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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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进入专栏)  
如莫斯指出的,即使是在国族化运动中,国族现实上还是依赖密切的内外交换关系生存和发展的,但在政治地理的观念和实践上,它却在内外之间划出了一条截然二分的界线,使之能够被用来在否定交换中突显国族的自强与伟大。

   其次,国家与社会是国族必须处理的首要上下关系。在这个领域,国族化使人们以上下分离的眼光看待这对关系,要么将国家视作高于一切,要么将社会视作“非国家的自然实体”。这两种极端的关系观念貌似对立,实质却相辅相成(专制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便是如此),其共同错误在于否定社会作为融通上下的系统的含义。与此同时,国族为了成就自身,还需要消除共同体内部的阶序(如古代的阶序制度)和“分支”(如血缘、地缘和派系关系)差异,将社会统合为一种“集体大人格”。

   在国族化运动中被创造出来的大众、民间、起源传统,正是为了社会统合而被招魂的。与此相关,为了成就国族,历史叙述者必须借助国族内外割裂的看法,基于孤立的国族意象,重新构想历史,使“过去”成为主权国家“自古而然”的“传统”。吊诡的是,国族历史时间性(即“前后”关系)既有着这一追根溯源、回归“黄金时代”的特征,又有着另一个特征——现代分离于传统的破裂时间性特征。

   莫斯(2010a:45)的《国族》针对的正是国族这种新创关系体的集体自恋心理:“国族兴起的时候……社会沉浸在文明之中而不自知”。展开文明叙述,莫斯担当的首要使命在于,揭示出社会共同体生成的前提条件不是疆界的划分,而是内外之间交错的关系。在莫斯看来,国族之所以可能自立和自强,乃因其善于借鉴其他社会共同体的发明创造。借鉴是社会和国际生活的常态。然而,使一个社会精确区别于另一个社会的,却往往相反——即,否认借鉴。国族便是通过否认借鉴来定义自身。

   为了揭示国族的集体自恋心理,莫斯将矛头直指其悖论(对借鉴的依赖和对借鉴的否认),并重点阐述了社会之间物品流动(即贸易)的文明价值。他指出,不同社会的各种物品及其成就在各社会之间循环流动的历史,就是“文明的历史”。古代社会之间贸易的频率低些,但并非不存在,更非没有意义,它一旦发生,就会更严肃、更庄严。与极端国族主义者描绘的情况不同,国族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不同国族之间不仅没有停止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还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从自我封闭中解脱出来。随着对交换的限制被解除,交换的数量、机会和强度都增加了。

   社会之间的贸易不是与社会内部的关系体制无关的。莫斯用了拉丁语“贸易”一词,并指出,这个词更为准确地反映了经济联系不能脱离其他各种类型和规模的交换和互惠往来的事实。他认为,作为有“总体社会事实”含义的贸易,有社会内部的贸易与社会之间的贸易之分。除了社会之间的贸易,服务和物品在氏族、部落、省份、阶级、职业、家庭和个人之间的交换,是社会内部的贸易,乃社会内部生活之常态。这类贸易发生于“上下、左右”之间,传统诸群体和个体之间的界线将社会联结成网络体系,同时,维持着社会中身份、区域和派系的差异。

   贸易是文明史的主要动力。这部文明史也是由“前后关系”构成的,但它与人们国族意象中的历史不同。文明的历史,不以国族自身的本土文化之源为起点,而可以在远方看到自己的背影。就贸易而论,不应将它想象为近代欧洲国族的独特创造,更不应该将社会的开放性视作欧洲国族对于世界的贡献。莫斯(2010a:47)说,“我知道没有社会如此低级、原始或者难以理解地古老,以至于孤立于其他社会而没有任何贸易关系”。即使是被认为最原始的澳大利亚土著,都有远距离的贸易活动,他们用石头或贝壳作为货币,以促成部落之间流通。在澳洲一些地方,部落民早已有某种类型的市场。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印第安人已经有以护身符、陶器和纺织物为主要物品的长距离贸易。美拉尼西亚人是伟大的航海者和贸易者,且拥有自己的货币。我们不应该设想自己所处的欧亚大陆才是文明的摇篮,莫斯认为,远在欧洲、美洲、大洋洲各地的“原始人”,因为有了自己的贸易体系而早已有了自己的文明。欧洲的新石器时代,常常被人们形容为“史前”或“原始社会”,但早在那个时代,人们不仅有了不同形式的通货(如琥珀和水晶),而且有着广阔的地理视野的贸易网络,这些网络把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联系一起。

   与国族历史时间性的回归和破裂的双重特征不同,文明史的时间性可谓是一种“无时间的时间”,或者说,一种与人类同时出现、与他者相依靠的心境的持续再现。贸易如此,技术的借鉴与传播亦然。在莫斯看来,借鉴和传播是作为人的本质的社会与生俱来的生命力,“是一种[社会]追求自身利益的事”。16世纪之后,大规模贸易和早期资本主义得到发展,正是在这期间,极端保护主义出现。这似乎表明国族化正在取得胜利。然而,也就是在同一时期,工业文明获得了更高的国际性(超社会性),至此,有关人的交流之本质的结论再次得到了证明,如莫斯(2010a:49)指出的,“……对技术借鉴以及由此增进的人类福利的重要性给予再高的评价也不为过。人类工业的历史确切地说就是文明的历史,反之亦然。工业技术的发明与传播一直是,而且将来也还是促成社会进步的基本进程,也就是说,是越来越广大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幸福的基础”。“人类的共同遗产不仅在于土地和资本本身,更在于使它们产生成果的技艺,正是这种成果创造的财富使人性成为可能,而且这是一种国际性地文明化了的人性”。

   在《国族》一文中,莫斯表现出对借鉴和贸易的高度兴趣,他不仅将这两方面的现象定义为文明史的核心内容,而且从生成原理上解释了它们的作用。借鉴和贸易都属于交换性质的;社会共同体生成于社会内部的交换,文明则生成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交换,交换是社会和文明生成的条件。共同体为了精确界定自身的边界,往往表现出一种反交换的姿态,尤其是近代国族社会更是如此。莫斯(2010a:46)提出,有必要对交换与反交换(具体为借鉴与反借鉴)的可变关系展开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和心理社会学的研究。不过,保持着对国族化运动的警惕,明确表明,他自己努力做的是,在承认可谓是“交流与封闭”之社会辩证法的同时,重点考察社会交流性和开放性(必须表明,在《国族》一文的叙述中,莫斯对中世纪神权政体、某些教派的世界主义都相当肯定;对原始部落的开放性,他也给予了浓墨重彩的刻画)的历史与前景。可以认为,正是出于这个思考,交换才成为莫斯学术工作的重点。

   完成《国族》一文五年后,莫斯发表了《礼物》,在这部杰作中基于民族志和历史学的相关成果,对有“原型”性质的交换做了总体研究。莫斯尤其关注礼物交换的双重特性,即互惠性(通过礼物的给予、接受和回报形成的“团结”)和支配性(通过给予礼物而使礼物接受者产生一种对给予者的负债感)。他笔下的礼物交换包括非竞争性、竞争性两类,前者通过礼物的赠与与回馈,使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形成相互依赖和负债的关系,后者通过炫耀性的礼物赠与实现人们对于权威者的承认。在两种不同的礼物交换中,互惠性和支配性都并存,交换的结果都生成“上下关系”。在《礼物》中,莫斯还重申了他和于贝尔之前对献祭的看法,认为献给神的礼物也将人与神明、物的精灵以及祖先联系在一个交换圈子里,在这个圈子里,献祭者在付出部分人格和所属之物的同时也得到了回报。

   在莫斯的叙述中,礼物交换从来不是单纯互惠性的,它带有浓厚的等级性。然而,莫斯并没有因为等级性的存在而否定交换对于社会与文明(社会与社会的关系伦理)形成的重大作用。在该书的结语,莫斯(2002:2009)说:

   只要社会、社会中的次群体及社会中的个体,能够使他们的关系稳定下来,知道给予、接受和回报,社会就能进步。要做交易,首先就得放下长矛。进而人们便可以成功交换人和物,不仅是从氏族到氏族的交换,而且还有从部落到部落、从部族到部族,尤其是从个体到个体的交换。做到了这一步以后,人们便知道要相互创造并互相满足对方的利益,并且最终领悟到利益不是靠武器来维护的。从而,各个氏族、部落和民族便学会了——这也是我们所谓的文明世界中的各个阶层、各个国家和每个个人将来都应该懂得的道理——对立却不能互相残杀、给予却不牺牲自己。这便是他们的智慧与团结的永恒秘诀之一。

  

   文明的要素、形式与区域

   莫斯1929年应著名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之邀,参与后者组织的一次有关文明概念的跨学科专题研讨会。为此,他写了《诸文明:其要素及形式》一文(莫斯,2010b)。此文依据的资料来自《社会学年鉴》第二系列第3卷《文明的概念》一文里一个篇幅较长的方法论注释,《社会学年鉴》第一系列第五、第六和第七卷刊登的有关文明概念的述评以及《社会学年鉴》第一和第二系列里发表的有关考古学、文明历史学、民族学著作的评论。在文章中,莫斯将自己和涂尔干关于文明的论述与当时的文化圈和文明史论著联系起来,阐述了社会学年鉴派文明研究的内容与追求,强调了文明的社会本质,尤其是文明与社会之间的融合与汇聚关系。

   莫斯在开篇即表明年鉴派的学术立场。无论是德奥系民族学派,还是美国文化人类学派,都致力于通过研究社会的相互关联来反对进化论。年鉴派则从涂尔干的“基质”观点出发,保留了进化论的若干因素,因而遭到质疑。但如莫斯指出的,年鉴派的进化观有其特殊性:其人类史,不否认变化,但认为变化之外还有积淀,后期“进步”总能在历史前期找到依据,这不同于一般进化论意象中的破裂式时间性(阶段史)。另外,年鉴派除了十分尊重德奥系民族学家和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之外,也与他们一样,关注不同社会之间的联系。在莫斯(2010b:59)看来,“所有这些学派的冲突都是徒劳的智力较量,抑或是哲学的或理论的主导地位的争夺而已”,“真正伟大的民族学家对问题和方法的选择都比较折中”,年鉴派就是一种折中的做法。年鉴派最关注的现象,是社会的内在关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承认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跨社会研究之启迪。

   当时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各派,似乎都把德国民族学大师巴斯蒂安提出的“三主题论”当做基础。巴斯蒂安主张,民族学研究应包括基本观念(Elementargedanke,即原生的“基本思想”、集体意识自主和独特的创造或“文化特质”)、地理范围(Geographische Provinz,即不同社会共享的文明事实、相关联的语言及种族团体)及游移现象(Wanderung,即文明的移动、传播和变迁,要素的借用、迁移、承载,不同人群的混合等)三大主题(莫斯,2010b: 59-60)。

   莫斯所倡导的文明研究,既带有社会学对社会性的关切,又关涉巴斯蒂安所界定的“三主题”。他力求以其“折中”来检验怎样才能对文明做分析性和综合性的研究。

   莫斯解释了自己对文明为何的看法。在他看来,文明也是社会现象,但不是所有社会现象都是文明现象。社会现象是指社会所专有的,使其与其他社会相区分从而与众不同的现象。这些可包括:(1)使社会与社会相区分的方言、宪法、宗教或审美习俗、时尚等;(2)特殊文化特征(如围墙中的中国、种姓制度下的婆罗门);(3)特殊民族传承关系(如耶路撒冷人和犹地亚人之间的关系,犹太人和其他希伯来人的关系,希伯来人和他们的后裔犹太人与其他闪米特人的关系等)。社会现象使自身与众不同而将己身与其他社会相分离,这些不是文明,而只能说构成“社会”。所谓“文明”,形成于长短不一的历史时期内,在数量大小不一的社会群体内普遍存在。文明也是社会现象,但与有社会边界的社会现象(这类现象不宜于传播)不同,它们的界线相对模糊(莫斯,2010b: 60)。

文明现象包括艺术和技艺的借鉴。民族志研究表明,某些美术的因素、音乐或者模仿艺术易于传播,物品、财富、货物、服务易于传播,崇拜偶像易于传播,巫术、占卜术、歌谣、童话易于随其实践者的活动传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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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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