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璞:五月之后:六十年代“再断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 次 更新时间:2018-07-15 08: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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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璞  

   一份刊物和朗西埃的平等观

   “我们将屠杀逻辑的反抗”(Nous massacrerons les révoltes logiques)。写于镇压巴黎公社的大屠杀之后,十九世纪法国诗人兰波的《民主》中有这样一句,讽刺了“为畸形而庞大的工作和军事剥削服务”的所谓“真正进步”(中译参见王以培译《兰波作品全集》)。一世纪之后,“逻辑的反叛”一语成为了一份内容充实、价格便宜的激进刊物的标题:Les Révoltes logiques。这份1975年发行首期的刊物,是68之后法国涌现出的众多试验性出版物之一,它们共同表征了五月之后政治实验和文化探索的延续。而到了七十年到末、八十年代初,正如我上篇文章中所点到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真正进步”开始用去政治化的“逻辑”重新编码“五月之后”,这类刊物也相继陷入困境,一个接一个地销声匿迹。《逻辑的反抗》在1981年发行了停刊号,出到了第15期。今天,在数码资讯过于丰饶的新时代,这些出版物也已经被有心人扫描整理为电子文件,作为五月之后的档案可以免费下载。而在五月已经被改写为后现代社会成人礼的语境中,谁又会有心去叩访这样的档案呢?它们沉入了历史的晦暗皱褶之中。

   说来也不无反讽,我最初对《逻辑的反抗》起了兴趣,也多少是因为这份刊物的主要供稿人之一是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在新世纪,这位当年的五月分子因为他的政治美学理论而成为国际人文学界的重要人物。如果没有朗西埃美学在学术话语中的流通乃至“热销”,我还会查阅蒙尘的旧刊文档吗?朗西埃当年的行动(“反抗”)和思想(“逻辑”)上的“同志”们,又有多少已消隐于匿名?而这份刊物的主旨之一,恰恰是为匿名者正名。

   Les Révoltes logiques:刊物之名不仅仅是对兰波的借用。Révoltes一词,正如上一篇文章已经提到的,是“五月”和“五月之后”法国激进政治中的关键词,它比革命、起义等词的指涉要更广,也是法语当时对“造反有理”中“造反”一词的翻译,这里的复数形式显然指向人类历史上一切形式、一切领域的反抗性实践。“逻辑的”一语则不仅是要强调“反抗”的政治正当性,而且提出了更深层的问题:用以理解反抗的各种既有“逻辑”,是否也需要我们去反抗呢?逻辑本身,也许是反抗的最重要场域。《逻辑的反抗》之所以直到今天仍值得注意,就在于它代表了“五月之后”的一个关键(但也饱受争议)的方向,那就是打破知识实践和群众抗争之间的“分工”壁垒,重新审视行动、感知、意识的逻辑。

   在创刊号上,没有署名的卷首语并不包含任何宣言,而恰恰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关于历史上法国工人的反抗思想、女性的权利争取、革命组织的方式,等等,对应刊物所收的不同研究文章和历史文件。乍一看,这像是一份研讨被压迫人民抗争史的学术性、知识性期刊。但并非如此。首先,《逻辑的反抗》这类刊物之所以出现,就是为了破除“学术”话语在思想、实践和历史针对性等多方面的自我割裂和自我封闭(常以自足的共同体的形式表现出来)。《逻辑的反抗》所登载、所推进的相关研究脱离了学术体制,也不遵从学术权威、理路或传统。刊物不服务于学术也不在学术的象征资本之中流通,相反,它志在新的知识生产方式、新的话语书写方式。不同作者的合作,研究性文字和原始资料的并置,历史探讨和现实论争的呼应,都可以看作是它的尝试。同人刊物的简易样式(图文并茂,设计朴素)和低廉的定价(从第一期15法郎慢慢涨到最后一期50法郎),则明确表示出它面向群众而非特定知识分子读者的意图。

   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一点,《逻辑的反抗》中对被压迫人民的研究直接跳脱出了、并且质疑和挑战了传统左翼理论的革命史观。我们知道,从十九世纪以来,左翼思想反复指认着历史和革命的主体:无产阶级、人民、全世界受苦的人。在左翼组织、政党和知识分子中,也随之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工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真理性”论述:是的,受压迫的人总是在反抗,这种反抗要从自发走向自觉,就需要有阶级意识,有了意识,一个阶级就从自在进入到自为状态,而这种意识不可能自然产生,所以革命阶级需要组织的领导、思想的灌输……总之,在这种叙事中,反抗者既是主体,却又是“无知”的,需要外来的教育,才能完成历史的使命。这一隐含的悖论统治着二十世纪大量存在的工人运动史、工会史和革命政党史的的叙事。但《逻辑的反抗》却要甩开这样的革命“逻辑”,甩开强加在反抗者身上的“无产阶级”定妆像。

   这里就说回到朗西埃了。朗西埃本是路易·阿尔都塞课堂上的优异哲学生,师生多人合著的《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的初版本中,就有朗西埃所撰的一章。然后,在“结构不上街”的五月风暴中,朗西埃决定和老师决裂,后来发表了小册子《阿尔都塞的教训》。阿尔都塞强调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才可以尝试把握。在青年朗西埃看来,这一学说不仅没有留给反抗的主体性以地位,而且隐含着知识的不平等。质言之,如此对科学的定义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反对“哲人追求科学、人民属于意识形态”的隐形等级,朗西埃脱离传统左翼的政党和话语体制,投身于新的“工人阶级”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在《读<资本论>》的再版中,朗西埃的一章消失了,阿尔都塞在自己的晚年回忆录中则这样回应了学生:“……我非常享受阅读朗西埃的那本小册子,基本上说,它很诚实,具有深切的真诚,理论上和政治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接受……[但]我一直相信,在法国,没有其他组织,我强调,没有其他组织,可以提供和共产党内长期生活所等量齐观的政治斗争教育和经验”(《来日方长》英译本233页)。但是,朗西埃的“反抗”恰恰在说:这种教育和经验本身是不是一种不平等的新形式?

   工人阶级: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指认的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在传统左翼的历史观中近乎神学的存在,革命思想和组织一次次要把人类命运的钥匙交到它手中。但同时,这个阶级的一切生活又被认为是在各种“反动意识形态”的侵蚀和控制之下,所以它的直接体验不可靠,它需要领导、教育、把关、提炼,他需要先锋队。那么,在七十年代,朗西埃和《逻辑的反抗》作者们是怎样研究工人阶级的呢?第一期上有朗西埃尔与人合作的关于法国工人参加1867年“世博会”的论文,直接跨越工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区隔;另外还有Geneviève Fraisse的文章讨论1848年女工如何在公共领域发言。第二期上,朗西埃尔的文章剑指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第四期上,他批判性地检讨工会及工联主义的历史传统。第五期上,另有作者发现圣西门主义秘密结社中“有名无姓”的女工。第六期上,又是Fraisse,从乔治桑和文学史中,追问哪个女性在书写,哪种女性在言说。第七期的朗西埃文章尤其具有刺激性,以“快乐时光”(bon temps)为题,讲述十九世纪法国工人活跃在空想社会主义等社团之中,“僭越”阶级界限,进入布尔乔亚的夜生活,以自己的方式寻求文化享乐、身心解放和性愉悦。正是这样的新锐研究为朗西埃带来了极大争议,甚至使他在英语世界遭遇工人运动史学者的谴责。因为,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朗西埃研究的某些现象只能归入“错误意识”的范畴,是工人阶级受到了“精神污染”的证据,而不能代表“获得”了阶级意识之后的革命性反抗。但在朗西埃看来,这种无产阶级论等于要求“工人必须有工人的样子”、“女工必须像个女工”,变相强化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资本、知识的不平等分工,而且还给予党、工会和知识分子以革命意识的垄断者地位。工人阶级早在自身的历史境遇中开始了各式各样的反抗。为什么工人像布尔乔亚一样“颓废”、享乐、性自由就不是一种反抗呢?这些对阶级、文化、性别壁垒的横跨,正孕育着新的平等及其主体性“逻辑”。当朗西埃他们彻底打破了工人生活史和无产阶级意识之间的区隔,他们就揭示出以往革命话语所遮蔽的阴影地带,工人把强加在自身之上的工人身份、形象、文化和“利益”取消掉的时刻,才是工人成为主体性的时刻。可以说,“五月”的遗产在《逻辑的反抗》中渐次结出了一种新的激进平等观。

   朗西埃同一时期的专著《无产者之夜:工人梦想档案》(La Nuit prolétaires: Archives du rêve ouvrier ,1981)恰建立在他对十九世纪法国工人留下的历史档案的再发现之上。我们习惯于把工人身份限定在某一场域:劳动分工的场域、革命行动的场域、消费文化的场域,等等。但朗西埃认为这是对“可感知世界”的不平等“分配”。五月风暴及其前后的工人运动提示我们,必须颠覆工人主体性的时(八小时内、八小时外)空(工厂-家庭)切割。回溯1830年以来一批法国工人的生活世界,朗西埃直言,“夜”和“梦想”这样的词,在他的标题中绝不是隐喻。我们都知道十九世纪工人的悲惨生活,他们如何受尽剥削,饱尝压迫。但“问题是我们必须穿越这一形象和说法,进入这本书主角们的思想(raisons)和梦想(rêves)”(法文版序言,7页)。工人们受着劳苦,但他们也写诗,并和雨果通信。他们办俱乐部,搞刊物,聚饮,参加秘密结社。有个工人学上了希伯来语,这对他有任何一点用处吗?没有,但工人为什么不能做一点“无用”之事呢?当然,他们也用语言抗议,用身体战斗,用自己的脑子思考,接受各种思潮和运动的影响。从正统工人运动史的角度看,这像是科学社会主义出现之前的混乱前史。但对朗西埃来说,问题的关键不是他们究竟受困于哪种“错误思想”——圣西门主义、傅立里叶主义、宗教神秘主义、虚无党,等等——而是他们已然在实践着一种平等。左翼为无产者赋予身份之“名”,反而掩盖了无名的“平等”主体性。配合这本奇书的《无产者及其重影》一文也转载在了《逻辑的反抗》第十三期。

   在1978年,《逻辑的反抗》发行了纪念五月风暴十周年的专刊。纪念的形式仍然是抛出一系列新的追问,一面辩论五月的遗产,一面针对法国政治的新形势,当时主流左翼政党纷纷向中间派立场转移,正如上一篇文章提到的,去政治化的浪潮已经来临。我还提到过,朗西埃尔认为思潮的转向和激进平等实践的失落有关。而面对社会党力推的所谓“共同纲领”(Programme commun),该刊物认为这是一次“文化妥协”。最终,刊物坚持到了1981年末,然后渐渐被当代史掩埋,和十九世纪的工人之夜一样,归入重影/阴影。但正是这段“五月之后”的思想和政治试验,奠定了一种激进平等观,在今天以朗西埃哲学/美学的方式持续挑战我们的所谓共识。在2008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如是说:“我思想的核心是知识平等,这意味着,不管是谁,不管他/她要看待和思考任何东西,他/她都有能力去知道如何去看待、如何去思考”。这一平等观,正因其激进性和彻底性,必将继续激发辩论,也值得我们反复去重温它在“五月”和“五月之后”的争议性源起。

  

   阿兰·巴丢和“断代”的概念

“现在是前夜”(Cependant c’est veille)。又是兰波的诗,这一句,来自《地狱一季》中的《永别》,出现在了法国当代哲学家、68分子阿兰·巴丢的《主体理论》(Théorie du sujet)的最后一页。08年初冬,我和同学一起啃读这本1982年著作的法文原版,因为那时候连英文译本都没有。直到巴丢的后期哲学论述尤其是《存在与事件》产生巨大理论影响之后,人们才重新发现了作为早期著作的《主体理论》。和《逻辑的反抗》一样,这又是一部经历过遗忘又重新得到重视的“五月之后”思想试验之作。《主体理论》以巴丢的讲座为展开形式,第一讲是1975年一月,最后一讲是1979年六月,而前言则写于1981年七月。时间跨度正好和《逻辑的反抗》相重合。我曾在《主体理论》的中文书评(《七十年代:政治消逝的时刻》,《书城》2010年八月)中强调,那是一个“政治消逝的时刻”;从上篇文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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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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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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