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终于在不温不火中迎来了1968这一历史时刻的五十周年。少数的人们还在数着日子，希望它能带来或象征点什么。回音只在左翼团体、文化界、高校文科院系当中有气无力地回荡着，这一切早在2017年十月革命百周年的冷清景象时就能看出端倪。
毫无疑问，五十年前的时刻是一次爆发，却并非突如其来，它只是在“长六十年代”中的戏剧性的浓缩时刻——在那一年，事件骤然地密集，风暴卷着反叛和革命以旗帜般面貌横跨大洲和海洋，几乎以全人类的口吻重新审视过往的世界史。1968年的人并不知道他们迎来了什么，它似乎就是一个日渐激进岁月里的继续高涨——其历史分期（periodization）及意涵要在稍晚些才能凸显出来。最终它被测量为一个不规则的历史单元的重心并加以标注：越南战事升级、布拉格之春、马丁路德金遇刺、法国五月风暴、日本全共斗、墨西哥学运……如同世界革命的拼图终于凑齐了所有图块，其全球意义排山倒海般投射而来。尽管其内部有着巨大的差异和矛盾，但革命至少在表面上首次纵贯三个世界成为人类的共同正当事业。东方红了，西方也快了（The East is red, the West is ready）。
就像在二战中的表现一样，美国对于全球六十年代也是一个迟到者。作为既有世界秩序的主要制造及掌控者，帝国的六十年代始于内部的黑人解放运动（后逐渐被改称为“民权运动”）。尽管种族主义本身和殖民历史密不可分，但前者已经被内化为美国自己的问题，其运动之初的世界意义尚不明显。这和有着左翼意识形态和组织基础的欧洲不同——其六十年代始于反资本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并从一开始就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如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而美国人是在经历一番出走和带回才以别样的方式和世界缝合在一起。
美国的城市民族志学者祖鲁·聂鲁达教授在十七岁时经历了第一次出走。他生于密西西比——典型的美国南方，那里多年来有悲哀的歌谣传唱：
南方的树上结着奇怪的果子
沾血的叶子，带血的根
黑色的果肉摇晃在南方的微风中
奇怪的果子挂在白杨树上
……
（《奇异的果实》（Strange Fruit）Billie Holiday）
这描述的是南方黑人惨遭私刑的场面，他们一般会被虐杀后吊尸于树上。如此猖獗的暴行在祖鲁年幼时已慢慢退场，但依旧成为他夜啼的来源，何况种族隔离政策（吉姆·克劳法）和由种族主义者制造的大小惨案依旧不断。出生于1948年，他属于美国第一代肯尼迪口中的“青年人”（adolescence）。如今七十岁的祖鲁依旧魁梧健壮，精力旺盛，仍能为一个街头的观察目标毫无倦意地蹲守至午夜。1963年，他正读高中，北方民权活动者将“自由学校”（freedom school）办到他家的小镇上。他们逐渐发现祖鲁对文字敏感，留心观察和纪录，喜欢将小镇上的大小事写在小本子里。“他们说，为何不把你的过往写的关于镇上故事改编成戏剧，叫上你的小伙伴，我们带你到全国（北方）巡演。”
1964年12月，经过漫长的旅途，祖鲁一行人第一次离开家乡乘大巴驶进纽约。他们在穿过摩天楼群后来到哈莱姆（Harlem），那是曼哈顿北端的“世界黑人的麦加”。他们一路上讨论最多的，当属哈莱姆的英雄马尔科姆·X（Malcolm X）。
与被美国官方和主流接纳和修改的非暴力运动领导人马丁·路德·金牧师不同，马尔科姆从一开始就展现了抵抗者决绝的态度，他对白人政权毫无幻想。他被广泛塑造为暴力路线的领袖，尽管他从未伤及任何人，反倒是经历全家遭枪击、爆炸，并在最后遇刺。作为虔诚的穆斯林，他明确拒绝了美国共产党的入党邀请，也从未自称为左翼，但他对压迫和统治实质的洞察、对敌我划分的敏锐、对矛盾与反抗的拿捏，使得他具备了一切伟大的激进领袖的潜质。他抹去了自己的姓氏——指出那不过是殖民者对祖先的奴役和强暴的记号，而将其悬置为未知数“X”；同时，这开放的姓氏也昭示着“我即你们，你们即我”的动员力量。带着高度的自尊和智慧的，马尔科姆强大的克里斯马人格一度成为哈莱姆的先知。他在汉勒（M.S. Handler）编辑夫妇家谈论自传出版事宜，三人简单地用了茶点后，他又如旋风般离开。半响，夫人感叹到，“刚才我们好像真的和一头黑豹喝过茶。”多年以后，中国作家张承志以相知恨晚的语气高声赞道“真正的黑豹是马尔科姆，真正的人是X”。
演出成功结束后，密西西比的小演员在积极分子的安排下如愿以偿地见到了马尔科姆。但祖鲁·聂鲁达错过了那一刻——他去布鲁克林看望他刚搬来的姐姐。
缺席是永久的。
1965年2月，马尔科姆在哈莱姆167街阿杜本剧场的演讲会上遇刺。他在台上刚说完一句穆斯林的祝安词，凶手发难了。他被21颗子弹打成筛子。如今在阿杜本旧址，天花板上特意装一个小型聚光灯，静默向下指着他倒下的那处地板。
马尔科姆有言，如果我能活着看见这部自传出版，那才是怪事。他早预料到这一天的到来，“任何想追随我及这场运动的人，都应该时刻做好准备：坐牢、住院或入土”，而他自己率先迎向残酷的命运。
那时祖鲁已经回到南方，准备高中毕业。收音机传来的噩耗让他无比震惊和懊悔——那在少年心头刻下了难以磨灭的挫痕。为了弥补缺失的一次会面，他此后五十多年的人生里不断回到同一个梦境：年轻的他见到了马尔科姆。“我总是幻想我有着另一个平行的人生，在那一个生命里
，我握过的手”。
祖鲁·聂鲁达的故事远未结束。他当时在小剧场的演出埋着新的线索。台下一个同岁的亚洲面孔的姑娘在散场后和他攀谈起来，他们互留了地址，后来他们开始频繁地通信，数年后他们结婚了。
姑娘名叫奥迪·河内山（Audee Kuchiyama），是第三代日裔美国人。她的母亲的民权运动中的杰出的亚裔领袖、马尔科姆的亲密战友——河内山百合（Yuri Kuchiyama）。在马尔科姆中弹倒地时，百合冲上前去，“我双手环抱着他的头，浑身颤抖”，和其他围在身边的人试图拯救他——这一幕被《生活》杂志在混乱中捕捉到，成为遇刺现场唯一的近距离照片。在1992年斯派克·李导演的《马尔科姆·X》中，百合的角色被X的夫人替代了——她捧着他的头哭喊着救护车；但在2001年《拳王阿里》电影中，却又严格按照历史还原了百合的角色。
尽管不少早年带有马克思主义激进色彩民权运动家（如陈玉平/Grace Lee Boggs）到了晚年都难以避免地被美国官方和主流的声音归结为光明、温暖而无害的“人权活动家”范畴，河内山依旧没有失去本色。1993年，72岁的百合赴秘鲁考察古兹曼教授领导的共产党游击武装“人民战争”（“光辉之路”）并从那以后为之公开辩护。甚至在2003年访谈中语出惊人：本·拉登帮助世界更好地看清了美国政府才是最大恐怖分子。这也难怪2016年她95岁诞辰时，谷歌将她的头像设为主页（doodle）的做法招致极大争议。这些争议从侧面让我们更好地认清“民权运动”这个概念本身潜藏的问题。作为那段历史通行的名称，这个不准确的说法有着去政治化的风险，首先，运动的民权（civil rights）面向只是历史大潮中早期的一部分，如南方黑人推动投票权从法律条文成为现实，及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运动诉求和斗争策略（黑人应当享有像白人拥有的那些可以由国家机器保障的实际的存在状态），而对于在中后期涌现出的对美国政治体制不合作、不信任、不参与的斗争立场则完全不能涵盖；其次，“民权运动”暗示着运动本身是一种对法律的践行，是既有的政治议程下的继续推进，是同质的政治体内部的完善的推进，从而在本质上是对一种政治的保卫和延续；可事实是，至少在特定的时间内，运动造成了美国严重的政治危机，其否定性和断裂性的政治实践开创了大量未经设想、未被安排、不在既有政治范畴内的新局面，其复杂性远非“民权”概念能支撑。今天当我们说“民权运动”时，应保持警醒（改变这一用语非本文目的，读者在文中将看见“民权运动”与“黑人解放运动”的交替使用）。
1965年夏，祖鲁不顾父母反对，永久告别了密西西比家乡，重返纽约哈莱姆并再未离开。祖鲁自然是125街河内山家中的常客。从和马尔科姆密切交往开始，河内山一家处于长期的监视中，他们和联邦探员总不期而遇，又心照不宣。渗透和眼线则难以避免，一个气质阳光的大男孩儿风雨无阻地参加百合家的每一次活动并赢得其全家的信任，直到某一天突然消失才揭露了他的卧底身份。
马尔科姆的穆斯林身份在黑人解放运动中是一处醒目的亮点。游历中东和北非的朝觐之旅不仅是尽守穆斯林的义务，也让他得以踏入第三世界斗争的前线，并在那儿被接纳为来自美国的反抗同胞。从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开始，又经与以色列的缠斗，阿拉伯地区较早地成为反帝反殖运动的先锋。马尔科姆飞跃大洋且横跨亚非的旅行深刻地拓展了他的思想。百合通过他从前方不断飞来的信件目睹他的转变。返美后的马尔科姆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建设上均有大幅度调整。它不仅是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的导师，他也开始成为真正让这场美国国内的运动逐渐超脱美国本土语境而带有世界意义的人。在短暂而剧烈的时间内，他完成了从黑人民族主义者朝向泛非主义者，继而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转变。美国民权运动在受压迫者的运动的脉络中在逐渐融入动荡的世界史，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舞台上鲜明挑战角色产生了更强烈的共振。
但马尔科姆·X却永远错过了中国。在结束了1964年4月的麦加朝觐后，他向西第二次进入埃及，与纳赛尔总统会面，继而向南访问独立不久的肯尼亚、坦桑尼亚、加纳等国，几乎见到了所有第三世界反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在加纳他收到中国驻加纳大使黄华发出的访华邀请。因为行程紧张，他最终未能成行。他转而推荐了另一位时在加纳的女性黑人解放战士、美国共产党员维奇·加尔文（Vicki Garvin）前往中国（她先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执教，后在北京担任中国对外宣传的重要阵地《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英文版编辑，1970年返美）。
尽管如此，他对中国和亚洲的情形并不陌生。
百合回忆了1964年6月他在纽约办公室接待日本广岛-长崎世界和平研究会的赴美考察的代表。
在与原爆幸存者谈话时，马尔科姆指出“西方侵略下的亚洲史和非洲史没有根本区别”。“你们遭受了原子弹的打击……我们也遭受了同样的打击——这个原子弹叫种族主义”，他进而指出日本的问题在于美日安保条约下“布满了美国的军事基地”。“他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毛泽东，他钦佩毛因为后者战胜了封建主义、政府腐败及外国侵略者。他也认同毛在革命路线上先同农民结盟的策略。”，接着，他也谈到了局势刚升级的越南，“越南的斗争是整个第三世界的斗争：即反抗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Pass It On: A Memoir of Yuri Kuchiyama)《薪火相传：河内山百合回忆录》）
同年底，切·格瓦拉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马尔科姆邀请他前来非裔美国人团结组织的集会上讲话。格瓦拉未能到场，将讲话写给马尔科姆，让他在现场代为宣读：
我们生活在一个革命年代的革命世界……这个国家的黑人斗争必须和全体世界人民的斗争寻求联系……密西西比的问题只能伴随着刚果的问题一同得到解决。
马尔科姆的死，催生一大批激进的黑人组织：黑豹党、马尔科姆·X协会、非洲人民党、新非洲共和国、马尔科姆草根运动等。
在纽约，祖鲁不仅是百合的女婿，也长期充当了她的司机和保镖。探访狱中的同志是他们常规的活动。纽约州数个重型监狱他们都驾车走遍了。那时，伴随着福柯的监狱研究行动小组在学界的影响，监狱一度成为祖鲁博士期间重要的研究对象。1974年，他在和司法部门的互动中曾获得机会在纽约一处监狱里给狱卒和囚犯上课，借机看望一位马尔科姆的忠实的追随者。此人入狱不久后听闻导师遇刺的消息，复仇是狱中唯一的信念。迟至1986年，他终于获释，从此他身怀短枪在纽约的大街小巷苦苦穿行，但在得以下手之前，他在布鲁克林地铁站月台和警方的交火中身亡。
对于发生在美国的一切，遥远的中国并未缺席。相反，中国在世界各个躁动的角落里成为参照。从黑非洲到美国，黑人群体将中国认定为他们最坚实的盟友。中国也把非洲看作“革命的大陆”，而美国黑人更是帝国主义内部的掘墓人，是全世界反帝斗争的内线力量。
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是另一位重要的出走者。
他认为毛泽东是真正懂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本质”、“最可能为黑人说话的一位世界领袖”。而中国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一个新兴领导力量”，是一座“受压迫的美国黑人和非洲人民”之间的“团结的桥梁”。这位实践武装自卫原则的早期黑人斗士在1962年出版了影响深远的《持枪的黑人》（Negros with Guns），次年，他在美国通缉下流亡古巴，接着他迁居中国。一条黑红交织的线索逐渐展开。他在中国最著名的照片是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让毛泽东给他的《毛主席语录》上签名。在他的请求下，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头版发布了历史性的声明：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深信，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1963.8.8）
在中国居住的三年期间，罗伯特成为黑人斗争组织“革命行动运动”和“新非洲共和国”的流亡主席。后者大胆地设想黑人在南方五个州暴力夺取政权，成立自己的国家。他试图将中国革命的经验应用到美国的构思中，以弱胜强的游击战争自然成为思想核心。越战期间，罗伯特前往河内会见胡志明，以北京和河内的胜利立场向不断鼓励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
正因为上述险境中的出走者，民权运动越出了从 1955年蒙哥马利市抵制公交事件（由罗莎·帕克斯因拒绝给白人乘客让座而入狱起）到1963向华盛顿进军（马丁·路德·金在此运动中发表演说《我有一个梦想》）的传统，得以溢出帝国疆界而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的斗争联系了美国和世界。黑人的先驱为寻找道义和思想资源而将眼光放向全球，放向民族解放浪潮中的非洲，放向同样沸腾的亚洲。他们成了世界钉进美国的楔子。黑人的斗争不断地质询着美国立国的根基，批判着源于殖民主义的黑奴贸易史，声讨着资本主义基于种族策略而制造的贫苦、剥削与欺压。“重建黑人经济”、“社区免费早餐”、“社区医疗队”等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项目使战后美国耳目一新。在这一意义上，民权运动不仅改善了黑人和亚裔等少数族裔的权利状况，不仅更新了法律，更新了文化，更重要的是惊醒了美国曾经封闭而自洽的自我认同，它迫使美国人重新审视多重的自己及与世界的关系。从内向反省开始，逐渐撬动帝国的思想根基。这是美国在战后成为超级大国以来第一次对“他者”尝试投以理解，也第一次试图聆听帝国的敌人的教诲。受压迫、受剥削者不在遥远的别国，而是赤裸裸、眼睁睁地存在于国土之内，作为“祖国”的构成部分。接着，人民因此明白了国内的痛苦和亚非拉的灾难在帝国框架里是同构的。这是黑人解放运动最激进之处。这些英勇的人群用自己的痛苦的位置如同连通器一般打通了帝国内部和外部，使得堤坝之外的洪水得以倒灌——报复洪水真正的制造者。也因如此，第三世界的概念才在后来能够真正进入美国人的生活，成为一种与生活密切交织的镜像。1967年，潮水般的学生冲击五角大楼，他们在现场撤下星条旗而升上了越共的旗帜。那一刻，他们似乎在为北越而战。
黑豹党则是更有力的决堤者。
他们1966年在加州奥克兰兴起，其诞生几如横空出世。鲜明的武装斗争立场、明确的组织和纲领、马列毛主义意识形态及从社区做起的扎实的经济-福利项目都使得他们很快被美政府认定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内部威胁”，并毫无保留地对其渗透、离间、抹黑和直接狙杀（后来其残部转入地下组建了黑人解放军（Black
Liberation Army）进行武装袭击）。
非暴力路线已经走入瓶颈。伴随着1968年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遇刺，上百个美国城市随即爆发悲恸的骚乱。
针对牧师的死，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第二次直接声明。他开篇说到，“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他接着指出：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1968.4.18）
黑豹党的崛起正是六十年代彤云密布时。对于真正的革命带来的暴力的讨论开始进入严肃理论化的阶段。曾在在正义、平等、自由等宽泛概念下简单地认同彼此的人们，在继续前行时渐渐触及到硬核的问题：非暴力原则是否应无条件贯彻？暴力在什么情势下有正当性？斗争的手段是否应该设限？和平是绝对崇高的吗？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怎样转化？物质力量从哪里来？这些对革命暴力问题的探索实际是在第三世界的人民真实面对的残酷而紧迫问题。在一个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六十年代将这些问题带到第一世界人民的面前，用它们质询着世界体系的核心。'
马尔科姆·X的话再次回荡：“如果非暴力原则只是为避免暴力而不断拖延美国黑人问题的解决，那么我认同暴力手段”。“我们的非暴力原则只适用于那些非暴力对待我们的人。”“我们不是信奉非暴力缴械哲学的自我设限者”，应当“有原则地行使暴力”。他的思想依旧赤裸、敞亮而危险。
黑豹党明显地继承了马尔科姆的思想和血气。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强调和马列毛的思想资源，受到了法农、格瓦拉等人的影响。而他们很多的具体政策实际上也来源于马尔科姆的探索，比如其“十项计划”中就带有后者的思想雏形。
1969年，黑豹党已成为有着全国影响力的组织，他们在纽约哈莱姆设立的第一个国内分部（也在阿尔及利亚设立了第一个海外分部）。黑豹们开始频繁地成为河内山家的座上宾，而祖鲁和他们也越来越熟，最后他决定以此作为他的论文研究题目。“我应该是第一个研究纽约黑豹党的学者。我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写他们，后来老师告诉我那叫民族志方法”。其间，尽管祖鲁总是选择性地写出部分内容，可每一篇论文都引起FBI探员的强烈兴趣，因为他上交的论文发下来时订书针线的位置已经发生了偏移。“显然，有人将论文复印了”。FBI开始直接出现在祖鲁的生活里，他们开始潜入他的公寓，在他的桌上放一只带有FBI标志的笔；有时直接敲门，“威廉姆斯先生，我们能进来吗？”“不——我说，我一点儿不怕他们”。
洪水持续击打着美国。
延绵的黑人解放运动构成了世界革命特殊的景别，他们的战线在哲学上揭示了第一世界内部的空洞化及被反转的可能。它表明，在美国内部，依旧有着与世界人民相互认同、相互支持、共享阶级位置的兄弟姐妹。世界革命不会止步于美国国境线，人类解放的共同事业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拒止的。它将洗礼所有人，美国也不例外。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来，对抗这一体系的全球力量首次形成了另外一种体系，尽管非常脆弱。“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根本不是修辞，而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写照。震荡发生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互相催化、互相参照，也互相支持。
黑豹党有着更强的世界影响力，他们到访革命巨浪中的北京、东京、非洲多国，也直接启示了印度的贱民（Dalit，达利特）运动——1972年“达利特豹党”在孟买成立，明确效仿黑豹党进行激进反种姓制度的贱民解放斗争。而黑豹党向全世界承认并支持达利特豹，将后者敬称为同志。这些在世界范围的团结也反映到美国内部，加速了各色人种之间的团结。日裔美国人河内山百合无疑是其中重要的英雄。
“带回”是另一个美国在六十年代的重要意向，它表示在经验上重新认识周边世界及和自己的关系，由此形成对外部理论新的接纳与回应。人们被迫认识到，美国不是一个光荣而正确地悬浮在地球上的国家，而是某个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心，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将痛苦和幸福来回输送，造就统治和被统治的地形。“带回”是一个与“出走”并列的概念，此两者的共同作用才使得美国的六十年代与全球产生根本关联。“带回”不是一个模糊的意向，而是体现在实际的战斗策略中。他一方面牵涉到对美国以外的人民的理解，即世界面貌返照在美国内部，丰富了美国自身的定位与认识，由国境线、公民身份、立国神话和在世界体系中处于掠夺地位政治经济结构共同合围的世界观至少在某几个瞬间保持了开放，产生了自我反省和批判的可能；另一方面则是更具象的。这在反越战运动中更明显了。
如果说黑人解放斗争中抗暴的黑人领袖出走古巴、中国、越南和非洲，在观念和逻辑上初步联系美国和革命中的世界，那么越战就更是美国主动闯入六十年代并将其升级的另一条线索。六十年代的传媒技术使得越战成为一场大规模的直播，而彩色摄影和电视的普及使得苍翠的热带丛林和凝固汽油弹绽放出的琥珀色在屏幕面前带来摄人心魄的反差。非对称战争造就的大规模屠杀伴随着美军伤亡人数的急剧攀升，美国人意识到“我们的国家在远方杀戮着成千上万的人”。“在一个暴力的时代，看着你的国家在别国屠杀无辜的人民，如果什么也不做，只继续享受中产阶级的舒适，这本身就是一种暴力”。
马尔科姆不早就说过吗：
如果暴力在美国是错误的，那它在海外也应是错误的。如果保卫黑人男女老少的暴力的错误的，那么美国强征我们到海外去暴力地保卫它也就是错误的。反之，如果美国有理由强征我们并教会我们学会暴力地保卫她，那么你我就有理由不惜一切手段在这个国家里保卫自己的人民。
美国对外暴力将在国内催生同等的反作用力。
一定程度上，越南之于美国如同更早的阿尔及利亚之于法国。越南战争成为冷战中最大规模的热战，军队在海外的残暴让人们无法将国家的内外两张面孔统一起来，人民难以忍受这分裂并开始走上街头，政治的热情烧得更旺了。越南不仅是美国的越南，也是全世界的越南。“带回”的逻辑是“将战争带回家”，即把战争的残酷和不义以一种正义的报复方式带回本土，让美国不得不面对它在海外施行的一切残暴。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报复帝国。再具体些，也是把自己看做世界革命中有相应位置和明确分工的一部分。第三世界进行着反抗帝国的斗争，而帝国内部的人应当策应第三世界的攻势，对帝国进行内外夹击。正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告诉罗伯特·威廉姆斯，现在是将战线带回到美帝国主义内部的时候了。这“带回”使得第三世界在1968年前后骤然清晰且有力起来，得以在第一和第二世界中密集而具体的呈现。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之间互为镜像，人们在自己身上想象彼此、成就彼此。在革命的语境下，美国对越南的侵略产生了世界秩序的一种反转，将弱小的越共和北越在全球的注视下加速塑造为格瓦拉式舍身鏖战的英雄，胡志明也一跃而成世界舞台的中心角色，他的名字无人不知。受压迫的小国反而因此具备了巨大的道义能量，一个政治和经济上处于边缘位置的小国却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把握了中心议题的主动权，攻势凌厉，对强大的帝国主义毫不示弱。在某一刻，东风不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压倒西风的势头。它用哲学的语言向世界指出，弱小能挑战强大、边缘能挑战中心、卑贱能战胜高贵、新的能挑战旧的，没有任何秩序是神圣不能颠覆的。霸权一旦形成，其本质是规定性和压制性的，而异质力量最终能突破霸权对它的规范、收编或剿杀，改写规矩，解放的潜质因之得以释放。
第三世界的经验与理论受到了认真对待。1968年由反战学者（大多是高校学生及年轻教授）组成了亚洲关注学者委员会（发起者包括了日后各自领域的著名学者，如裴宜理、马克·塞尔登、布鲁斯·卡明斯等）。该委员会是“一种亚洲和西方学者间的沟通网络……一个发展反帝国主义研究的群体”。1971年夏，他们成为1949年后第一批走进中国的美国访问团。他们考察了政治、经济、教育、工厂、城市、公社、艺术等多个领域，也对周恩来做了4个小时的专访。次年春，他们在美国出版了轰动一时的《中国！在人民共和国内部》（China!
Inside People’s Republic）。其扉页印着：
周恩来的话：
如你们所见，社会的转变需要时间。近年来，毛主席已经注意到这一事实：美国正处于伟大风暴的前夜。而至于这风暴将怎样发展，不是我们的——而是你们（指美国到访者）的任务……
在当年第二批访问团中就有百合的小儿子艾迪·河内山（Eddie Kuchiyama）。在人民大会堂的座谈会上，周恩来问他，你认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矛盾是什么？艾迪后来写到，“我紧张得快要尿裤子了”。他答，“是美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矛盾！”周恩来说“正确，聪明的年轻人”。
当然，将“带回”执行的最激进的还属越战催生的多种反抗组织。地下气象员（weather underground, WU）是一个举国关注的武装团体的典型。该组织属于日渐激进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SDS主体是学生，但1966年持马列毛主义的进步劳工党（Progressive Labor Party）也部分地加入了他们，并鼓励他们掌握阶级分析方法和反帝国主义的视角。1968年，在芝加哥召开的SDS全国大会上出现不同倾向，激进者最终在1969年夏秋间演变出的新的派系，即WU。其名称源于鲍勃·迪伦的歌词“你不需要一个气象员也知道风往哪儿吹”（You don't need a weatherman to kn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气象员们大多是白人大学生，领导者包括了1968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占领运动的核心人物马克·鲁德（Mark Rudd）。他们一方面希望能在革命激烈的洗礼中，涤去白人的“原罪”，实现真正的种族平等。另一方面，他们明显对和平抗议在美国的前景感到绝望，他们相信既有体制对和平抗议所能带来的改变已经达到极限，换句话说，体制对和平抗议已经免疫了。那么，是时候直接砸碎体制了，暴力推翻美帝国主义的目标写进了纲领。
1968是个眼花缭乱的顶点，是也个分水岭——在这一点上，美国和欧洲几乎同步。1968过后的时段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左翼运动的退潮，而是一种分化。1968及以前，运动的参与者只需要有相对宽松模糊的认同便能结成同盟，时局尚不要求人们做出清晰的路线选择和政治决断。同时，资本主义体制的弹性和转化能力对暴乱的容纳也处于张力的最大限度。所谓1968就出现在这样的瞬间。对待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态度各有差别，多方力量在团结、误解和相互借力间交错平衡，造就某种偶然且瞬时的均势。随即局面将撑破，旧的矛盾随之殒灭、资本主义处在新的阶段里，选项已经在世人面前摊开：既然已经湿了脚，那么是在浅滩嬉戏，还是继往深水处涉行？对无处不在的反抗者而言，他们需要回答是否要建立更严密的组织，往更艰巨的方向走去？是否应当将戏剧性地冲突转化为看似琐碎却根本的对民众的动员和团结？是否能克制绝对自由的幻觉而寻求个人与集体关系的辩证统一？在那个关头，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人们指向两条路。
在这个节点过后，日本赤军、意大利红色旅、德国红军派、法国直接行动小组，美国的黑人解放军及气象员等激进的暴力武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派今夜就改天换地的模样（当然，在第三世界，更残酷的武装斗争早就如火如荼了）。而更多的未能迈出这一步的，又在超凡的宏伟仪式感的纾解下，做好了回过头和日常和庸俗破镜重圆的准备。朝着灵修、致幻剂、东方神秘艺术、嬉皮、反文化的方向继续发展。在这一脉络里，他们只选取革命的反常、激越、释放而对革命要求的组织、纪律、集体、残酷和漫长则无法认真面对。并放弃把握对这两者间的辩证关系。资本主义塑造的人格与伦理观依旧强大地起着作用，它使得革命行动始终无法摆脱既有的认识范畴，不能创设出新的矛盾（尽管在语言上行动者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这最终导致了反抗的空洞化也即政治的消亡。真正支配1968一代激情的核心是个体自由的世界观。这些单纯关注自我感受，认为解放乃是每个个体从压抑的社会中直接挣脱而就可以达成了，激情反而使得严密的革命组织和机器更难造就了。从这一点说，六十年代在1968年那一刻已经发展成一个包含着自我瓦解的情形，那些使得革命的火焰骤起的因素在其后的某一时刻走向了反面，恰恰将革命釜底抽薪。造就1968的条件也注定要毁了它。
地下气象员就活动在这两条路的纠葛中。
1970年5月21日清晨，KPFK广播台接到自称地下气象员的来电。电话那头是博纳丁·多恩（Bernardine Dorhm）。此前，人们只知道她是芝加哥大学法律博士（J.D.）并协助过马丁·路德·金工作。但此后，她被联邦调查局列入最高通缉的十人名单。她当时在电话里语气淡然：
你好……下面我将宣读《战争状态声明》。这是地下气象员的第一次公报。全世界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人们，都期望着我们这些身处敌后战略位置的年轻人的加入，和他们合力摧毁这个帝国……
成千上万的抗议和游行已无效……革命暴力正当其时……
现在，我们将采用越共的经典游击战法和图帕莫鲁斯的城市游击战法来对付这个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切·格瓦拉教导我们，“革命者当机动如大海中的鱼儿”，而这个国家施于年轻人的异化和轻鄙已经造就了革命的汪洋大海。
……
如果你想找到我们，我们就在这儿：在每一个部落、公社、宿舍、农庄、军营、联排别墅：我们做着爱、嗑着药、装着枪。
……
在接下来的14天里，我们将攻击美国非正义的机构或符号……在敌后作战以解放人民。
他们的登台首演是未经安排的：在纽约格林尼治村地下室研制炸弹时操作失误发生爆炸，三名成员和房屋一同化为灰烬。接下来的数年中他们用炸弹袭击了纽约警察局总部、美洲银行、旧金山普勒西迪奥军事基地、哈佛大学、国会大厦。袭击也尽量挑选特定时刻：抗议入侵老挝、响应阿提卡（Attica）监狱暴动、纪念古巴革命等。
气象员们表达想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的愿望。如Mark Rudd多年后回忆，“我们不断地涤清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成分，而希望像共产主义干部那样要求自己”。在暴力活动5年后的1974年，气象员们发行了他们的政治宣言《燎原之火：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政治》（Prairie Fire: The Politics of Revolutionary Anti-imperialism）。在前言的结尾处写着：
“燎原之火”基于这样的信念，即革命的任务就是制造革命。这并不抽象。它意味着革命者必须深切地忠诚于未来的人性，运用我们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来理解瞬息万变的局面、组织群众和人民进行战斗。它意味着斗争、风险、艰辛和逆境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唯一的不变是永恒的变化，唯一的可能性是不成功便成仁（victory or death）。
尽管如此，气象员，即这群白人学生的做法带着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点与当时西方众多类似组织非常相似。似乎群众只是如符咒般想象中的力量，只需要挂在嘴边就行。世界左翼运动的历史轻易地反显出气象员们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无论怎样将自己置于危险乃至牺牲的境地，他们都未能掌握物质力量从而转变根本的社会结构。如同情境主义早年假设一般，他们创造的只是异质的景观和符号。所出身的阶级限制了他们对暴力斗争策略及其伦理观的深刻理解，他们背叛其阶级的行为失败了。这正如1968年街上的学生和阿多诺论战时，后者说，“思想中的乌托邦冲动越强，它就越不会把自己对象化为乌托邦（进一步的退化形式）并以此来代替乌托邦本身的实现。”尽管阿多诺不是一个革命者，但这句话在当时的情形中是有力的。讽刺的是，由于气象员在每次爆炸前都会匿名通知那里的人撤离以免伤人性命，气象员们自首或被捕后并没有遭到美国司法部门的残酷镇压。一句话，国家未判别他们为体制的敌人。
《燎原之火》指出了“燎原”的可能和必要性。武装团体们正确信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时，却发现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两种看似矛盾却根源如一的节奏就这样出现了。美国和世界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海外的战争泥潭和的国内局势动荡使得美国最终从越南战场上收缩、停战和撤军，后来连西贡都彻底放弃了。反越战的风潮不可避免地走低，1968的消散不远了。
1975年春，美军最后的力量终于撤离了越南。越共占领西贡。越战结束。
同年，百合长子比利在曼哈顿蹈海自尽，全家陷入悲痛，黑人解放军团体致信吊唁。
1978年，祖鲁·聂鲁达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短暂任职后，他来到左翼旗帜院校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成为那儿的第一个黑人终身教授，此后他专注学术。
1980年，地下气象员转入地面，接受招安。和过去的一切道别。
1981年，黑人解放军重要成员先后入狱，停止活动。
1982年，已被严重摧残的黑豹党停止活动。
到此为止，曾经剧烈地洗礼了美国的风暴已快看不出任何痕迹。在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的任期后，似乎雨过天晴了起来。福特总统（1974-1977）说“我们国家漫长的噩梦结束了”，他的四年任期也在对“六十年代状态”的最终清场中耗尽（其后的卡特总统在就职典礼上称“感谢前任为治愈我们的家园所作的一切”）。而真正阻断六十年代延续性的是里根总统（1981-1989）——唐纳德·特朗普的偶像。里根带领美国重整“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再塑帝国金身。新自由主义下的帝国及其世界都变了，无需出走哪里，也不必带回什么。
至于风暴的遗产，始终处于去政治化的处理中。其一部分转化为青春、冲动和荷尔蒙的故事，将政治抽离具体的语境而将其视为一种“自然”现象、一种曾有着弑父冲动却最终与父辈达成谅解的成年礼；另一部分则滋养着后现代的政治观，成为今日认同政治（indentity politics）的重要思想基础。不试图对政治关系做根本的把握，反而刻舟求剑般地按照性别、种族、权属等既定范畴区分着人群。它无处不在地谈论着政治（以至于“XXX的政治”成为一种通行的句式），却又在任何谈论政治的地方阻碍它的到来。而六十年代真正危险的、却也孕育着新生事物、带有开创新局面潜质的特质还面目不清地埋在土里，期待着我们的识别和重新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