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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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进入专栏)  

   然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幅文明图景,也有其深刻的现实针对性。如果说一战前莫斯和涂尔干论述文明概念,针对的是极端国家主义,那么,一战后莫斯对文明论述的拓展,针对的则是欧洲的国族独立运动与国家关系问题。

   梁启超当年已敏锐地指出,这些问题实质为某种国际生活的“隐患”,具体表现为:

   当战争中,大家总希望平和[和平]以后万事复原。还有一种所谓永远平和的理想,多少人想望不尽。如今战事停了,兵是撤了,合约是签了,元气恢复,却是遥遥无期。永远的平和,更没有一个人能彀保险。试就国家上情形而论,各民族情感上的仇恨愈结愈深。德国虽然目前是一败涂地,但是他们民族种种优点,确为全世界公认。说他就从此沉沦下去,决无道理。现在改为共和,全国结合益加巩固,在四面楚歌之中不能不拼命的辟出一条生路。将来怎样的变迁迸发,没有人知道。所以法国人提心吊胆,好像复仇战祸刻刻临头。不然,何必求英美特别盟约,靠他做保镖呢?因战事结果,欧洲东南一带,产出许多新建的小国。从前巴尔干小国分立实为世界乱源;如今却把巴尔干的形式更加放大了。各小国相互间的利害太复杂,时时刻刻可以反目,又实力未充,不能不各求外援,强国就可以操纵期间。此等现象为过去战祸之媒,战后不惟没法矫正,反有些变本加厉。从民族自决上来看,虽然是一种进步,但就欧洲自身国际关系情况而论,恐怕不算吉祥善事哩。各国对于俄国过激派,一面憎之如蛇,一面畏之如虎。协约国联军帮着非过激派四面兜截,把维尔纳会议后神圣同盟各国对付法国革命那篇文章照样抄一遍,过激派的命运能有多久虽不敢知,然而非过激派的首领不能统治全俄是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判断的。协约国这种心理、这种举动,不但于收拾俄局丝毫无效,恐怕不免替欧洲更种一乱源罢。国际联盟一事,当去冬今春之交,气象如火如荼,我们对于他的前途,实抱无限希望。后来经过和会上几个月的蜕变,几乎割裂得不成片段。就中威尔逊的根本精神,原欲废止秘密外交,打破欧洲合纵连横的系统,其实此事何尝做得到。不惟做不到,美国自身先已和别人合纵起来了。而且就法国方面看来,分明有个国际联盟做平和保障,却兀自信心不过,必要从盟友里头拉出两个来保自己的镖。即此一端,那国际联盟的效力也就可以想见了。(梁启超,2006:8-10)

   法德交恶、“一族一国”观念导致的小国林立、苏维埃与保守派的对立、国际联盟的内在缺陷,导致欧洲未来“令人惊心动魄”的不确定性。此类矛盾在莫斯展开文明论述之时悄然激化着。莫斯在冲突与互惠、国族与国际、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分立与结盟种种对分之间展开其中庸主义论述。从这些论述看,引起他担忧的问题与来自远东的梁启超所提到的基本一致。

   不幸的是,莫斯借助文明论述所表露出来的那些带有预见性的判断,从其完成《诸文明》一文后,便渐渐一件一件地成为现实了。

   莫斯因经历二战而丧失学术研究能力(自1939年,他便几乎完全停止了书写),因过早辞世而没有机会观察到,二战后,“一族一国”观念随着联合国的建立而传播到世界各地,使多数殖民地和“部落”独立为国家(Geertz, 1963),许多古老帝国自我“贬低”为国族,几乎只剩“超级大国”采取联邦或邦联形式保持其“超国族格局”。莫斯生前致力于在“过激派”与“非过激派”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但他的努力在矛盾愈演愈烈的20世纪下半叶,却没有真正得到后人的理解和接续;他对结盟展开的思考,本可为“有限国际联盟”提供不可多得的参考,但现实政治生活的世界格局并没有沿着这条路行进。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所谓“文明冲突”的格局显现端倪(亨廷顿,1998),但国族化与世界化这个对分持续使这个格局更加复杂化,它们两相结合,制造着各种问题。

   然而,正是所有这一切遗憾,使莫斯的思想持续保持其新意。

   与他的其他作品一样,莫斯三篇关于文明的文章并没有穷尽其所知,也并不系统,一些地方甚至稍嫌凌乱和模糊,但这些论述开创了一系列建树极高的学术研究。其中,莫斯的学生们完成的古希腊、古中国、印欧文明研究,都堪称杰出。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引领下,法国社会人类学领域在战后出现了一条向“未开化民族的宗教”回归的路线,坚持这条路线的学者,出于对现代/文明世界与非现代/未开化世界二元对立观的警惕,大多放弃了莫斯的文明概念,但却持续得到莫斯思想的启迪,并因而长期关注联系不同社会共同体的关系领域。在历史学领域,区域中心的世界体系之研究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文明史的转向(布罗代尔,2003)。

   莫斯的社会学和民族学思想是基于他对英联邦和北美民族志成果的创造性借鉴形成的。之后,这一思想又与德国民族学和历史学产生相当密切的对话关系。20世纪学科史研究表明,尽管出自法语,但莫斯的思想可谓是对“英语人类学”的某种礼物回馈,直到当下,仍旧对后者起到激发思想的作用(James,1998)。

   莫斯如此超前,他不仅早一般学人半个多世纪反思了国族“传统的发明”(Hobsbawm and Ranger, 1983),而且,几乎是在所有方面,都为后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启迪。莫斯之所以能做到这些与他对于所处时代的“自觉”有着密切关系。

   莫斯生活的“大时代”正是19世纪中后期到二战结束这个时段。其间,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建立在三条明确的分界线基础之上,这些分界线包括:(1)在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历史学和以探讨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与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和东方学)之间存在的分界线;(2)贯穿于现代世界研究的过去(历史学)与现在(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的分界线;(3)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华勒斯坦等,1997:39-40)。不少学者相信,只是到了二战后,这些分界线才在美国主导的区域研究中渐渐得到消除(华勒斯坦等,1997:40-52)。事实上,莫斯在一战前后针对极端国家主义发表的言论及其文明研究,早已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穿越这些分界线提供了思想条件。

   关注文明现象,莫斯穿梭在古今之间,为了廓清文明的要素与形式,他对历史学、社会科学、人类学、东方学进行了广泛的综合,破除了过去—现在的二分历史观;从礼物交换切入“总体社会事实”,莫斯瓦解了非整体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边界;莫斯对社会科学的“社会”给予了重新界定,使之在趋近于网络状的关系体之同时,渐渐脱离与国族对应、直接面对“世界”的僵化共同体意象。这些必然使莫斯有可能在文明研究中预见了区域研究所意味的所有含义,并超出于这些。

   如果说区域研究意味着社会科学应与历史学更紧密地结盟,对在文化、历史、语言等方面具有一定一致性的地区展开综合研究,那么,莫斯所展望的文明研究早就是区域研究了。

   莫斯倾向于用文明来界定超社会、超国族的“地区”(他并不否认这些“地区”有的与帝国的疆域有着对应关系)。当下赋予地区以文明的界定,难以被理解,更谈不上被接受,原因兴许在于,学者们依旧没有从其先辈在科学与人文、理性与情感之间划出清晰分界线的制约中解脱出来。

   对于科学认识而言,保持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的距离,兴许是有必要的(莫斯的传人和批评者、结构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即如此主张),但是,距离的持续存在所导致的后果,却在社会科学家的预料之外。由于距离的存在,由于地区不再是文明,区域研究中的“区域”成为没有自己的理性、缺乏灵性和精神的“对象”,它们等待被社会科学主体来加以研究,而这些主体为了研究,或者说,为了在一个等待秩序化的世界中代表理性、灵性和精神,必须与情感和道德判断保持足够的距离。在主客二分的世界格局之下,区域研究悄然恢复着西学的“唯一文明”身份。

   人类学再次成为实例。20世纪80年代,受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批美国人类学家试图代表西方人类学对自身的历史进行全面清算,并以此为基础展望这门学科的未来(Clifford and Marcus, 1986)。他们有的用跨文化对话来描绘田野工作的本质,为了使自身的“表述”获得良知而致力于使人类学叙述成为“多重声音”的描述;有的用世界化的阶级秩序来揭示传统人类学与其被研究者的关系,试图使这门学科更有意识地规避知识的支配性;有的用艺术来界定学术,将民族志重新想象为发挥“土著智慧”、部分解决西方理性之困境的方法。这批学者正是在区域研究时代到来之后成长起来的,但他们在追寻知识良知的同时,却重新把本来已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地方性知识”(Geertz, 1983)的人类学回归到世界性的知识论结构关系的反思与扭转的进程中,在“尊重他者”的同时,否定“他者”在世界化时代持续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这种做法不是没有得到学界内部的批判性回应,但遗憾的是,即使是回应也几乎命定式地复制了被批判者的思维结构。比如,在英国人类学界,针对美国式的后现代人类学,出现了一种区域主义的“声音”,这个“声音”重申了民族志的“地方化策略”主张(Fardon,1990)。在发出这种声音的学者看来,民族志不仅是跨文化的对话过程及其描绘,而且也是民族志作者与其他民族志作者相互之间关系的表现。这类关系确实包含民族志作者与其被研究地区之间的自我与他者关系在内,但“他者”(被研究地区)是多样的,民族志作者在不同区域面对不同“他者”,不能一以概之。民族志与民族志之间的对话,可以理解为特定学术区内不同观点的交锋,也可以理解为从不同学术区提出的观点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以至交锋对于人类学概念的提出、否定和再提出有着关键作用。

   在推进“地方化策略”的过程中,向来坚守经验主义传统的英国人类学家们提出了“民族志区域”的概念,以之描述人类学知识的地理分布。他们还依照被研究社会生活方式之突出特征,将澳大利亚和北极圈边缘、非洲与美拉尼西亚、亚洲分别纳入到狩猎—采集社会、分支裂变社会和大小传统并存的文明社会这些“大类”中。

   所谓“民族志区域”意味着,人类学家都是区域研究专长不同的学者,其理论认识与其所在区域长期形成的“范式”密切相关,而这些“范式”可以说是人类学家话语共同体的基本内容,是人类学家学术交往的圈子。这个概念也意味着,构成诸人类学理论的诸观念来自不同区域,比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和跨越式现代化的看法,多半来自狩猎—采集社会,关于交换的看法多半来自美拉尼西亚,关于分与合关系的看法多半来自非洲,关于等级及整体与局部关系的看法多半来自欧亚大陆。

   这批英国人类学家早已放弃“文明”一词,坚信这个词汇浓缩地代表着19世纪先辈们所犯的所有错误。于是,这批学者同时否定了自己的和“他者”的文明,他们一面将不同“民族志区域”解释成“人类学理论”的来源地,一面将解释局限于人类学家的人文与概念圈子(“范式”)。然而,这些“范式”是否也是在民族志所在的“对象区域”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在表明“‘他者’(被研究地区)是多样的”这个观点时,这批人类学家已承认,被研究地区必然有莫斯描绘的那些特征和形式。然而,由于“民族志区域”的提出者不敢直面“文明”一词,因此,他们并没有给予“民族志区域”某种真正经验的界定。其结果是,其先辈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划出的过于截然二分的界线,照样让这些有建树的人类学家们在尊重“他者”中保持着西学的“唯一文明”身份。

莫斯早已指出,通过混合国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两种思想,19世纪西方误以为自己将变成世界的“唯一文明”。否定被研究区域的文明属性,也包括否定西方是一种文明,因而,似乎不存在这种“唯一文明”的意思。然而,区域研究那种否定地区文明属性的做法,却必然导致这类研究的倡导方凌驾于被研究区域之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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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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