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与“大时代”同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4 次 更新时间:2018-07-15 08:22:47

进入专题: 《出版忆往》   陈昕  

罗岗  

   文章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忆往》增订本序言。

  

   熟悉陈昕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所以这本《出版忆往》虽然带有回忆录性质,却极少说到个人的“私事”,即使偶尔提及,也往往是和怀念的“人物”有关,进而勾勒出“时代”特有的气氛。在《感念夏征农》中,他说自己最早听人说起夏征农这个名字还是在中学时代,那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时他和夏老的儿子夏晓鲁同在上海市五十四中学念书,而且还是同一个年级。夏晓鲁有极好的身体素质,是当时学校的体育尖子,很受同学们的瞩目。1966年初,“文革”风烟将起,学校的政治气氛也越来越浓,对涉世未深的初中学生来说实在是迷茫得很。

   作为“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陈昕先生的读书学习和绝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是在“社会大学”里完成的,“我从1971年起即开始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1975年后我的阅读兴趣逐渐集中到政治经济学领域”。(《巢峰:经济学家与出版家的完美统一》)尽管他没有具体解释为什么“阅读兴趣逐渐集中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但1970年代初期,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与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全面建交以及联合国席位的恢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外开放”从1973年就开始了,中国先后和日本、西德、美国等十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厂商签订了一批引进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合同,计划引进规模是43亿美元——当时称为“四三方案”—— 到1977年止,“四三方案”成交金额39.6亿美元,包括13套化肥、4套化纤、2套石油化工、武钢1.7米轧机等重大项目……这些项目的引进不仅在技术上对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发展具有显著的效果,而且直接带动了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显著的变化,譬如在农村,化肥的广泛使用、水稻杂交技术进一步成熟,导致粮食产量逐步提高,但丰产为何不能缓解农村的贫困,反而刺激了1980年代的包产到户?在城市,石化工业的兴起、化纤产品的普及,带来突破“蓝黑”模式的“服装革命”,传统的艰苦朴素风格遭遇到怎样的技术挑战?这一系列在生产与生活领域中出现的新问题,当然需要在文化政治的层面予以有效的回应,更关键的则是,如何在政治经济学的层面给予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因此,1970年代中期围绕“资产阶级法权”、“唯生产力论”和“小生产者”等政治经济学议题的辩论,对应的正是这一轮“对外开放”所导致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且历史地看,也是在这些议题上的“拨乱反正”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创造了思想与理论的必要前提。正如韩钢的研究所显示的,1977年至1978年间,经济领域涉及的重大问题有四个:一是纠正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批判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批判,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三是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批判,强调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四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韩钢:《最初的突破——1977、1978年经济理论大讨论述评》,《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陈昕先生当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阅读与学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现出了改革历史的“断裂”和“延续”:“1977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上海,被分配到上海市出版局组织处任干事,一年后经反复要求,组织上终于同意我到局资料室从事资料工作。我从1971年起即开始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1975年后我的阅读兴趣逐渐集中到政治经济学领域。70年代末的上海市出版局资料室收藏有几乎完整的‘文革’前出版的经济学著作,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如获至宝,于是开始了长达一年的系统的经济学著作阅读之旅。之后,我也尝试做一些经济学的研究,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先后在《社会科学》、《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生产》、《把计划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等多篇论文。”(《巢峰:经济学家与出版家的完美统一》)

   1970年代末期在经济领域开始展开的辩论,最初大多都限制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随着对商品经济地位的承认,当时引发了一场关于“雇工算不算剥削”的讨论,据说最后以马克思《资本论》中《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一章的“小业主”与“资本家”划分为根据,以雇工“八人以下不算剥削”做了定论,并且认为:“除传统的变工、换工、零工外,请帮工、带徒弟有学技术的成分,剩余价值量小,可以不视为雇佣劳动。同时,雇佣劳动不等于雇佣劳动制度,为发展生产所必需,利大于弊,不妨允许,至少暂不取缔,以便为改革摸索经验”。然而,改革中层出不穷的新现象已经远远走在经典理论解释的前面,陈昕先生当时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这点,他在谈到自己的老领导也是前辈经济学家巢峰时,一方面强调了巢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贡献,譬如对“消费”问题的高度关注,“《谈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巢峰同志比较重要的一篇经济学论文,是其1980年在上海经济学会年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摘要。巢峰同志提出了‘国民经济既要制定生产计划,也要制定生活计划’,‘不仅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还要合理安排好积累与消费各自内部的比例关系’,‘实行体制改革,使公有制企业直接面对市场,对消费者负责’。在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尚处在拨乱反正的‘阵痛’之中,巢峰同志就触及到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实在是难能可贵”;但另一方面也对这种仅就“现象”论“现象”的讨论感到不满足了,“巢峰同志的论文大多只是发现问题,而少有对问题背后的原因及其机理的分析;但是,这些文章毕竟抓住了当时经济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些问题,掀起过激荡血肉的思想冲击,至今读来仍‘余温’犹在。”(《巢峰:经济学家与出版家的完美统一》)

   正是这种不满足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陈昕先生在出版界一起步,就扮演了“盗火者”的角色。面对改革时代经济领域不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既然希望对“问题背后的原因及其机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那么必然需要寻找更多的理论资源。因为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框架内寻求突破,首先进入视野的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经济改革理论,特别是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而东欧的经济改革理论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广泛地借助了各种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资源——陈昕先生谈到那套在1980年代产生重要影响的“黄皮书”时,特别强调“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非均衡理论发展很快,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领域中不可等闲视之的理论分支……它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之中,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在这方面就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有鉴于此,我们组织翻译了《市场非均衡经济学》和《开放经济中的非均衡宏观经济学》两本重要的著作。”(《“黄皮书”是如何诞生的》——由此进一步激发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译介热潮,譬如“黄皮书”中的《理性预期:8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和《供应学派革命》都是“‘鲜榨’的学术果汁”,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和学术效应。这些书不只是对西方最新的、尚有争议的经济学理论的介绍,而且选择相关的理论也包含着对当下中国改革实践的关切,像《供应学派革命》“是对经济学前沿和美国宏观经济管理与运行最新动态的反映。20世纪80年代中叶,好莱坞演员出身的美国总统里根不仅改变了世界的冷战版图,还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意外’的活力与繁荣。而他的经济智囊团里,起用了一批非主流的供应学派经济学家,他们的主张成为里根‘经济复苏计划’的主要理论依据,这让许多学者百思不解。如何认识、评判这样一个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尚处在成长之中的‘异端’学派,不仅是学术好奇,更具有中国式的现实改革中‘消化吸收’的价值。于是,我们在最快的时间里出版了《供应学派革命》,厘清了这一学派与凯恩斯学派、萨伊定律的分歧与共识,分析了它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从需求不足到供应不足的深刻变化。”(《“黄皮书”是如何诞生的》)

   应该说,如何让中国式的现实改革进一步“消化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成为了陈昕先生主政上海三联书店期间,打造“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形成中国经济学“三联学派”的核心问题意识。按照他自己的总结,形成这一学派的标志,不只是中国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各个层面“达到了比较娴熟地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的水准”,更关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度变迁实在太大,如果这种变迁和由其带来的增长与发展能持续下去,如果经济学家深入其中,在准确把握这些变化的基础上,进行各种规范与实证的分析,提炼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经济学成果,那么中国经济学家就完全有可能在世界经济学界取得自己的地位……中国的改革经验有可能在理论形态上得到全世界的重视”,在此基础提出了“中国过渡经济学”的构想,1994年出版了由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一书,其中收录了十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 中国经济学曾经有过一个“三联学派”》)这意味着中国式的现实改革对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消化吸引”,不能停留在仅用“理论”解释“现实”的阶段,而要进一步意识到“现实”对“理论”的挑战以及从“现实”出发形成“新理论”的可能。但正如陈昕先生后来所说,用“过渡经济学”来命名中国的现实改革,预设了这一现实是暂时的、特殊的、具有过渡性质的,最终必然要“与国际接轨”,回归到永恒的、普世性的、终结性的“西方模式”:“不少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我们的改革过程和方式会有异于西方,于是就有了‘过渡经济学’(或‘转型经济学’)一说。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我曾多次组织研讨会,邀请全国各地的经济学家共同研讨中国的过渡经济学问题,也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试图建立‘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但实事求是地讲,那时在相当多人的潜意识里改革的彼岸还是那些已经现代化了的西方国家模式,只不过在过渡期基于国情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做法。”

陈昕先生对“过渡经济学”蕴含的“期待预设”能够有所警觉和反思,与他在1990年代初到香港工作的经历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初,不仅香港处在回归中国的过渡期,整个世界也处在剧烈的政治动荡与过渡期之中,柏林墙的倒塌,前苏联的解体,韩国的学生运动,信息技术的发展,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崛起……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全球化’与‘蝴蝶效应’,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小村落’,欧美经济‘患感冒’,香港经济就会‘打喷嚏’”。(《感受香港的文化季风》)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历史已经终结”的论述甚嚣尘上,“过渡经济学”分享了“西方现代化道路”代表“人类普世价值”的“预设”,在这样的视野下,现代化程度较高的香港自然应该成为大陆的榜样,流行一时的“三百年殖民地带来现代化”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另一方面,现实的香港固然有高度现代化带来的繁花,但同时也清晰地显示出与“现代化”相伴的“弊端”:“香港经济……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有高通胀、高楼价、社会福利,以及金融体系的现代化、国际化、多元化与加强监管等。所不同的是,香港的经济转型或过渡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即由英国管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过渡的后半期,不得不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已经暴露的经济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对此,在人们惊叹香港的经济成就,企望洞悉其成功奥秘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正在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他们对这些经济问题不同程度的困惑和担忧。”(《感受香港的文化季风》)这并不是要求天下有“十全十美”的“现代化”,问题在于即使人们乐于接受“现代化”带来的所有“弊端”,但中国大陆是否能走通以香港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道路?邓英淘在香港对陈昕先生说的那个“跳蚤与大象”的比喻,恐怕是最好的回答吧:“当时全国正在讨论和思考亚洲‘四小龙’模式,探讨比较多的是‘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记得英淘同志很认真地对我说,中国不可能走‘四小龙’道路,沿海地区当然可以搞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出口挣外汇,拉动GDP增长,但不宜复制推广到全国。从长期来看,靠这种模式无法真正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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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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