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璞:五月之后:法国68的绵延与遗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9 次 更新时间:2018-07-15 08: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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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璞  

   一切安好?作为境遇的五月之后

  

   黑色屏幕上出现了大字:MAI 1968(五月 1968)。然后大字变成了:MAI 1972。再然后:FRANCE 1972。大字的颜色以红白蓝——法国国旗的三色,象征平等、博爱、自由——反复交替。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和让-皮埃尔·戈兰(Jean-Pierre Gorin)执导的《一切安好》(Tout va bien)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部实验电影以1968年五月风暴刻度测绘着1972年法国的现实,并由此展示作为境遇的“五月之后”:

   “一个国家。有国家,就有农村。就有城市。有很多房子。很多很多人。有农民。有工人。有资产阶级,小的,大的。很多很多人。农民干农活。工人做工。资产阶级呢?当资产阶级……”

   这是电影的画外音,也可谓分镜头剧本,该片的镜头语言以此铺开。一方面,电影征召着五月风暴所使用的政治话语/意象,另一方面,正是五月风暴刺激着人们质疑话语/意象以及它们背后的社会差别和分野:城乡、阶级、体力与脑力劳动、性别、言语和行动、一国和国际,等等。五月之后意味着这样一种境遇,人们必须继续思考,继续行动,或者说,继续用行动来思考:何为社会?何为革命?何为日常生活?何为平等?随着68年五月资本主义生活骤停而绽放出的社会平等的可能性,成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五月之后绵延。“后五月”之为境遇,充满了危机与歧义,也催促所有人——包括“五月”的反对者——做出回应。也就是说,五月之后首先是政治的继续,它提示我们,五月风暴绝不仅仅是1968年的某个月份,正如在法语中“68之年”(années 68)必须是复数一样。

   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对68的印象已经缩减为媒体反复引用的画面,仅限于那年、那月、那城?而五月的后续则近乎一张空白底片,难以在历史回顾和思辨中显影。

   回到1968年五月30日——那个月的末尾。支持戴高乐总统的人群涌上了香榭丽舍大道,在凯旋门集结。为了压倒工人游行的国际歌声势,他们高唱马赛曲。为了盖过全国漫卷的红旗(共产主义)和黑旗(无政府主义),他们在楼顶挥舞三色旗。共和国万岁!法兰西万岁!他们的诉求是什么?他们支持戴高乐同一天的广播讲话(电视台已经参加全国总罢工,所以只能用广播发表)。他们要求社会尽快回归“正常”:学生就该好好学习,工人就该工作在流水线上,校园是用来上课的,工厂是负责生产的——一句话,每个人各就各“位”(即,“无需质疑的”阶级地位、职业角色、两性关系、国族身份……),让法国资本主义重新“安好”。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这位知名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虽然明确反对过戴高乐,但出于对“五月”的厌恶,竟也出现在了这次支持第五共和国的游行中,和“殖民地战争的老兵、秘密集社分子、警察、打手、罢工破坏者……走在一起”(罗斯,May 68 and Its Afterlives, 59页)。在阿隆看来,五月的学生叛逆(而工人运动以及学生、工农、知识分子的联合则遭到了无视)全无理性可言,“野蛮”、“难以捕捉”(untrouvable),甚至算不上“事件”。什么都没有发生。保守势力迫切地要求“五月”尽快结束,并让“五月”永远停留在五月,然后宣称:什么都没有发生,除了一场春夏之交的热病“发作”——后来,阿隆和更多、更新潮的知识人都会用社会代际生理学、乃至动物学的修辞来讥诮地取消“五月”的意义(阿隆当然是从保守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来叙述/取消五月的。不过,近年来左派中也有不少声音,认为“五月”反国家、教会、家庭和传统身份,是文化资本主义的铺垫,这方面齐泽克可算一个代表。一保守,一左翼,都有“取消”五月意义的倾向,但思路终归不同,这是后话)。五月结束,一切正常,一切安好,tout va bien。

   真的一切安好?新浪潮电影人戈达尔和戈兰用他们新片的反讽标题来刺穿话语和假象。作为“五月”和“五月之后”的情境中人,他们深知“五月”没有结束,他们体验着“五月”的绵延、68的后续,并痛切地面对着艺术的也即政治的难题:如何表露、表达、表征这一绵延和后续?1968年五月底,戴高乐宣布解散国会,要求工人复工,并以紧急状态相威胁(他事先确保了军方站在他一边)。总工会(CGT)劝工人们接受格雷奈勒协议(les accords de Grenelle),毕竟雇主联合会和政府已经同意大涨工资。法国共产党也要求人民守纪律,复工复课后别忘了按时投票。但对于在资本主义的中断中用身心感知新的政治可能性的一部分群众,这一切已不再仅仅是关于经济收益和选举游戏。正如丹尼埃尔·辛格(Daniel Singer)的五月纪实所指出的,雷诺车厂工人面对协议所喊出的经久不息的“Non”在各地得到呼应。运动完全推开了传统左翼建制,总罢工继续。当巴黎的警察已经忙着拆除街垒(这是最后一次街垒在这所城市乃至全世界发挥革命作用,以至于Eric Hazan最近专门著述,追溯了街垒的整个前史),媒体和社会评论家们则要拆解一场运动的连续性。克里斯汀·罗斯(Kristin Ross)提醒我们,这不啻为一次话语的“警察行动”。她再三强调,其实,在外省——比如在南特和卡昂——学生、工人和农民的联合抗争正如星星之火,却早已在关于五月的种种“说法/看法”之中(被)失踪。六月初,弗兰(Flins)的雷诺厂的工人自组织遭到武装警察的强力镇压,但尽管遭到极大阻挠,还是有学生和知识分子前来增援,各界合力反抗——《一切安好》以布莱希特式的手法复现了这一幕,其中有流血,有枪声,有打斗,有法共对警察和工人的双重指责(“党说了,不要打!”),有哀悼和沉思。类似的起义和镇压并非少数。左翼学生开始在工厂“扎根”(etabili,这是法国激进左派从中国借来的关键词之一)。在不断的搜捕之下,一些激进组织转入地下——这一点《一切安好》也顺带有所表现。五月催生的行动委员会(comité d’action)中有一些到了七十年代依然活跃。以各种工会和政党架构之外的群众民主为模式,工人占领工厂并接管生产场域、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的事件还是时有发生。七十年代初,拉尔扎克(Larzac)地区农民反对军方征地的运动又一次燎原,学生、知识分子、工人乃至环保人士纷纷参与,很快具有了全国性影响,再次体现了五月最伟大的精神:社会运动、政治抗争、思想论辩和日常生活创新的大合流。利普(LIP)手表厂占领运动则开始于1973年,同样历时长久。当公司申请破产,工人们接管了工厂,施行自我管理(autogestion),并于次年重新雇佣了所有下岗人员。1976年公司再次资产清算、变卖,工人再次发起斗争。就连已经不再“激进”的《解放报》(Libération)也宣称这是七十年代的核心“社会冲突”。“五月”也即“五月之后”。《一切安好》中最完整的情节桥段就是肉联厂的一次短时间工人占领。正如电影中开头和结尾的大字所明示的,1972年也是“五月”。

   这些斗争往往有所谓鲜明的“在地”特征,但它们所形成的“五月之后”一样具有全球性的共振和延展。《一切安好》以美国影星简·方达(Jane Fonda)为女主演,片子以此展开自我反讽:据说,启用国际影星,是完成大制作的必要条件。这暗示了电影工业和跨国资本的共通性。但当时人都明白,这一合作不无政治含义。方达在美国人民反对越战的运动中已经“赤化”,在电影拍摄的同年(1972年)她大胆访问北越南,甚至出现在高射炮阵地,和越南抗美战士们在一起。很快,她在自己的祖国眼中成为了“被洗脑”的卖国者,这是因为,不管美国民众对越战多么反对,但冷战敌我的界限对他们是难以逾越的沟壑,只有极少数人能从北越和第三世界反抗帝国主义的视角去体认那场战争和美国在其中极不人道的地位。与此相对照,只要回想一下纪录片大师伊文思(Joris Ivens)1968年的《十七度纬线》,我们就会明白,欧洲的激进左翼——当然,他们也是非主流的的少数——却有意愿、有能力从越南人民的角度和语言来理解第三世界的抗争,并且与之发生深刻的共情,引出更多的思考乃至行动。在伊文思的片子中,越南人民既不是美国大兵(比如后来电影中的那位阿甘)动手前需要甄别的潜在敌人(“我们在雨林中寻找那个名叫越盟的家伙”)、杀死后需要上报的“body count”(尸体数目),更不是五角大楼里编定的轰炸目标,而是有行动、有表达、有思想、能创造的——人。于是,在和方达的合作中,戈达尔和戈兰创作着新的互文:方达所扮演的美国记者苏珊和法国肉联厂工人的交谈镜头,同方达本人和越南人民军战士交谈的镜头,无形中构成了叠影。越南就在我们工厂之中——这是五月风暴的第三世界主义和西方社会本地运动的交织。与此类似,在戈达尔后来和安娜-玛丽·米艾维尔(Anne-Marie Miéville)合拍的《你还好吗》(Comment ça va? 1978)中,革命运动的全球性叠影获得了另一次明确:1968年巴黎街头无名群众呼喊的形象和1974年葡萄牙革命无名群众呼喊的形象重叠在了屏幕上。不同国别的类似图像,是通感的政治,还是摄影术的操演?不同国别的呼喊背后,有着共振的声带,抑或难以转译的语言?这些或许是戈达尔想要用电影媒介来追问的,而电影试验也成为了世界性政治进程的争议点。

   也正是基于这一不断绵延的政治境遇,克里斯汀·罗斯在2002年的《68五月及其后世生命》(May' 68 and Its Afterlives)一书中把法国“68岁月”的下限定在七十年代中期——这里断代的问题已经出现,我后面再详细讨论——并认为七十年代初构成了一个“生动的交点”(lively conjuncture),在法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发明和创意的时刻”:“看起来毫无限制的思想课题和观念交流的原创场域涌现出来”,而这所有的试验都致力于建立“事件的绵延”(13页)。“事件”也即68年五月,当时的口号、张贴画和涂鸦艺术构成了“诗意占领街头”“视觉就是行动”的瞬间,直至今日仍“占领”着我们的注意力,但罗斯在对“绵延”和“后世”的探讨中,引导我们关注另外一些文本和实践,那就是五月之后野草丛生般的各类刊物、小册子、没有署名的文件、自由联合的组织。它们生长于五月之后的境遇,多样纷呈,互相辩证,没有中心,没有统一纲领,勾勒出既呼应又不同的探索轨迹,裹挟着难以计量的能量,却又散佚于历史的明面与深处,缺少后人辑录。

   我会在其他场合介绍罗斯笔下狭义五月风暴的几方面,本文将更多引述她对五月之后的钩沉、对亡佚的抵抗,对遗忘的诊断。不过,在此之前,我希望首先以《一切安好》为五月之后的切入,这部影片不在罗斯的论述之列,但我以为是五月之后最精彩的“五月”电影,是境遇中的电影。我并非随意使用“境遇中”一语。这部电影远远超出了艺术对现实的膝跳反应或镜像投影。相反,它痛快而又痛苦地扯开五月之后的难题性和矛盾性。从国际政治到日常生活,现实中的每个人、每件事都处于政治的绵延和去政治化的“安好”之间的拉锯。这部电影聚焦这些内在矛盾,要求对问题的决断但不提供答案。同时,电影也不是任何现成的工具或媒介,而是矛盾的一部分,境遇的一部分。

红白蓝——该片鲜明的主色调。“很多很多人”中,有“她”,苏珊(方达扮),一位美国驻巴黎的广播记者。她的伴侣是伊夫·蒙当(Yves Montand)饰演的“他”,雅克,一位电影导演,他“以前”是新浪潮电影人,三年来一直想拍政治电影,就是拍不出来,现在以拍商业广告为生——这里面显然有戈达尔对新浪潮的戏谑和反思。据说,“她”和“他”是在那个五月的街头相遇相恋的。1972年,苏珊让“他”陪同一起去采访一家企业的经理,赶上了这家肉联厂的罢工。工厂的外景,两大条幅,还是红白蓝:无限期罢工!关押老板有理!这后一句,on a raison de sequester les patron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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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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