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3 次 更新时间:2018-07-11 00:5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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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进入专栏)  
这一结局可谓是西方中心的“唯一文明”的一种变体。

   在亨廷顿(1998)“文明冲突论”这个例外中,诸文明似乎恢复了它们原有的身份,其灵性、精神、情感和道德判断上的含义重新得到确认。然而,作为西方区域战略问题专家,亨廷顿依旧以西方的“唯一文明”的实现来畅想世界秩序的未来,因而,也依旧将其他正在复兴的文明视作对于这一秩序的威胁(“冲突”就是指这种威胁)。

   莫斯用文明来界定区域,致力于指出,被我们研究的地区存在着文明所带有的所有含义,包括这些地区的创造,自豪感,自我认同,处理与“他者”关系的“为人之道”,借鉴与拒绝借鉴的辩证法,传统的守护与复兴,以及所有这些构成的超社会的道德生境。要理解诸文明,先要理解其区域存在的伦理理由,避免一味“推己及人”,以“我者”的文明推衍其他文明的“社会心理”。

   在预见了区域研究之同时,莫斯也预见了20世纪后期学界所谓的“全球化”现象,并对它保持警惕。在他看来,“唯一文明,除了较为进步外,不一定就带来好处和幸福”,而我们也并不能确定,这种文明是否真的在诞生。尽管文明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而密集,但文明唯一化并未成为现实,迄今为止,文明一直是多元的。我们的时代也持续在矛盾中行进,“国家没有消失,有的甚至还没建立,但一个国际性的事实和观念是新型资本主义正在崛起”;“我们不知道发展会不会将文明的一些要素——我们已经在化学和航空领域里看到了的改变——变为国家暴力因素,或者可能更坏的民族骄傲”(莫斯,2010b:73)。随着国家和文明的继续存在,它们所共享的特征的数量也会增加,每个特征似乎正在和其他特征越来越相似,而科技的传播正在使不同文明共享类似的生产生活方式。然而,矛盾的是,科技文明的发源地却也正在从原始艺术之类的领域引入创新的动力。这些矛盾现象的存在表明,文明的历史会走向方向未知的道路。

   对莫斯而言,如果说存在某些可欲的“唯一文明”版本,那么,其中一种便是所有文明成果构成的“共同储备”这个意义上的“唯一文明”。文明的“共同储备”不是标准化、同一化的;一方面,它意味着,“如果承载它们的民族不珍视和发展它们,这些文明便什么也不是”,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文明的优秀特质都将成为越来越多社会群体的共同财产”(莫斯,2010b:74)。

   不是说莫斯没有给我们留下进一步思考的余地。在他那段使吴哥文明之杂糅景象跃然纸上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一个规模算不上大的典型王权社会,不是凭靠集体大人格的内在一体化(社会的整合与个体化),而是凭靠方式各异的兼容并蓄,创造了自身文明的形态,使自身社会成为既环节丛生又浑然一体的系统。可以说,就事实而论,没有一个社会、没有一个国族不是内在地跨文明的,更不用说诸文明了。莫斯列举的那些文明区域固然有着自身的特征、形式及边界,但由于它们的共同气质在于生机勃勃,因而,即便它们的一些因素在历史上频繁遭到急于区别于其他的社会之排拒,但事实上它们已生根于彼此之中,使一个文明总是含有另一些文明的因素(王铭铭,2015:418-426;Wang,2017)。莫斯本来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由于生活在政邦哲学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在这个可能的结论面前,他徘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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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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