头角,此消彼长,形成暗暗的较量。但在第一部结尾,“统购统销”再度诉诸群众运动加政治压力的途径使得郭振山又大显身手。那个从郭振山式工作向梁生宝式工作转化的“进步”过程至少是被阻滞了。这些“不理想化”的设计都超越了那种将社会改造写成自始至终朝向合理性的简单构造。

   《创业史》拒绝以事件、问题来型构而一定要以“人物”的完整性与内在一致性为构成基点,正是要找出在表面工作问题和阶级斗争结构之下不断再生产那个表层结构的,基于人的精神、理想、品格、欲望、感情所生成的矛盾。这个“生活世界”意义上的人的矛盾性又是不断被革命的上层结构再塑形、再打造。更进一步讲,“生活世界”意义上的人只有不断突破自然决定性,不断突入到有意识的斗争性关系中才能摆脱那个桎梏性的“历史”,走向自我解放和共同解放的“历史”。在丧失乌托邦维度的认识中,“现实”只是被动的现状,但对柳青而言,“生活世界”不可缩减的复杂性与社会主义革命引导的历史方向都是“现实”,其“人物”要在这两重的聚光灯下显影。

  

两个“积极分子”

  

60年代的评论中曾批评梁生宝作为主人公“斗争性”不足。事实上,在50年代合作化运动初期,两条道路的“斗争”更多设定为一种竞争关系,即,互助组、合作社与单干户之间的生产竞赛,所谓“先进”更多体现为引导性,而非斗争意识。在梁生宝身上,对创集体之业的热衷与投入始终占据主导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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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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