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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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进入专栏)  
又重视认知国族之上的更大社会系统。涂尔干和莫斯指出,这些系统可以用“文明”来定义,而文明既内在于物质生活,又形成自身的道德境界,成为群体与群体、社会与社会、国族与国族在物质和精神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关系及关系伦理(即作为超社会之道德生境的文明)。

   在涂尔干和莫斯的重新界定下,文明成为一种空间分布范围广阔、包括多个社会的“社会”,它们具有“超社会”属性,但却是多样的,不等于“世界社会”。

   涂尔干辞世后,莫斯对个人之间和不同级序的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和关系伦理展开了更为系统的研究。他于1920年写下《国族》一文(原刊《社会学年鉴》第三系列1953年第3卷,见莫斯,2010a),又于1929/1930年发表《诸文明:其要素与形式》(原刊国际综合科学基金会中心编、巴黎文艺复兴出版社1930年版《文明、语词和思想》,见莫斯,2010b)一文,在两篇文章中直接切入作为国族与世界之间的“中间状态”的文明这一命题。在这两篇文章里,莫斯更为系统地阐发了他与涂尔干合作的《札记》所陈述的主张,通过对总体人文科学的综合构思,拓展了社会学年鉴派的视野,为文明的特质、形式和区域分布之研究做了有具体设想和现实意义的展望。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出现众多文明论述(Kuper,1999:23-46)。在这些论述中,社会学年鉴派(特别是莫斯)在一战前后提出的看法长期遭到忽视,却显然有着突出重要性。如卡森迪指出的,“法国涂尔干式科学社会学的基础,并不真的是某一不模糊的理论的确然建树,它不是被宗教崇拜般地应用着的信仰。涂尔干式社会学关切是,如何构思出问题意识,如何为一组问题的澄清开拓出一个概念空间,使之成为综合研究领域,以便社会的客体化能成为一个不断更新的课题,而不是被确然规定为某种信念”(Karsenti,1998:71)。莫斯对文明的论述是社会学年鉴派经《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涂尔干,1999)这一转向进入关系社会学和比较民族学这一“二次转向”的首要途径。通过“二次转向”,社会学年鉴派逐渐使得与国族藕断丝连的“家园式社会”获得某种国际主义性格,同时,使之保持着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差异。莫斯将文明实体化,在国族与世界之外识别出了一个有深远历史脉络的新领域,通过界定“超社会”文明现象,重新界定了人文科学研究单元的边界,为我们消解国族—世界二元对立观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持续影响做出了先驱性贡献。

   在1914年至1945年间,西方世界“所宣称的道德进步的真相仿佛被戳穿了”(华勒斯坦等,1997:55)。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莫斯集中关注了文明现象。随着二战的结束,“西方世界又重新鼓起了勇气”,乱世期间由刻骨铭心的悲剧生发出来的富有良知的思想很快被淡忘。莫斯的思想不是例外。他的许多著作是在战后被广为传播的,但被征引的却不是其有关文明的论述,而主要还是那些相比之下更为符合社会科学的国族与世界图景的作品。在英文学术界,直到21世纪到来之后,他关于文明的著述才慢慢得到一些学界同人的关注(如Schlanger,2006,2010;Wengrow,2010)。

   在过去的十余年间,我多次返回莫斯论著,在这些论著中领略了“超社会体系”研究的前景(王铭铭,2015)。在涂尔干逝世百年之际,我曾撰专文读解涂尔干和莫斯《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在详述莫斯原作内容的基础上,将之于相近时期出现于中国思想界的相关思考相联想和比较(王铭铭,2017)。在本文中,为了考察莫斯之文明论述对于社会科学“改革”的总体意义,我将从莫斯的学术人生入手,更为系统地考察这位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家(莫斯更常称之为“民族学家”)的文明图景。对莫斯和涂尔干所合写的“札记”的既有分析为本文做了铺垫,但在此,我将从这个入口处进入莫斯文明论述的其他两个文本之中,由内而外地复原其形象。莫斯的文明人文科学,担当着学术和现实的双重使命,既是对文明研究的构想,又是对有深远历史的文明的前景的展望。我深信,在莫斯学术人生的背景下考察他的文明论述,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论述与莫斯所处的时代的关系,又有助于我们在把握这些有时代印记的论述与我们的时代之间的关联基础上,展望社会科学超越国族意象与世界图式之限制的未来。

   “文明”一词的词源可以追溯到拉丁文civilis(公民的、市民的)和civis(公民、市民),在启蒙思想中常被用来指进步,此后,在法国、德国、英国获得不同含义(其中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用精神文化反衬出物质文明的做法,给文明一词平添了难以清除的贬义色彩)。无疑,若要充分领悟这个词汇,就要对创造和重新创造它的诸社会进行历史研究。已有不少学者在从事这方面工作(埃利亚斯,2013;威廉斯,2005;Stocking,1987),其取得的成果在富有启发之同时,也广泛存在社会史本质化、概念虚无化的倾向。这易于带给我们一种误解,使我们以为,概念自身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内容被清空的概念所标志的社会史时代性。接受埃利亚斯的看法(Elias, 1994),我相信,既然诸如“文明”这样的概念有其社会史基础,它便不妨被继续沿用,作为有历史事实相关性的“符号”来理解。接触社会学年鉴派的文明论述使我意识到,“文明”一词承受着欧洲近代史的深重历史负担,作为“能指”,有着相当大的随意性,因而,当莫斯用它来形容他从历史和现实中看到的相关现象之时,他的学术若不是因为“敏感”而被忽略不计,便极易引起争议。不过,倘若我们关注的正是莫斯所揭示的现象本身,而非单纯的观念史,那么,这类争议便可以暂时搁置了。

  

   马塞尔·莫斯

   莫斯逝世后,他的代表作被汇编成《社会学与人类学》一书于当年出版(Mauss, 1950)。这本书囊括了莫斯所著结构相对完整的论文,涉及巫术、古式社会中的交换、心理学与社会学的结合、死亡观念、人的概念、身体技术、社会形态学等领域。著名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应邀为此书撰写了长篇导读(见Levi-Strauss,1987)。列氏既称颂莫斯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的建树,也批评了莫斯过度着迷于“土著观念”。他认为,包括神话、巫术和宗教在内的“表象”,都是被研究民族的“有意识模式”,不能作为科学认识方法加以运用,而有待有能力把握“无意识模式”的外来学者加以解析。最后,列维—斯特劳斯微妙地用语言学式心灵结构观点替换了莫斯有关交换价值的社会学主张(古德利尔,1996)。

   列氏行文中提到莫斯的许多作品,但对其文明著述却几乎只字未提。莫斯所著《国族》一文,直到莫斯过世后几年(1953年)才整理发表,而他与涂尔干合写的《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和《诸文明:其要素与形式》虽早已发表,但前一篇篇幅很小,作为札记,并不符合学术论著的一般规范,后一篇仅是作为附录出现在会议论文集里,更像是某种长篇附注。

   列氏没有提到这些有情可原。写作一篇导读,不等于编纂一部年谱,只需选择人物著述中那些相对完整的原创之作加以评介即可,而莫斯的三篇文明著述都属于述评性质,并不符合这个标准。

   不过,在我看来,这一具有排他性的选择所导致的遗憾,却极其严重。莫斯一生持续关注文明这一论题,而他所写的三篇相关文章意义极其重大,也是我们理解莫斯思想的重要线索。以其最著名的《礼物》为例,此论著发表于1925年,时间正好在《国族》与《诸文明》发表的年份之间,可谓是在这两篇文章的问题意识之下写就的。

   莫斯文明图景的基本轮廓早已形成。1901年莫斯就任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讲座教授,这个教职是为“未开化[不文明]民族的宗教之历史研究”而设的。在就职演讲里,莫斯挑战了这个概念,他说:

   不存在未开化民族,只存在来自不同文明的民族。所谓“自然”人的假设已确然被否定……(Fournier,1994:90)

   这句话虽短,但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从其从学之日起,莫斯便反感19世纪西方学界广泛流传的“野蛮”与“文明”之分,他不相信“未开化民族”因“缺乏文明”而依旧生存在“自然人”状态之中。他认为,现代人和原始人之间的差异,不过是社会规模的大小,从社会内部的复杂性和宗教行为与思想观之,古人和今人前后相续,都是社会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莫斯主张将古今“文化”都称为“文明”,这与其说是旨在克服“文明”与“野蛮”之类概念含有的西方中心主义因素,毋宁说是为了表明,所谓“原始民族”一样有复杂的社会组织、礼仪制度和道德意识。用杨堃(1997:155)的话说,“莫斯认为……原始的落后的人们与文明的民族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他认为可以把初民的心理与文明人的心理互相比较,初民的信仰与仪式无论怎样的奇特,都确实已包含着文明人的理性,而他们在技术上的精巧也足以惊人”。

   在社会学年鉴派,如此使用“文明”一词并不是反常的做法,在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即时常能够遇见“原始文明”概念。但莫斯所说的“只存在来自不同文明的民族”一语,虽稍显随意,却意味深长。在莫斯看来,文明与社会性同时出现于人成为人的阶段中,但最早的共同体有赖分布范围比其更广阔的文明之滋养,因而,与其说有了人就有了社会,毋宁说有了人就有了文明。社会共同体既然来源于文明这类分布更广的“文化”体系,那么,相对而论,文明不仅在时间上先于社会学年鉴派曾致力于专门研究的社会,而且在空间覆盖面上也大于社会。

   《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一文出现在一战爆发之前不久,参是莫斯与涂尔干合作的两个少见的文本之一(另一个是《原始分类》,1902年发表,见莫斯,2000)。那个阶段,莫斯除了跟随印度学家莱维学习梵文和宗教史,也从舅舅(母亲的弟弟)涂尔干学习哲学和社会学。年轻的莫斯已博览群书,学有所成(1896年,他到巴黎学习比较宗教与梵文,1901年成为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宗教史教授),也活跃地参加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他受圣西门的影响,成为活跃的社会主义者,提出司法社会主义主张),但他一直以学徒的身份配合涂尔干工作。《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一文第一作者的署名虽是涂尔干,但它很可能主要出自莫斯之手。而《国族》、《诸文明》则出现在涂尔干逝世之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战令涂尔干丧失了儿子和众多优秀的徒弟,他痛不欲生,于1917年11月病逝。此后,莫斯成为年鉴派的第二代领袖,他既要捍卫涂尔干的事业,使之获得抗衡种种质疑的力量,又要引领同人和学生,使这项事业的生命力得以绵续。为了这些目的,莫斯必须在继承与发扬之间找到良好的平衡。《国族》与《诸文明》两篇文章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写就的。

   对于文明的关注,贯穿着莫斯学术人生的核心阶段。然而,莫斯并没有言必文明,他的文明论述是其主题繁复的众多探索性研究的自然结晶。

   1983年杜蒙在其所著《论个体主义》中收录了《马塞尔·莫斯:生成中的科学》一文(见迪[杜]蒙,2003:155-173),刻画了莫斯的学术形象。杜蒙认为,莫斯的人生可分为三个阶段,它们分别是1895年至1914年的第一个阶段,1914年至1930年的第二个阶段,以及1930年至1950年的第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莫斯是作为涂尔干的工作者;第二个阶段,他作为涂尔干事业的继承人继续工作,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在第三个阶段,他的心思摇摆在涂尔干的号召和自己独创的事业之间(相近的分期又见Hart, 2007)。

在莫斯人生的第一个阶段,他的舅舅兼导师涂尔干在回应亚当·斯密、斯宾塞的经济个体主义中创立了“社会学主义”,他比较了原始机械团结(人人相同)与现代有机团结,提出在社会断裂时代以世俗伦理取代宗教的主张。莫斯在涂尔干团队里负责宗教社会学方面的工作,除了协助涂尔干整理素材之外,还著述了《论祈祷》(直至1909年才完成120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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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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