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日本开国、维新的中国因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8 次 更新时间:2018-07-09 18: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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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进入专栏)  

   1853年7月8日,四艘黑色外国巨舰突然出现在锁国已久的日本江户湾(今东京湾)水面。这是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准将率领的4艘军舰组成的舰队,此行使命是将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国的信交给日本政府。佩理得到指令,如果日本最后拒绝,可以使用武力迫使日本开国。这是日本历史上的划时代的事件,由此,日本被迫开国,进而维新,大踏步迈入“现代国家”。在日本的开国和维新过程中,恰恰是中国起了西方了解日本、日本了解西方这种双向互动的窗口、中介作用。这种窗口和中介作用,对日本的开国和维新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时,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已经整整十三年,中外贸易迅速增长,上海成为正在崛起的东方大都市。这时,太平洋彼岸的加利福尼亚正式并入美国已经五年,同时,俄勒冈领土正在大规模开发。美国已然成为太平洋国家,如能横跨太平洋,将大大缩短到中国的航行时间,大大减少正在快速增长的对华贸易成本,甚至有可能与对华贸易独占鳌头的英国一争高下;同时,美国捕鲸船队在大西洋竭尽全力但所获递减,逐渐将作业中心移到太平洋深处鱼场,靠近日本附近海域。无论是跨洋贸易的商船、海军的炮舰还是捕鲸船,都需要日本提供港口,作为补给食品、水、燃料和避险之用。然而,日本此时仍在实行有两百余年历史的严厉的“锁国”政策,只有长崎一港因历史原因允许中国和荷兰商船进入贸易,当然也有严格管制。1825年,幕府还颁布了《异国船只驱逐令》,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异国船只靠近海岸线,就要设法驱逐,可以使用武力,与其进行任何沟通、提供补给都是违法的。如何尽快打开日本大门,成为美国的急迫要求。

  

  

   打日本大门,首先要了解日本。日本严密锁国,很难管窥一斑,中国的澳门、广州和香港,于是早早成为西方了解日本的窗口和中心。

   鸦片战争之前,葡萄牙占据的澳门是传教士的重点,广州允许欧美商人在城外设立商馆,虽然规定外商只能临时居住,而且有严格的活动范围限制,但一些传教士也来到商馆,寻找机会向中国内陆传教。鸦片战争后,香港被英国占据,成为传教重点。

   1829年秋,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来前往广州,在黄埔港的美国商馆内住下。他在1832年5月创办了英文刊物《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旧译《澳门月报》,作者主要是传教士,是第一份向西方介绍中国的英文刊物,也是第一份“汉学”刊物。文章内容包括中国政治、历史、社会、经济、地理、法律、博物、贸易、语言等方方面面,《中国丛报》共发表各类文章近一千四百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占90%,也有少数关于东亚其他国家的文章。关于日本的文章虽然不多,却成为西方了解日本的重要信息源。这些文章介绍了日本的地理位置、区划、山川、物产、人种、政治、法律、风俗、宗教,介绍了本土的神道教和外来的佛教,介绍了日本高官去世后有活人或者用泥人陪葬的习俗,对天皇制度的历史渊源和现在与幕府的关系也作了介绍分析,澄清了西方的许多误解。但日本严厉锁国,传教士也进入日本。如何进入日本,更详细地了解日本,传教士一直在寻找机会。

   1831年11月,日本的一艘运粮船从爱知航向江户,途中遭遇风暴失去控制,在水上漂流。一年多以后,漂到美国俄勒冈一处海岸,原来的17名水手只有三人生存。这三名水手被印第安人俘获为奴,直到1834年5月,他们被一名好心的美国商人解救出来,将他们经英国送到中国澳门,希望他们然后能从澳门回到日本。1835年底,他们到达澳门,被安排在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 Gutzlaff)家中。郭实腊对语言一直感兴趣,不仅学习中文,还学朝语,正好跟这三位日本人学习日语。1837年3月,又有四名日本水手因海难漂流到马尼拉被送到澳门,仍被安排在郭实腊家中,为郭学日语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1837年7月,《中国丛报》发表了郭实腊的介绍、分析、评论日语的长文。经过几年的日语学习,他对日语的语音、词汇的基本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并对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的构成和用法作了详细说明。有意思的是,郭实腊此文提出日语是东亚最精致完美的语言,比汉语更容易吸收西方知识,相信拥有日语这样的民族一定会拥有高度的文明。不知从语言论断一个民族是否开放、是否可能拥有高度文明之论有多少语言学依据,反正后来的历史证明他至少“蒙着了”、“猜对了”。

   就在发表关于日本文章的1837年7月中旬,郭实腊和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等人乘“马礼逊号”(Morrison)前往日本,想把流落在外的七名日本水手送回日本,同时他们也藉此踏上日本国土。为了表示友好,“马礼逊号”没带任何武器,经琉球于7月30日船到日本江户湾水面,但没想到在登陆时不断遭到日本海岸炮击,一发炮弹还落到甲板上,只得放弃江户湾登陆计划。在返航途中,又想从鹿儿岛登陆,仍被炮击,最终无功而返,于8月底回到澳门。

   回到澳门后,卫三畏的即在《中国丛报》发表了长文《“马礼逊”号琉球、日本航行记》,对琉球、日本作了最直观的介绍。卫三畏是最早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之一,早在1833年6月就来到广州,在广州城外为美国公理会(Congregation Church)创办印刷所,随后又接管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澳门的印刷所。当时清政府不允许外国人在广州城居住,也不允许中国人教外国人汉语,但卫三畏还是想方设法通过种种途径学习汉语,并曾与郭实腊一起向那几位日本水手学习日语。他曾协助裨治文编辑《中国丛报》,负责广州地区的发行,1847年接替裨治文成为主编。

   佩里的舰队是1852年11月从美国佛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港启航,经加那利群岛、开普敦、新加坡,于1853年4月初到达澳门、香港,停留达二十天之久。除了添加补给外,这是近距离进一步了解日本的机会。到达港澳后,佩里向卫三畏详细打听日本情况。他知道日本虽然锁国,但对中国、荷兰网开一面,一直用汉字,所以将美国总统的信交给卫三畏,由卫三畏提供了汉译本。离开港澳,佩里舰队又驰向上海。在上海他停留了近半个月的时间,为了稳妥可靠,他又请上海美国领事馆一位在荷兰出生的外交官将总统的信译为荷兰文。

   在上海停留后,佩里舰队直驰琉球,卫三畏也从澳门乘船来到琉球与佩里会合,然后前往日本,卫三畏担任舰队翻译。

  


   佩里舰队出现在日本海面的1853年毕竟不是“马礼逊号”被日本炮击的1837年,这16年间发生了一件震撼日本的大事,即中国的鸦片战争。日本听说比它强大得多、先进得多、一直是它景仰、学习对象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居然被小小岛国英国打败、被迫打开大门的消息,不能不震惊异常。

   日本朝野有识之士想方设法,通过种种渠道获取中国鸦片战争的情报。虽然长期闭关锁国,但日本一直注重海外情报搜集,规定长崎港的中国和荷兰商人必须向长崎地方最高官员报告海外消息,这种报告被称为“风说书”。中国鸦片战争的消息,最初就是通过风说书传到日本的。日本将鸦片称为“阿片”,有关鸦片的风说书就被称为“阿片风说书”。这些风说书属于官方秘密文件,由长崎地方官上交幕府,只有幕府高级官员才能阅读。但阿片风说书的内容还是通过种种渠道,传到民间。日本朝野,此时急迫了解中国鸦片战争的情形,尽量搜集有关情报。

   日本对中国鸦片战争的一个直接的制度性反应是1841年放宽了《异国船只驱逐令》,规定如果外国船只提出要求,地方官可提供燃料、淡水和食品。1842年,正式废除《异国船只驱逐令》。

   郭实腊1833年在广州外国商馆创办的中文报纸《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也传入日本,引起重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中文报纸,郭实腊创办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向中国人传教,但他发现当时中国人有强烈的“华夷之辨”的观念,认为非华夏文明都是野蛮不文的,因此不可能接受基督教。如果要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首先要破除其他文化、文明都是“蛮夷”的观念,接受西方文化是与中国文化并存的另一种文明、文化,这是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前提。所以,这张报纸主要内容是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和历史文化知识。这份中文报纸1838年因经费问题停刊,五年来一直未引起中国人重视。鸦片战争后,仍未引起更多重视。相反,零星传入日本后,在鸦片战争大背景下,却引起了日本的重视。前述英文《中国丛报》是西方了解近代中国、日本的窗口,此张中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则是中国、日本了解西方的窗口。可惜,这张在中国境内创办的中文报纸,对中国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作用有限,却成为日本的“窗口”。

   参加过鸦片战争的魏源写的《圣武记》在1842年出版,不久就传到了日本,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注意。魏源曾入两江总督裕谦幕,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亲身体验了战争的失败,裕谦的战败自杀给他刺激尤其强烈。为总结战败教训,立志著书,在1842年出版了《圣武记》,叙述从清初到道光年间的征战史,分析军事制度、军事地理等因素,探究防御强敌之法。这本书传到日本,引起幕府高官重视,当时的政治家和一些后来对明治维新起了重要作用的佐久间像山、吉田松阴等都认真读过此书,其中一些章节还被翻刻。

   日本对鸦片战争信息的搜集甚至包括中国的笔记诗文。例如中国的竹枝词、棹歌体诗保存大量的地方史料,可以“补志乘之不足,备采风之选录”。1846年,浙江平湖沈筠辑刊《乍浦集咏》十六卷,其中有英国侵略军攻入乍浦城后种种暴行的竹枝词80余首。此书当年就流入日本,有人又专门将这80余首谴责英军暴行的“英吉利夷船”编为《乍川纪事咏》、《乍浦集咏钞》作为“警世之书”于1848年出版。日本正值被西方列强“叩关”前夜,此书记述英军能在中华大地上如此恣意妄为,确对日本起到警醒、启蒙作用。竹枝词、棹歌体向不为中国的文人雅士所重,但日本对此书却如此重视,足见其了解鸦片战争的急迫。

   1844年荷兰国王专门通过荷兰商馆致信日本幕府,正式促请日本注意中华帝国已被英国打败的事实,世界形势已经大变,西方的政治和通商活动将遍及全球,日本无法独善其身,也将面临大变,应当主动开放,积极参与世界之变。虽然幕府仍坚持闭关锁国,通知荷兰商馆此类信今后不用拆开即直接退回,毕竟通过正式渠道知道了以中国国门被暴力打开为标志的世界形势的剧变。

   中日一衣带水。对鸦片战争的了解越多,日本越强烈感觉到自己的大门马上也要被列强暴力打开,朝野越来越焦虑。如何应对、抵抗即将到来的西方挑战,一时成为有识之士讨论、争论的焦点。他们首先“求教”的,竟是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这两本在明代就传入日本的兵书。

对日本来说,戚继光当然不陌生,但并非因为他“抗倭”,是自己的敌人,而是因为他的兵法对自己“有用”。早在1727年,学者荻生徂徕有感于当年丰臣秀吉在朝鲜大败于明军,详细介绍、分析、总结了以戚继光为代表的明代兵学思想,希望改革日本军制。他再三论述戚氏兵法主张以士兵军律、训练为中心。他强调军队整体战的重要性,希望改变日本以武士“独斗”为主的传统兵法。强调军队整体战,自然否定了武士的单打独斗,大大降低了武士的作用和地位。戚继光强调对士兵要精选,“城市游滑之人”、“奸巧之人”不可选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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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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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雷颐游走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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